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一句，季节、时间、环境、情绪全出来了。春日的一个黄昏，日色将尽，夜幕降临，花辨上也似乎含着缕缕烟雾，女主人在干什么呢？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明如镜、皎如绢，一种淡淡的愁绪让她开始感到闷倦，难以安眠。这样一烘托，一幅温婉细腻的场景率先浮现在了读者面前。
紧接着一副工整的对仗“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古代赵国的妇女善鼓瑟，故称赵瑟，蜀中有桐木宜作琴，相传司马相如曾奏蜀琴来挑逗卓文君。诗人用这两句排比在暗喻什么呢。从字面上来看，赵瑟刚弹过，凤凰状的瑟柱停下来了，又不知不觉的拿起蜀琴，准备开始奏起鸳鸯弦。而凤凰、鸳鸯都是成双成对生活，正是男女之情的一种见证！哦，原来女主人是在思念她的爱人了。
再来看下句“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男人在思念至极呐喊“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一片如火之热情。女人则如水，她不怨恨，她只是把满怀心事托与春风，希望春风能把因凤凰柱、鸳鸯弦带给她的那深切的别离之苦捎给远方的心上人。“寄燕然”一句告诉我们，原来她的丈夫是从征去了。李白在《关山月》中曾经这样描写过征客的心境“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这样的思念，比起“一种相思、两种闲愁”的“闲愁”更多了几分烟火气息和现实意义。
心事已经寄予春风了，春风真的能给爱人带去自己的一片相思吗？女人心里依旧一片茫然，于是她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忆君迢迢隔青天”！山水迢迢，对你的思念如此遥远，就象隔着那苍茫的青天。
“昔日横波目，今为流泪泉”，一句想象奇特、大胆夸张的对偶把这个美丽的女子形象刻画出来了，旧日的那对顾盼灵秀、眼波如流的双目，如今却变成了泪水的源泉，可知二人分开之后，女子除了长夜无眠和深深叹息之外，竟是常常的以泪洗面。
末句“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使这个女子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了，你看她娇嗔的说道：如果你不相信我因为思念你而肝肠寸断，等你回来时，在明镜前看看我憔悴、疲惫的面容就知道了。一副天真、调皮的样子跃然纸上，让人倍加爱怜和心痛。
《长相思》第二首相比第一首，言语更加浅显易懂、音韵更加曲调化，我想，这与唐朝音乐鼎盛有关，从宫廷乐府到民间教坊，许多诗词都被谱上曲谱，四处吟唱，李白的乐府诗更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第二首又用了夸张、排比、想象、暗喻等手法，从多个角度把这个美丽多情的女子对出征边塞丈夫的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诗人虽不是女子，却能刻画如此生动、细腻的女子形象，就好像曹雪芹不是女人，却能读懂天下形形色色的女人一样，我想，世间无论男女，也许不必太多的在意付出，只要能真正的读懂对方，此生足矣！
赏花而花已开，诗人常有不逢时之叹，但此诗却加了一个“他日未开”；不管是未开或已谢，总会令人有些感慨。作者从“他日未开今日谢”，引申出“嘉辰长短是参差”的结论，自然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类此的“参差”之事，实在很多，却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自怨自叹而已。
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七绝：“桃花零落杳难寻，人为来迟惜不禁。我道此来迟更好，想花心比见花深。”（《湖上杂诗》）天下事，如能以此种心态处理，也许可以免却许多烦恼。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种境界。一个人，在人生历程中，常会遇到此种参差之事，经历得多了，心理状态或有失平衡，于是乎，李商隐一来到樱桃树下，看到并非花芳正结之时，便陡然感到流莺舞蝶都在相欺了，这种心态，倒也是常有的。
李商隐好几首樱桃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嘲讽、讥诮的对象，这首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同情、叹惜的对象。纪昀把李商隐笔下的樱桃当成一个人，认为“集中屡咏樱桃，必有所为，亦可以意为之”。这样的理解，抹煞了这些樱桃诗在意象上的差异，混淆了其主旨。张采田不同意纪昀的意见：“纪氏能以意会，则于玉溪自不至于妄加攻击，但恐未然耳。托意遇合之作，所谓恨遭逢之迟暮也。必非艳情，与《嘲樱桃》诗不同，其座主李回贬湖时之深慨乎？”（《玉溪生年谱会笺》）
这首诗可分两层，前六句为第一层，叙事与写景，概括表现了山间的美景，详细描绘了山下的田野风光；最后两句为第二层，议论抒情，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美好大自然的无限眷恋之情和独到的审美感。
作者首句即点题，说明自己天一破晓便乘竹轿离开寺庙了。这里没有申说留宿寺庙的原因，宋代和尚多有能诗者，有些使命还很大，作者也许昨夜是与黄山寺一位诗僧切磋诗艺，探讨哲理，大有所得，余兴犹存;出的庙门，又见一路春光扑面，春色宜人，因此格外高兴。“野塘山路尽春色”一句，概括了下山途中的景物。这里作者之所以没有细细勾勒野塘边、山路旁的景色，是由于天刚破晓，景物尚在朦胧之中，不宜看得真切，加上作者又是乘坐竹轿，不比步行能驻足细赏。但一个“尽”字，见一路映入诗人眼帘的尽是明媚的春光，已足以传达出满心愉悦之情了。
山路曲曲，松林层层。从“穿松影”一语可见下到山脚，登上坦途，太阳已经升起了。黄山寺已被层峦叠翠所遮，只从山颠云际隐隐约约传来阵阵的钟声。山之高、林之密、路之远，尽在不言之中。
下得山来，“平陆”的春光与“山路”相比，又有动人之处。颈联“草色溪流高下碧，菜花杨柳浅深黄”，写出了春日田野风光的特征。一条小溪,蜿蜒曲折，碧波荡漾；溪岸两旁，郁郁葱葱，碧草吐芳。草在岩上绿，水在岸下绿，是水绿了草？还是草映绿了水?一片片菜花翻波涌浪,一排排杨柳婀娜多姿，菜花黄得浓，柳丝黄得淡,浓淡相间,深浅相配,协调和谐,宛如画境,真可谓”撩人春色不须多”。置身于这生气盎然的一片大好春光之中，谁人能不动情呢？
“杖藜切莫匆匆去，有伴行春不要忙”。诗人在撩人春色的诱下，终于从竹轿上走下来了。他不满足于“坐轿观花”，而要拄上藜杖，漫步田野，细细地欣赏体味。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春天里的万紫千红，匆匆流览，岂能深刻体会到个中三昧？所以诗人劝告同行之人，“有伴行春不要忙”。这里既流露出对美好春光的无限眷恋之意,又谈出了一种生活中审美的经验；在观赏美景时，应该保持一种高度闲适的心境,细细观摩，慢慢体味，才能深入认识美的事物的真谛，而不能走马观花，浅尝即止。作者在《天台曹园》诗中也说：“平生看花法，不学蜜蜂忙”。蜜蜂采花是为着酿造蜂蜜，实质上是一种追求功利的表现；诗人赏花是为着审美，而审美在形式上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自由的观照，而不是一种功利的欲求，所以审美时应该抛弃功利之心，进入一种专注忘情的境界。也许，诗人昨夜在黄山寺庙同和尚谈论的正是这类道理吧？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