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这篇散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叶》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此词上片写词人醉中想象自己泛舟进入桃花源，醒后因身受官府羁绊而抱恨，隐寓向往仙境而天涯无路的苦境；下片择取人世间的四种凄凉景象，来影射词人黯淡、感伤的心境。起笔寓情于景，境界清丽；接着忽而转折，情辞悲苦；过片承上深入，浑化无迹，景色惨淡；结末景语淡出，情辞凄楚。全词委曲含蓄，耐人寻味。
上片首二句确乎有似于《桃花源记》的开篇“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把读者带到一个优美的境界，这儿似乎是桃源的入口。人在醉乡，且是信流而行，这眼前一片春花烂漫的世界当是个偶然发现。又似乎是一个好梦：“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好事近·梦中作》）一种愉悦的心情也就见于如此平淡的语言之外。
同时而起的，却又有一阵深切的遗憾：“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尘缘”自是相对仙源灵境而言的。“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尘龙吟·小楼连远横空》），那“名缰利锁”，正是尘缘的具体内容之一。此处只说“尘缘相误”，隐去正意，便觉空灵蕴藉，正所谓“以不犯本位为高”（《艺概》卷四）。三、四句与前二句，一喜一慨，词情便摇曳生姿，使人为之情移。
下片一连四句写景，没有用力痕迹，俱属常语淡语之类。然而“烟尘茫茫，千里斜阳暮”却钩勒出一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尘绕孤村”（《满庭芳·山抹微云》）一样的“销魂”的黄昏景象。“千里”“茫茫”尤给人天涯之感。紧接一句“山无数”，与“烟尘茫茫”呼应，构成“山重尘复疑无路”的境界，这就与上片“尘缘相误”二句有了内在的联络，过片而不断曲意。值此迷惘之际，忽然风起，出现“乱红如雨”的萧飒景象，原来是残春时节了。一句一景，蝉联而下，音节急促，恰状出人情之危苦。
合起来，这几句又造成一个山重尘复、风起花落、春归酒醒、日暮途远的浑成完整的意境。如此常语淡语，使人“咀嚼无滓，久而知味”（《词源》卷下评秦词）。虽然没有明写欲归之字，而欲归之意在在皆是。结句却又出人意外地转折出欲归不得之意：“不记来时路。”只说“不记”，更为耐味。虽是轻描淡写，却使人感到其情蕴深沉，曲折地反映出备受压抑而不能自解的作者在梦破后无路可走的深深悲愁。
虽是写“桃源”，由于处境与胸次各异，秦词与陶诗风貌完全不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潜笔下，处处流溢出一个精神上有所归宿的人的自得情怀；而“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的秦观笔下，却时时纠结着个缺少精神支柱的失意者的迷惘与悲哀。这首小令以轻柔优美的调子开端，“尘缘”句以后却急转直下，一转一深，不无危苦之辞，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境。它自然能在千百年里引起那为数不少的失意彷徨之士的感情共鸣。
这首词所反映的思想，是作者由于无端遭受打击，导致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并由此产生了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但有的评论者认为句句都有暗寓，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此词所表现出的那种迷离恍忽的境界，只是秦观在艺术上喜欢朦胧美的一种手法而已。
这首词先描绘了一幅越地秋雨图，再写人们祈祷雨止的情景，然后援引神话传说，表现了作者盼望雨止的心情。上片以想象笔墨描绘了久雨晴后的农村丰收欢乐的景象，下片以浪漫手法，想象雷神阿香行雨之情，最后又以雨后晴日女子采莲的美景作结。全词首尾呼应，虚实并到，用词避俗拈生，给人以新鲜感，将农村生活图景展现得有声有色。
