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一开头,就将诗笔放纵出去,从范云将去之地湖南着笔,从彼地的往古之时写起:“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这里,诗人写了两个古老、美丽而又动人的故事。相传古时黄帝曾在洞庭奏《咸池》之乐;帝尧的二女娥皇、女英曾追随舜前往南方,没有赶上而死于湘水。诗人以此来代指友人将要去的地方,用心良苦。本来,蛮夷之地,瘴烟湿热,无乐可言;但,如果照实写来,对将要前往赴任的朋友来说,该是非常大的刺激。所以,诗人灵心一动,从这两个古老的传说写起,巧妙地引出友人将要去的地方,既回避了触目惊心的刺激,又兼顾到了诗本身结构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可谓精巧至极。“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第三、四句,仍承上那个古老的传说写下来,但笔势已开始收束。通过云水往还的景色描写,诗人将诗笔悄悄地收拢回来,从彼时彼地逐渐聚束到此时此地。他的那颗忧愁之心,先到苍梧之野萦回了一圈以后,现在,宛如乘着思绪的木兰之舟,沿着滔滔江水,徘徊到新亭江边。离别就在此地、就在此时。诗人仿佛猛然从浮想联翩中清醒过来,停车驻马,目送已泛舟江中的友人。五六两句一写友人,一写自己,用了一个大的镜头:一个岸边立马,怅然若失;一个江中辍棹,犹豫不舍。形象含蓄地表达出了深沉的依依惜别之情。
这种离别,交织着复杂的感情。失意,怀才不遇,便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成份。最后四句,明白地道出了这一心迹。诗人用郑袤的典故,是勉励范云,希望他到任零陵后,能像郑袤那样,政有显绩,声望日隆。而“茂陵”句则是自喻。诗人以司马相如自比,希望自己也能像他那样,受到赏识。这与其说是写理想、抒怀抱,不如说是强打精神,互慰衷肠。因为,现实毕竟是冷酷无情的。好友远往他乡异地,自己寂寞都城,这才是现实,不可能海阔天高,奢谈理想、抱负。所以,透过表象,体会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意绪,滋滋漫溢出来,以至最后化作了无可奈何的感叹:“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远大的抱负,宏伟的理想,都已随着滚滚波涛,飘然而逝了,而今只有江上离别,只有无穷无尽的忧愁而已。离别的痛苦,加上失意的寥落,在诗人的心头上蒙上了一层巨大的失落之感,忧愁、苦闷、沉寂、怅惘,多重意绪深深地纠缠着诗人,使他始终怅然独立新亭,望着滔滔江水,任凭它带走诚挚的友情,搅扰五味俱全的情怀,荡涤无限渺茫、无限悠远的“心事”。
这首诗的艺术结构很奇特。一般说来,送别诗都是从此地遥想彼地,从现时憧憬将来;而谢脁此诗,率皆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时空的安排上设置了一个超乎寻常的大逆转:时间,从往古的黄帝奏乐、二妃南行写起——先将时间倒退回去,然后再慢慢收束回来,一直写到与友人送别之现时;地域,从范云将在之地洞庭潇湘(实指零陵)写起——先将地域推宕开去,然后再悄悄拉拢过来,由江汉之水,顺流直下,一直写到离别之此地。在此基础之上,再由物境而入心境,将诗笔深入到心灵深处,抒发怀友之思和惜别之情,描绘失意之志和失落之感。这样一条由远及近、由景入情的线索,蜿蜒络绎于诗的始终,表现出诗人构思上的精巧和诗篇结构上的戛戛独造。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这首诗在意境上的变化参差错落,大开大阖,在暴风骤雨之后,描绘的是一幅凄凉萧索,满目疮痍的秋原荒村图,这图景正是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缩影。
诗的首联即用民歌的复沓句法来写峡江云雨翻腾的奇险景象。登上白帝城楼,只觉云气翻滚,从城门中腾涌而出,此极言山城之高峻。往下看,“城下”大雨倾盆,使人觉得城还在云雨的上头,再次衬出城高。这两句用俗语入诗,再加上音节奇崛,不合一般律诗的平仄,读来颇为拗拙,但也因而有一种劲健的气骨。
下一联承“雨翻盆”而来,具体描写雨景。而且一反上一联的拗拙,写得非常工巧。首先是成功地运用当句对,使形象凝炼而集中。“高江”对“急峡”,“古木”对“苍藤”,对偶工稳,铢两悉称;“雷霆”和“日月”各指一物(“日月”为偏义复词,即指日),上下相对。这样,两句中集中了六个形象,一个接一个奔凑到诗人笔下,真有急管繁弦之势,有声有色地传达了雨势的急骤。“高江”,指长江此段地势之高,藏“江水顺势而下”意;“急峡”,说两山夹水,致峡中水流至急,加以翻盆暴雨,江水 猛涨,水势益急,竟使人如闻雷霆一般。从音节上言,这两句平仄完全合律,与上联一拙一工,而有跌宕错落之美。如此写法,后人极为赞赏,宋人范温说:“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其皆工,则峭急无古气。”(《潜溪诗眼》)
这两联先以云雨寄兴,暗写时代的动乱,实际是为展现后面那个腥风血雨中的社会面貌造势、作铺垫。
后半首境界陡变,由紧张激烈化为阴惨凄冷。雷声渐远,雨帘已疏,诗人眼前出现了一片雨后萧条的原野。颈联即是写所见:荒原上闲蹓着的“归马”和横遭洗劫后的村庄。这里一个“逸”字值得注意。眼前之马逸则逸矣,看来是无主之马。虽然不必拉车耕地了,其命运难道不可悲吗?十室九空的荒村,那更是怵目惊心了。这一联又运用了当句对,但形式与上联不同,即是将包含相同词素的词语置于句子的前后部分,形成一种纡徐回复、一唱三叹的语调,传达出诗人无穷的感喟和叹息,这和上面急骤的调子形成鲜明对照。
景色惨淡,满目凋敝,那人民生活如何,这就逼出尾联碎人肝肠的哀诉。它以典型的悲剧形象,控诉了黑暗现实。孤苦无依的寡妇,终日哀伤,有着忧愁和痛苦。她的丈夫或许就是死于战乱,然而官府对她家也并不放过,搜刮尽净,那么其他人可想而知。最后写荒原中传来阵阵哭声,在收获的秋季尚且如此,其苦况可以想见。“何处村”是说辨不清哪个村庄有人在哭,造成一种苍茫的悲剧气氛,实际是说无处没有哭声。 本诗在意境上的参差变化很值得注意。首先是前后境界的转换,好像乐队在金鼓齐鸣之后奏出了如泣如诉的缕缕哀音;又好像电影在风狂雨暴的场景后,接着出现了一幅满目疮痍的秋原荒村图。这一转换,展现了经过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缩影。其次是上下联,甚至一联之内都有变化。如颔联写雨景两句色彩即不同,出句如千军万马,而对句则阻惨凄冷,为转入下面的意境作了铺垫。这种多层次的变化使意境更为丰富,跌宕多姿而不流于平板。
在艺术上,这首也很有特色:首先,境界开阔。诗人在描写上富有变化,参差错落,大开大阖。诗歌中,诗人描写了暴风骤雨的景象,同时又给读者展现一幅凄凉萧索,满目疮痍的秋原荒村图。其次,借景抒情。在诗歌中,诗以白帝的急风暴雨,喻唐代社会的战乱动荡;以荒村的萧条凄凉,喻“安史乱后”国家的疮痍满目。诗人通过这样的环境的描写,表现了对国家动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沉郁的忧愁与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