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最大特点是大量运用比喻。“清水本不动，桃花发岸旁。桃花弄水色，波荡摇春光。”诗中的男子自比清水，借以象征自己的纯洁心灵和贞洁的感情；他把情人比作桃花，借以表现女子的弄丽动人。一池静静的清水，岸边长着一株桃树。桃枝的摆动，引起了水中倒影的摆动；水波荡漾，仿佛春光也在颤动。诗中的男主人公与情人就像这桃花和清水荡起爱情的波纹。比喻形象、生动，洋溢着诗情。
诗人又用比喻手法描绘了分离后的凄惨图景。“昔作一水鱼，今成两枝鸟。哀哀长鸡鸣，夜夜达五晓。起折相思树，归赠知寸心。”过去二人如同一个池中的游鱼一样，相亲相爱在一起，二人分居两地，变成了两个树枝上的鸟，天天如长鸡呜叫，夜夜哀鸣到东方欲晓。我彻夜不眠，清晨起来折下一枝相思树枝，把它赠给你，你见到树枝后就一定会知道我想念你的苦苦心思。这里的比喻既恰切，又给人一种伤感的气氛，牵动人们的情感。
最后以比喻结尾。“覆水不可收，行云难重寻。天涯有度鸟，莫绝瑶华音。”过去相亲相爱的日子，就如倒在地上的水一样不可收起，就如飘去的浮云一样难以把它重新找回。但愿你不要忘记在遥远的天边有一个孤苦伶仃的亲人。希望不断地给我带来瑶华一样珍贵的音信。这里的“覆水”、“行云”、“瑶华”都比喻得精当，以这样的比喻结尾，留下凄凄情意让人去体会。
总的来说，这首诗以诗中两人的感情发展经过为主题结构，首先追思年轻时的恋慕，其次写尔后分离，再写两人别离已久已不可能在一起，最后寄以希望再通音讯来结尾。
相较其他诗人写精卫的诗歌，本诗视角新颖，不是对精卫本身进行评价，而是就其填海这一行为做理性思考，其中有对精卫因为填海而奔波劳累、伤痕累累的同情，又有对精卫填海这一伤及无辜、毁坏草木的行为提出质疑，同时流露出作者无限悲悯的博大情怀。
诗歌首句“精卫谁教尔填海”，表面看是提问，实则是质疑，明知故问，因为谁都知道精卫填海是为了复仇，报“溺亡”之仇。但这一问，更能引起读者对填海这一行为的思考。接下来，作者就围绕着“填海”为读者呈现四幅画面：
第一幅：“海边石子青磊磊”。这是实景描绘，海边，石子堆积如山。这是精卫填海的凭借，石子之多，足见精卫填海的决心。
第二幅：“海中鱼龙何所为”。这是虚景假设，写填海后果。海被填平后，海中鱼龙如涸辙之鲋般陷入困境，无处求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一己之私仇而可能殃及无辜的鱼龙，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逐渐显现。
第三幅：“山中草木无全枝”。先来一句过渡。第五句“口穿岂为空衔石”照应第二句“海边石子青磊磊”，在诗中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作者的视角从海边转向山上，然后又是一幅实景描绘，再写填海后果，山中的草木七零八落。填海殃及的不仅是鱼龙，还有山中草木！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进一步显现。
第四幅：“朝在树头暮海里，飞多羽折时堕水”。这幅图景是虚实结合，再写填海后果。虚写精卫因填海而奔波劳累、遍体鳞伤。“朝”“暮”多为想象，互文见义，但虚中有实，突出精卫奔波劳累；“口穿”“羽折“”堕水”为实写之词，实中有虚，写精卫的遍体鳞伤。对精卫填海的行为，作者是理解的，毕竟大海是造成悲剧的元凶；对精卫填海时所遭受的苦痛，作者是饱含悲悯之情的，毕竟精卫有仇报仇的血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这四幅画面，写填海后果，也是作者悲悯之情的蓄积过程，从伤及无辜到自伤，填海的伤害达到极点，诗人的悲悯之情也达到了极点。
此诗旨在为李白晚年不幸的遭遇辩护申冤，并为他不平凡的一生写照。 王嗣奭说：“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卢世傕认为这是“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杜诗详注》）。诗歌本身也是一篇“惊风雨”，“泣鬼神”的传世杰作。李白同辈排行第十二，所以称“李十二白”。
此诗分三大段，一个结尾。第一段从“昔年有狂客”到“青云满后尘”，追述李白于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和742年（天宝元年）两入长安的经历，对李白的前半生作了高度的概括，同时，对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热情的赞颂。前六句记叙李白初游长安事。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其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书中还记载，贺知章读李白的《乌栖曲》后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贺知章号“四明狂客”。诗人根据这些史实，赞扬李白妙笔生花，连风雨也为之感到惊叹，连鬼神也为之感动哭泣。李白经贺知章的宣扬，于是名震京师。汨没：埋没。三十年来默默无闻，此后就名满天下了。此诗一开头就显得笔锋突兀，气势不凡。非“狂客之誉”，无以彰“谪仙”之名。而“谪仙”这一美誉出自久负盛名的大诗人贺知章之口，更增加了它的份量。李白初出茅庐，一鸣惊人，恰如演员登台亮相，光彩照人，赢得满堂喝彩。“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两句历来被人们看成是描写李白的佳句。诗人以高度夸张的手法，盛赞了李白诗歌强大的艺术魅力。落笔能惊动狂风暴雨，说明李白的诗歌气势磅礴；诗成能使鬼神哭泣，说明李白的诗歌感人肺腑。诗人用精妙的语言赞美了李白的旷世才华，而“诗仙”李白也确实有资格接受这一赞誉。从这里可以看出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和钦敬。