此词发端“秋入灯花”一韵，写霖雨停歇时问及情状：秋日久雨，祈祷后夜里才停，只听得夜深时房檐尚有滴嗒声。“琵琶语，写出了房檐的滴溜声如怨如诉。这一词语为下阕写雷雨时用的“阿香娇啼”起了伏线作用。“越娥青镜洗红埃”一韵，想象雨过天晴后的景观：那镜湖清澈如美丽的越女洗去脸上尘埃，那秦望山秀美好似与美人比赛谁的黛眉更美。“眉妩”喻黛眉。“相间金茸翠亩”二韵，言在镜湖与秦望山之间，是春耕时的万亩良田，现在已是金黄的稻浪滚滚，碧绿的秋稼扬波。“晚春相应”一韵，写在莽莽的密林中，有稀疏的炊烟袅袅，时而有春米声，声声人耳；更有新米饭香，阵阵扑鼻。词人以多情彩笔勾出雨后的农村丰收图，均是想象之语。
过片“清磬风前”一韵，逆入，写霖雨时的祈祷情况。风前传来玉磬清悦的声响，屋内点起沉香，香烟缭绕如芙蓉花炷。“阿香秋梦起娇啼”一韵，逆入，交待玉磬祈祷的原因，是盼久雨快停。但词人写雷雨，不是用了神话传说中常见的尖嘴雷公击电打雷行雨的形象，而是避俗求新，将雷神变成少女阿香，此化用《搜神后记》中的故事：“永和中，义兴人姓周，出都乘马……日暮。道边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门，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望见周过，谓曰：‘日已向暮，前村尚远。临贺讵得至？’周便求寄宿。……向更中，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夜遂大雨。”写阿香推雷车行雨，其雷声殷殷，如阿香娇声哭泣。“玉女传幽素”，因心中幽怨以至娇啼，故雷声大作霖雨不停。用阿香展现雷神风貌，表现了吴词香艳秾丽的风格。“人驾梅槎未渡”一韵，此反用海客乘筏从海上直到天上银河的神话传说，讲因打雷下雨人无法航行。“试梧桐”一韵，写人们祈祷祭祀雷神成功。但以想象手法表现，言人们奏乐设宴，祭天酬神，阿香才停止行雨。“梧桐”点秋，又指琴。“采菱别调”一韵，平出，想象雨过天睛后，女子们乘船采菱，唱采菱曲，其乐融融，犹如到了蓬菜仙岛。此以景结情，表达了词人对农村生活的关心热爱。“霎时云住”一句，按词意应在“采菱别调、留取蓬菜”之前，此为倒装句。
这首词将农村生活图景展现得有声有色，是在苏、辛扩大词境后，继续将农村生活纳人词中的一篇力作。上片以想象笔墨描绘了久雨晴后的农村丰收欢乐的景象，下片以浪漫手法，想象雷神阿香行雨之情，最后又以雨后晴日女子采莲的美景作结，首尾呼应、虚实并到，用词避俗拈生，给人以新鲜感。如成熟的庄稼用“金茸”，清澈的镜湖用“青镜”，写秦望山美景用“秦眉妩”，祭祀祈裤用“清磬”，雷神打雷用“阿香娇啼”等。清人孙麟趾评曰：“石以皱为贵，词亦然。能皱必无滑易之病，梦窗最善此。”（《词迳》）
姚燧这首小令，是一首离别之作。周德清将它选入《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题作“别友”。可见，当时就已脍炙人口。
此曲大半篇幅极写愁恨，雅致精丽，最后三句忽然纵笔作旷达语收束，正显出旷达放逸之本色，此是元代曲家与前代词人不同之处。
本文通过唐雎向信陵君的进言，说明一个人做了好事切不可居功自傲、于人有恩德的事不应放在心上的主旨。
文章在表现这一主旨时，不是用直白方法，而是迂回切入。唐雎先从事情有不可知、不可不知，不可忘、不可不忘四种情况说起，再具体为人之憎我、我之憎人，人有德于我、我有德于人而应采取的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不可忘和不可不忘的四种态度，最后才落实到信陵君救赵一事上，说明这是有德于赵、不可不忘之事。辩证说来，环环相扣，严谨有致；语句反复，却不刻板，回环有味，令人深思。
这篇文章，篇幅至短，而文气则甚宽舒，在简单交代信陵君窃符救赵，赵王郊迎的背景之后，重点写唐雎与信陵君的对话。唐雎先对信陵君说：“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这四句话，没头没脑，看似不着边际，不知所云，信陵君也的确不明白，难怪他会问：“何存也?”于是唐雎不慌不忙，就信陵君的疑问，为他解释这四句话：“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四句话可分两层，前二句为上层，后二句为下层，上层为宾，下层为主；在下层中，前句为宾，后句为主，宾主相衬，顿挫有致。“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是唐雎这番话的主旨，于是由泛言“可忘”与“不可忘”，自然而然地引出要规劝的现实的具体的问题：“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愿君之忘之也!”水到渠成，情理自现。对唐雎之谏，信陵君欣然接受。这段对话，前半为虚笔，后半才落实，虚笔作铺垫，实写见真意，虚实结合，宽缓从容，不急不懈，飘逸有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