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作者婚后所作，通过描述作者重阳节把酒赏菊的情景，烘托了一种凄凉寂寥的氛围，表达了作者思念丈夫的孤独与寂寞的心情。
“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一天从早到晚，天空都是布满着“薄雾浓云”，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最使人感到愁闷难捱。外面天气不佳，只好待在屋里。永昼，一般用来形容夏天的白昼，这首词写的是重阳，即农历九月九日，已到秋季时令，白昼越来越短，还说“永昼”，这只是词人的一种心理感觉。时间对于欢乐与愁苦的心境分别具有相对的意义，在欢乐中时间流逝得快，在愁苦中则感到时间的步履是那样缓慢。一个人若对“薄雾浓云”特别敏感，担心白天总也过不完，那么，她的心境定然不舒畅。李清照结婚不久，就与相爱至深的丈夫赵明诚分离两地，这时她正独守空房，怪不得感到日长难捱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抒离愁，但仍可透过这层灰蒙蒙的“薄雾浓云”，窥见女词人的内心苦闷。“瑞脑消金兽”一句，便是转写室内情景：她独自个儿看着香炉里瑞脑香的袅袅青烟出神，真是百无聊赖。又是重阳佳节了，天气骤凉，睡到半夜，凉意透入帐中枕上，对比夫妇团聚时闺房的温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上片寥寥数句，把一个闺中少妇心事重重的愁态描摹出来。她走出室外，天气不好；待在室内又闷得慌；白天不好过，黑夜更难挨；坐不住，睡不宁，真是难以将息。“佳节又重阳”一句有深意。古人对重阳节十分重视。这天亲友团聚，相携登高，佩茱萸，饮菊酒。李清照写出“瑞脑消金兽”的孤独感后，马上接以一句“佳节又重阳”，显然有弦外之音，暗示当此佳节良辰，丈夫不在身边，“遍插茱萸少一人”，不禁叫她“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又重阳”一个“又”字，是有很浓的感情色彩的，突出地表达了她的伤感情绪。紧接着两句：“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丈夫不在家，玉枕孤眠，纱帐内独寝，难免有孤寂之感。“半夜凉初透”，不只是时令转凉，而是别有一番凄凉滋味。
下片写重阳节这天黄昏赏菊东篱、借酒浇愁的情景。把酒赏菊本是重阳佳节的一个主要节目，大概为了应景，李清照在屋里闷坐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强打精神“东篱把酒”来了。可是，这并未能宽解一下愁怀，反而在她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感情波澜。重阳是菊花节，菊花开得极盛极美，她一边饮酒，一边赏菊，染得满身花香。然而，她又不禁触景伤情，菊花再美，再香，也无法送给远在异地的亲人。“有暗香盈袖”一句，化用了《古诗十九首》“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句意。“暗香”，通常指梅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是北宋诗人林逋咏梅花的名句。这里则以“暗香”指代菊花。菊花经霜不落，傲霜而开，风标与梅花相似，暗示词人高洁的胸襟和脱俗的情趣。同时也流露出“馨香满怀袖，路远莫致之”的深深遗憾。这是暗写她无法排遣的对丈夫的思念。她实在情不自禁，再无饮酒赏菊的意绪，于是匆匆回到闺房。“莫道不消魂”句写的是晚来风急，瑟瑟西风把帘子掀起了，人感到一阵寒意。联想到刚才把酒相对的菊花，菊瓣纤长，菊枝瘦细，而斗风傲霜，人则悲秋伤别，消愁无计，此时顿生人不如菊之感。以“人比黄花瘦”作结，取譬多端，含蕴丰富。
此词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物皆著我之色彩”，从天气到瑞脑金兽、玉枕纱厨、帘外菊花，词人用她愁苦的心情来看这一切，无不涂上一层愁苦的感情色彩。在结构上自起句至“有暗香盈袖”，都是铺叙笔法；而把节日离索的刻挚深情留在结拍，使它如高峰突起。“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成为全篇最精彩之笔。以花木之“瘦”，比人之瘦，诗词中不乏类似的句子，这是因为正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才共同创造出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怀人的境界。“莫道不消魂”，直承“东篱把酒”以“人拟黄花”的比喻，与全词的整体形象相结合。“帘卷西风”一句，更直接为“人比黄花瘦”句作环境气氛的渲染，使人想象出一幅画面：重阳佳节佳人独对西风中的瘦菊。有了时令与环境气氛的烘托，“人比黄花瘦”才有了更深厚的寄托，此句也才能为千古传诵的佳句。
此词的另一个特点是含蓄。唐司空图认为含蓄的主要特征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及，若不堪忧。”（《诗品·含蓄》）从字面上看，这首《醉花阴》没有写离别之苦，相思之情，但仔细寻味，它的每个字都浸透了这一点。从她不时去看香炉里的瑞脑燃烧了多少（也即时间过去了多少）的细节中，读者可以感到她简直是度日如年。白天好不容易挨过去了，晚上更加难捱。李清照不直接写“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是写失眠，写一直到半夜都没有睡着。看来她不只是身体感到凉，主要的还是内心感到凉。于是她对赵明诚那苦苦思念之情便从字里行间洋溢而出。读罢全词，一位不堪忍受离别之苦的少妇形象生动地立在读者眼前。