后六句叙写李白二游长安事。“文彩”二句是说李白因擅长诗赋被玄宗召入京，供奉翰林；他那些无与伦比的诗篇必将流传千古。以下四句记叙的是李白供奉翰林期间的事。“龙舟”句见唐人范传正《李公新墓碑》：玄宗“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兽锦”句见李白《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蔡梦弼《杜诗注》引《李白外传》云：“白作乐章赐锦袍。”李白常被召入宫中为皇帝草拟文告和乐章，因为身受宠待，一些文士慕名追随左右。这时李白意得志满，盛极一时，诗人亦不惜浓墨重彩，加以渲染。诗人通过对李白两入长安的描写，用极为洗炼的笔触就勾勒出一个风流倜傥、飘逸豪放的诗人形象。
第二段从“乞归优诏许”到“诸生原宪贫”，追叙李白于公元744年（天宝三年）春被赐金放还后，南北漫游、潦倒落魄的情景，并回忆自己在与李白相识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亲如兄弟的深厚感情。“乞归”句，这既是对李白的回护，也是对玄宗的隐讳。李白离京，实际上是遭到张垍、高力士等人的诽谤而被玄宗放逐的。李白离开长安后于这年夏天来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与杜甫一见如故，情同手足。“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是说李白既没有辜负隐幽之志，又能在受宠被重用和遭谗被逐的不同境遇中善自保全自己。这仍是那种回护心情的继续。“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指两人相遇后，李白很能理解自己的“野逸”，即放达不羁，自己也很欣赏李白的“天真”即胸怀坦荡。“醉舞”句指李白的梁宋之游；“行歌”句指李白回到寓家之处山东兖州。这两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一次跳跃，李白从此开始南北漫游。接着四句，笔锋一转，专写李白怀才不遇。虽才华横溢，但宏图未展；仕途受挫，虽道德高尚却无人理解。虽如东汉文士祢衡一样才智卓群，但却难逃像孔子弟子原宪那样穷愁潦倒的命运。
这一段，诗人巧妙地运用了多层对比的手法。首先，李白奉诏入京与赐金放还，通过“宠”与“辱”的对比，说明“乞归”出于被迫，暗讽“优诏许”的虚伪性。其次，才高而命蹇，空有祢衡之俊却难免原宪之贫，诗人通过这一对比控诉了人间的不平。第三，“醉舞”、“行歌”，似乎是一派欢乐气氛，但紧接着写李白的遭遇坎坷、穷愁潦倒，这又形成鲜明对比，原来那不过是苦中作乐。
第三段从“稻粱求未足”到“谁将此义陈”，着重记述李白长流夜郎前后的经历，篇幅寄慨最深，为全篇重点。安史之乱起，李白求仕不得，报国无门，于公元756年（至德元年）秋隐居庐山。正值永王李璘奉玄宗诏节度江陵，率军东下，路过寻阳。李白心怀“扫胡尘”、“救河南”的愿望入了永王幕，却不自觉地卷入了肃宗和永王争权夺位的矛盾漩涡之中。次年一月，永王败死。李白入狱，继而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县）。“稻粱”二句，是说李白受聘不过是为生活所迫，有人说他得了永王的重赂，纯属诽谤。诗人极力将李白入永王幕的政治色彩冲淡，力图在为李白开脱。李白于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冬开始流放，还没到夜郎，于公元759年（乾元二年）夏历三月在渝州遇赦，还憩江夏。因取道岳阳，南赴苍梧避祸。苍梧指湖南零陵、九疑山一带，其地与五岭接壤。“五岭”二句，因格律关系，将时序倒置。前一句指避祸苍梧，后一句指长流夜郎。“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县南，乃帝舜窜三苗之处。
“几年遭鵩鸟”。西汉贾谊谪居长沙，屋中飞来鵩鸟（即鵩鸟），自认为交了恶运，忧郁而死。李白当时作《放后遇恩不沾》：“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时入宣室，更问贾生才？”自比贾生，诗人因此亦以贾生比之。李白卧病当涂以手稿付李阳冰时，作《古风·大雅久不作》压卷，诗中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自比孔子，自伤道穷。“独泣向麒麟”，用的就是这句诗意。
以上六句叙写李白晚年悲惨的遭遇和凄楚的心境。以下六句则是发议论，抒感慨，极力为李白鸣不平。借苏武终于归汉和夏黄公不事暴秦的故事，说明李白不会真心附逆。借穆生辞别楚王刘戊的故事，说明李白能够自重，永王也并未任用他。梁“狱”句，是说李白曾象邹阳那样上书为自己辩护。“已用”二句，是说如果当时因事理难明，李白服了流刑，那么，如今又有谁能够将这些道理去向朝廷陈述呢？一个反问句，把无人仗义执言的感慨表达得深沉幽怒。
而这一段，因为涉及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微妙的皇室矛盾，须委婉含蓄，故在十二句中有七句用典。本来，诗不贵用事，以防晦涩板滞。但“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诗人玉屑》）“薏苡”句，是借题发挥。“几年”二句，是以事比人。“苏武”二句，是以人喻事（“元还汉”是正写，“不事秦”是反说）。“楚筵”句，以彼事喻此事；“梁狱”句，借前人譬今人。这一连串的用典，准确贴切。所以后人评曰：“诗家使事难，若子美，所谓不为事使者也。”（《察宽夫诗话》）最后四句是结束语。诗人称赞李白在垂老之年，仍吟咏不辍，祝愿他早日“病起”，为人间多作好诗。劝李白不要抱怨没有得到皇帝的恩泽，表示自己要设法向朝廷探明究竟。这是在无可奈何中的安慰之词，让老朋友在困境中感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此诗对仗工稳，辞藻富丽，用典精当。在杜甫的一百二十多首五言排律中，此诗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均不失为上乘之作。
