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本文是用骈体写成的一篇山水小品。一共140多个字。骈文常用四字六字组织,故亦称“四六文”。但文章又有异于当时一般的骈文,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骈文形式上的束缚,体现了可贵的突破与创新。
首段是总写全景,写出富春江山水之美。第一句“风烟俱净,天山共色”绘的是远景,极目远眺,风停雾散,高爽晴空一尘不染,天山一碧,景象清新而壮阔。这既绘写景色,又暗点惬意畅游的季节。秋天特有迷人景象深深吸引作者,于是泛舟江上,兴致分外盎然。第二句,由远及近,由景及人,写的是泛舟情景和畅游心情。“从流飘荡”,既写小舟沿江逆水而上的情态,又抒写心中随顺追趣之情。一中路美景收不尽,只好“任意东西”以饱眼福。第三句进而写出作者游踪,统观“自富阳至桐庐”百来里的山光水色之后,作者由衷赞叹:沿江奇山异水,天下无与伦比。
第二段先承上写“异水”。前两句写富春江静态美。江水色泽,青白一片,水流清澈,深可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可以看见鱼儿在往来嬉戏,甚至连细小的石子也历历在目,足见江水的明静和、清澈。第三句又转写富春江的动态。作者运用两个比喻,形容江流比射出的箭还快,激浪像骏马飞奔,真是动人心魂,气势不凡。这段只用了三句二十四字,或是正面描绘,或侧面烘托,或设喻作譬,就把变幻多姿的景象展现出来。
第三段进而写山之景。作者用概括而形景的语言写出那江流险峻的山势和山中种种奇异的景物,视野从低到高,从点到面。“负势竞上”,视线由低往高移动:“互相轩邈”,视线向远处发展,视线扩展到座座高山:“争高直指。千百成峰”,再从局部扩展到整体。“竞上”、“互相”、“争高”,无生命的山,无不奋发向上,这不仅描绘出层峦迭峰种种奇特的雄姿,还写出观赏者荡涤心胸的奇趣,写了奇特山势,作者的目光又从整体转到细部,再次突出山之“奇”,从描写对象看,写了泉水、百鸟、鸣蝉、山猿和树木,但不是突出形象而是从音响和日照角度来写,写出听觉和视觉中新奇的美感,泉水泠泠,清越悦耳,好鸟嘤嘤,和谐动听;山蝉儿高唱,山猿长啼,也无不令人振奋。山林百间交汇,组成一曲优美交响乐。这一段最后珍两句写树木,跟段首“皆生寒树”照应,群峰丛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给人以欣欣向荣,蓬勃向上感觉,写树木繁茂,、虚实结合,正写“横柯”、“疏条”,侧写“在昼犹昏”,“有时见日”,运笔手法灵活多变。
这一段描写山中景物,插入一组议论性偶句“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这是作者观赏美景中油然而生和联想,借景言志,既反映了作者对争名逐利官场的鄙视,又衬出大自然美景诱人的力量。这里“望峰息心”和“窥谷忘反”中的“谷”既是实指,又是泛指。就实指而言,意谓这名利极力攀上峰巅,热衷政务而想飞黄腾达者,应窥见面前危险深谷而返,就泛指而言,意谓大自然的伟大会使人流连忘返,平息功名利禄之心。总之,既写奇景,又抒感概。
作者抓住此山此水特征,把动与静、声与色、光与影巧妙结合,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充满生命力的山水图,让读者充分享受到了富春江两岸的“山川之美”。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本文通过唐雎向信陵君的进言,说明一个人做了好事切不可居功自傲、于人有恩德的事不应放在心上的主旨。
文章在表现这一主旨时,不是用直白方法,而是迂回切入。唐雎先从事情有不可知、不可不知,不可忘、不可不忘四种情况说起,再具体为人之憎我、我之憎人,人有德于我、我有德于人而应采取的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不可忘和不可不忘的四种态度,最后才落实到信陵君救赵一事上,说明这是有德于赵、不可不忘之事。辩证说来,环环相扣,严谨有致;语句反复,却不刻板,回环有味,令人深思。
这篇文章,篇幅至短,而文气则甚宽舒,在简单交代信陵君窃符救赵,赵王郊迎的背景之后,重点写唐雎与信陵君的对话。唐雎先对信陵君说:“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这四句话,没头没脑,看似不着边际,不知所云,信陵君也的确不明白,难怪他会问:“何存也?”于是唐雎不慌不忙,就信陵君的疑问,为他解释这四句话:“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四句话可分两层,前二句为上层,后二句为下层,上层为宾,下层为主;在下层中,前句为宾,后句为主,宾主相衬,顿挫有致。“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是唐雎这番话的主旨,于是由泛言“可忘”与“不可忘”,自然而然地引出要规劝的现实的具体的问题:“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愿君之忘之也!”水到渠成,情理自现。对唐雎之谏,信陵君欣然接受。这段对话,前半为虚笔,后半才落实,虚笔作铺垫,实写见真意,虚实结合,宽缓从容,不急不懈,飘逸有致。
“梅花开到九分”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如开到十分,便是全盛了。古人很早就明白满招损,盈必亏,物极必反的道理。全盛的梅花接着便会凋零的。所以慧心的诗人宁愿花只半放,以蓄其开势,有道是:“山脚山腰尽白云,晴香蒸处画氤氲。天公领略诗人意,不遣花开到十分。”(元璟《马家山》)花取半放,诗亦取不尽,是其妙处。叶燮诗亦从九分著意,寓惜花之心情,是一首富于情韵之作。
“亚枝低拂碧窗纱,镂月烘霞日日加。”二句写作者窗外园中之梅,花开日盛。“亚枝低拂”句虽是写临窗梅树,没有清浅的溪水 ,却仍具有疏影横斜之意。诗人形容花色有明艳,常引云霞为喻,“镂月”偏重写花的质感轻盈匀薄,“烘霞”偏重写花的颜色艳丽鲜明。“日日加”则是从含蕊到吐放,渐渐盛开,不觉已“开到九分”。再下去便要开到全盛即“十分”。开到十分的花朵固然美丽无以复加,但诗人还是宁愿它保持九分的势头,接下去便写这种祝愿。
“祝汝一分留作伴”,这也就是“不遣花开到十分”的意思。留一分保持九分,就可以长久与人作伴了。至于留谁作伴,那是语有出典的。盖宋代处士林逋,杭州人,少孤,力学而刻意不仕,结庐西湖孤山。时人高其志识,赐谥和靖先生。逋不娶无子,所居多植梅蓄鹤,泛舟湖中,客至则放鹤致之,因谓梅妻鹤子。“祝汝一分留作伴”便是就以梅为妻的林和靖作想,然而林和靖早已作古,故末句云:“可怜处士已无家”。处士既已无家,那么梅花还留一分何为呢?所以末句实际上又暗含对第三句的否定。其实花开花落,自有规律,“祝汝一分留作伴”只是主观上的美好想法。无论处士有家无家,梅花既开到九分,也就会开到十分,其花期已就过得差不多了。而诗中却从梅花的有伴无伴,处士的有家无家作想,写得一波三折,一唱三叹。也就将诗人的惜花心情,于此曲曲传出,极富情致,几令人“不忍卒读”。所以高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