全词明白如话，没有冷涩难懂之处，表达的感情却十分深沉细腻。畅达与深沉相结合，这正是李清照词风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首诗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咏傀儡以言情，形象生动，耐人咀嚼。诗题《咏傀儡》，意为吟咏木偶戏中的木偶。诗的前两句“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鲍老”，是宋代戏剧中的角色；“郭郎”，是戏剧中的丑角，诗中系指木偶戏中的木偶。这里，着墨无多，却使鲍老与郭郎的形象跃然纸上。诗人写鲍老，突出一个“笑”字；写郭郎，则紧扣其“舞袖太郎当”（衣服宽大，与身材不称）。透过这两行诗，我们仿佛目睹鲍老当筵笑郭郎的笑容，耳闻其笑语，也仿佛看到郭郎甩动着宽长的衣袖机械起舞的舞姿。
诗的后两句“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笔锋一转，作出假设：倘若让鲍老当筵舞，则鲍老的舞袖较之郭郎反而更显得宽长。这两行诗，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哦，原来那个讥笑郭郎舞袖太郎当的鲍老，其舞袖更为郎当。这样，鲍老就成了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角色，他对郭郎的讥笑，也就变为他的自我嘲笑。
显然，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色是寓讥刺于幽默之中，诗旨不在写鲍老笑郭郎舞袖太郎当，而在讥刺鲍老缺乏自知之明，以及傀儡的身不由己。但诗人不是以一副严肃的面孔，声色俱厉地呵斥之，而是面露笑容，说出蕴藏着讥刺锋芒的幽默话来，从而，令人于一阵轻松发笑之后，陷入沉思，有所领悟。这种寓讥刺于幽默之中的艺术，较之直露讥刺锋芒要委婉含蓄，耐人寻味。
文章记述了郑国的上卿子皮和继任子产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和知无不言的坦诚态度，而子皮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二人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堪称人际关系的楷模。文章围绕用人问题展开对话，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语言简练畅达，叙述线索清晰，善用比喻，层层论证，令人信服。
文章显示了《左传》善于叙事，叙事线索分明，叙述描写详略得当、结构严谨的特点。全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展开，下笔开门见山，收笔一唱三叹，中心突出，线索明确，结构严谨；重点描写子皮与子产的对话，通过对话展现二人在用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个性，表现作者对用人问题的深刻认识，而对子皮如何具体安排使用尹何、子产的想法和做法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
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子皮和子产的言行描述生动逼真，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子产对身为上级的子皮劝告，先是委婉的反对：“ 少，未知可否。”看到子皮仍坚持己见，并坦诚表明了内心想法，子产则斩钉截铁地进行反对：“ 不可。”然后细致晓畅而动情地分析了子皮思想的错误性，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和诚恳态度感动了子皮，让子皮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并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显示了贤能之士的智慧和才能。而子皮在自己的想法遭到下属的反对之后，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坦诚表明自己的想法意图；在听了下属更为坚决的反对和详细分析之后，他不但对下属的见解大加赞赏，而且十分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由衷的佩服，十分大度地接受子产的建议，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子产的信任和重用，这正是作者在《左传》中极力推崇强调的明君典型。
文章的语言，特别是子皮、子产二人的对话，简炼而丰润，含蕴而畅达，曲折而尽情，极富表现力，是典型的《左传》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