这首诗的首联点明了时间、地点，勾勒出一幅清冷的秋景；接着，颔联诗人将自己比作飘零在外的游客，把刘、杜二位友人比作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人才；颈联把刘、杜二人比作搏击长空的大鹏鸟和直上九霄的巨龙，进一步突出刘、杜二人的匡世救时的才能；尾联诗人与友人相互勉励，决心戮力同心，以解民于倒悬。诗为登高远望所感，既是勉友，也是自勉，表现出诗人对处于战乱之中的人民的同情，同时，也流露出希望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雄心。全诗语言朴实流畅，感情自然真挚，于昂扬中见沉郁。
首联“木落悲南国”，一个“悲”字为全诗定下了基调，同时也点明时在秋令。从《离骚》：“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可以想见，诗人是由草木零落想到美人迟暮、国事衰败因而发出悲叹。诗人站在高高的城楼上，仰望高空，只见众星环绕着北斗星旋转。这不禁使他想到孔子的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可是，现实是“登城望神州，风尘暗淮楚。江山带睥睨，烽火接楼橹。并吞何时休？百骨易寸土。”（《登西城门》）这句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
颔联由望中众星拱卫北辰引出登临者的思绪。诗人是一个有怀抱的人，曾道：“策勋万里，笑书生、骨相有谁曾许？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风云无便，未容黄鹄轻举。”从这里可以设想，诗人此次出游的目的，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考察社会形势，以便待时而举；二是为了寻求志同道合的“经济”人才，共同实现理想。“经济岂无人”，既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又含对刘将军、杜文学的期望，有力地表达了诗人的坚强信念。
接着诗人在颈联中写出了自己待时而举的愿望。“鸟过风生翼，龙归雨在鳞。”一旦有了顺风的时机，这只“风云未便，未容黄鹤轻举”的鸟儿，就会像添上新的翅膀一般翱翔。从这里可以看出生于乱世的高启，在对自己归宿的取舍上，是把火候看得老一些的。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张士诚即占领了他的家乡吴县，开始了对苏州十年的统治。当他的好友们纷纷投奔张氏幕府并且劝他仕张的时候，他却婉言谢绝了。这是由于“风云未便”，他不愿“轻举”的缘故。“龙归雨在鳞”，一朝风云际遇，诗人就要像神龙一样，行云行雨，比喻逢时奋进。
尾联“相期俱努力，天地正烽尘。”诗人和刘将军、杜文学互相约好，一起努力，收拾这“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的烽火连天、战尘滚滚的局面。从这一联中可以看出，这位被“文字狱”腰斩的诗人，决不是那种放弃社会责任，坐等天下太平的“纷纷儿女”辈。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用天空的大雁比喻太子刘盈，确立刘盈为太子，是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时的事。刘邦后来发现,刘盈过于“仁弱”，担心他难以继承皇位。他很喜欢赵王刘如意，觉得刘如意很象他。但是，刘盈是“嫡出”，吕雉所生。刘如意是“庶出”，妃子戚夫人所生。废嫡立庶，是件大事；况且，吕雉又是他的元配，曾经患难与共，他一时委决不下，多次征求亲近大臣的意见。但是，大臣中多数是刘邦的故交，和吕雉也有情面；而戚夫人，除了皇帝的恩宠以外，绝没有吕雉那样的“群众基础”。所以，包括留侯张良在内的一班老臣，都劝刘邦不要免去刘盈的太子地位。刘邦看到大臣们拥戴刘盈．认为他象鸿鹊，甚至“一举千里”，那是受了蒙骗。
“羽翼已就，横绝四海。”说的还是刘盈，刘邦仍被假象蒙蔽着。吕稚知道刘邦的心思，暗暗心焦，她更知道“母以子贵”的道理，谁的儿子做皇帝，生母就是皇太后，无上尊贵，于是她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频繁的幕后活动，求助于大臣，甚至不惜屈尊下跪，求张良帮助。最后，她就按张良的主意，让刘盈去巴结当时的四大名士“商山四皓”。这四个老头儿正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这四位是顶尖的世外高人，人称“四皓”，即四颗明星。张良就让四个老头儿当太子的老师。“四皓”曾拒绝过刘邦的遨请，不肯出山做官，如今却同刘盈同车四游，使刘邦误以为刘盈有才能，孚众望。
“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刘邦面对戚夫人的哭泣，表达出自己爱莫能助、无可奈何的心情。刘邦病重以后，自知大限不远，曾又一次和大臣们提到接班人问题。大臣们除了陈说利害以外，都对刘盈极口称赞，使刘邦最终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当他把这一情况告知戚夫人时．戚夫人十分悲伤，泣不成声。刘邦宽慰她说：“为我兹舞，吾为若楚歌。”《鸿鹄歌》，就是这样一首忧心忡忡、情意绵绵的歌。
刘邦不无忧虑地死去，活着的戚夫人和她的儿子刘如意却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迫害，双双被狠毒的吕雉害死。得宠的戚夫人一门全让吕雉给收拾了，如意被毒死，戚夫人被砍了手脚，挖眼熏耳，扔到茅房里.看到戚夫人被吕雉变成“人彘”的惨相，连吕雉的亲生儿子刘盈都愤怒地大骂：“此非人所为！”
《鸿鹄歌》情真意切，巧用比喻，仍是楚辞遗风，联系史实去读．不乏感人的艺术力量。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