这首诗是白居易于公元831（太和五年）至832年（太和六年）冬任河南尹时所作。当时诗人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壮年时代的白居易曾以写作《新乐府》、《秦中吟》闻名于世。在那些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篇章中，白居易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情人民的疾苦。后来由于仕途上的多次挫折，青壮年时的锐气逐渐消失，以致“露饱蝉声懒”，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未泯。这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即是明证。
诗的前半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绫袄的温暖、轻盈。“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是介绍新袄的用料、式样。绫是一种提花软缎，制成绵袄，自然地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这是外表；至于袄内则是丝绵絮成，故暖而且轻。可见，这是一种极高档的过冬御寒之物，下联用“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下雪行”来说明这件绫袄的用途。“兴”是指早晨睡醒起床，“好”与下文“宜”互文见意，都是适宜于做某事的意思。冬天的早晨天气寒冷，能够晒会儿太阳自是舒适可人；而晚上出门访友，穿着暖而轻的绵袄，踏雪赏月更不失为雅事。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是从侧面表现绫袄的优点。鹤氅是古代官僚贵族时髦的披戴，木棉在当时也是珍稀品。它们徒有虚名，不如丝绵，更加补托出诗人这件用丝绵所絮绫袄的实用舒适。这几句分别从用料、御寒的效果、与鹤氅、木棉的对比几个方面表现了这件新袄的不凡，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宴安侵夜，安然隐睡到天明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诗人其实是不能够“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作了鲜明的回答。想到大多数贫民百姓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得到救济，他独独一个人温暖，心中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想着农民的艰难，致使他的耳旁经常响起贫民冻馁饥饿之声，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却是诗人日夜为贫寒百姓思虑所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为贫民着想的可贵精神。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思想在这首诗中的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杜甫身受贫寒之苦，仍然想到天下寒士，白居易则是自己温饱而不忘受苦的寒民。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
此诗首联写出草堂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并透露出选择在此处营造的原因：浣花溪碧水蜿蜒曲折，绕着草堂潺潺流过，花草树木郁郁葱葱，环境幽静，令人沉醉。在幽静的地方居住有两大好处：一是少烦扰，二是洗客愁。这正符合诗人当时的状态。
颔联从人的角度诠释“林塘幽”，实际上是写出了为什么要选幽静的地方的理由，比首联递进了一个层次。那里离城区远，出了城郭就少了许多凡尘俗事的烦扰，而且那里还有澄清的溪水可以洗涤远客的忧愁。澄清的江水静静地流是自然之境；“消客愁”则是情感的流露。
颈联则从物的角度写出“林塘幽”之情状，在这样的环境里可以陶冶情操，修养性情。许多蜻蜒点水，都是自由地上上下下。鸂鶒戏水，成双结对，时浮时沉，悠闲自在。以动物之动来衬托林塘之幽，幽中有生气。此情此景，让诗人顿觉先前漂泊辗转的疲惫一扫而空，忘却了俗世喧嚣带给他的烦恼，自然引出尾联的“乘兴”。
尾联写诗人的内心想法，在这地方居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从这里出发可以乘船顺长江之流直下，直达山阴。诗人很想东行万里去山阴，效仿王子猷雪夜驾舟访戴安道。但诗人可能并非真的要拜访谁，或许诗人已经厌倦了烦嚣的现实生活了，想要去访道寻仙；或许诗人要访自己的朋友，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总之，诗人在经历人生动荡后，憧憬隐居与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