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阿房宫赋》被选入《古文观止》卷七,编选者指出这篇作品“为隋广(隋炀帝)、叔宝(陈后主)等人炯戒,尤有关治体”,很有见地;但由于对杜牧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态度缺乏了解,还未能准确地揭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这篇作品的思想意义。此赋运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在不长的篇幅中,将宫殿建筑之恢弘壮观,后宫之充盈娇美,宝藏之珍贵丰奢,表现得层次分明而具体形象,由此得出秦始皇之所以统治不能久远,即在于暴民取材、不施仁爱的结论,为当时最高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警示。全文除了具有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外,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从内容结构上看,此赋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写阿房宫的雄伟壮观。
开篇先用四个三字短句领起,音节紧凑,气势不凡,达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这12个字,既写出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豪迈气概,也写出了阿房宫兴建营造的非同凡响,语言简练到不能删削分毫的程度,笔力千钧。接下来从全景到本体构筑,写阿房宫的雄伟壮观。“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勾勒出阿房宫占地广阔、凌云蔽日的宏伟气势,给人一个总体的印象。“出山北构而西折”四句,写阿房宫是依着山势、就着水流而修建的,仍然突出了它利用自然、巧夺天工的气派。以下由写渭水和樊川的“流入宫墙”,自然地过渡到写阿房宫的建筑特点。其中实写了楼阁、廊檐,描绘得细致入微;虚写了长桥、复道,想像得神奇瑰丽。然后用夸张和衬托的手法,借写歌舞的冷暖,描述阿房宫“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的怪现象,陪衬出它的宏大宽广。
第二段,写阿房宫里的美人和珍宝,揭露秦朝统治者奢侈的生活,为下文的议论设伏。
先写“妃嫔”的由来,说明是“六王毕,四海一”的结果,照应篇首。作者一连用了“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等六组排比句式,写宫人梳妆打扮、“缦立远视,而望幸焉”的凄惨生活。镜如明星,鬟如绿云,“弃脂”涨渭水,焚椒兰成烟雾。这些生动的描写,既表现了宫女命运的悲惨,也揭示了秦始皇生活的骄奢淫逸。“燕赵之收藏”以下,由写人的被欺辱转而写物的被践踏。在这里,原来六国珍藏的玉石金鼎,像土块、铁锅一样堆弃着,“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第三段,由描写转为议论,显示出作这篇赋文的本意。
先以“嗟乎”发出感叹,对比人心事理,指出“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进而质问道:“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接着,用了六组“使……多于……”的比喻句排比,尽情地揭露了秦王朝的奢靡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经过重重铺垫,笔锋一转,让“不敢言而敢怒”的“天下之人”同“日益骄固”的统治者进行较量,结果阿房宫成了一片焦土。
第四段,总结六国和秦灭亡的历史教训,向当世统治者发出警告。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这是说“人同此心”,但继之而来的“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却对秦统治者的残民以自肥作了有力的抨击。以下数句尤其精彩:“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是紧承“嗟乎”以下各句而来的。“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两句,“秦”“人”并提。接着以“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愤慨语总括秦的纷奢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然后用“使”字领起,摆出一系列罪证。秦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证是不胜枚举的。文学创作的特点在于通过个别表现一般,因而在一篇作品中也用不着从各方面罗列罪证。作者写的是《阿房宫赋》,即从阿房宫着笔,就前半篇的叙写作出了逻辑的推演。一连串用准确的比喻构成的排句,形象地表现了“秦”与“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一乐一苦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一句句喷薄而出、层层推进,到了“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已将火山即将爆发的形势全盘托出。再用“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从反面一逼,便逼出“戍卒叫,函谷举”的局面,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终于埋葬了统治者。而供统治者享乐的阿房宫也随之化为灰烬。
作者写《阿房宫赋》,其目的是给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为了丰富历史教训的内容,从“六王毕,四海一”以下,一直是既写秦又不忘六国。就章法说,以秦为主,以六国为宾;就思想意义说,以六国为秦的前车之鉴。阿房宫中的无数美人,乃是六国的“妃嫔”;阿房宫中的无数珍宝,又是六国“取掠其人”的长期积累。六国一旦灭亡,则美人“辇来于秦”,珍宝“输来其间”;那么,秦一旦蹈六国的覆辙,又将怎样呢?秦不以六国为鉴,终于自食其果;那么,当时的统治者又走秦的老路,难道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吗?写到这里,真可谓“笔所未到气已吞”!接下去,还不肯正面说破,却以无限感慨揭示出六国与秦灭亡的原因:“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既指出六国与秦的所以亡,又指出倘能“各爱其人”,就不会亡。这才将笔锋转向“后人”──主要是当时的统治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行文至此,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成功地表现了他的创作意图。结句更有言尽意不尽的特点。
结尾的一段议论也是有所借鉴的。《汉书》卷七十五载京房对汉元帝说:“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周幽王、周厉王)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悟乎?……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通鉴·唐纪·贞观十一年》所载马周的议论也与此相类似:“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
不难看出,杜牧“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议论,是和京房、马周的议论一脉相承的。后人只“笑”前人、“哀”前人,却不肯引以为鉴,硬是要蹈前人的覆辙,就只能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复“笑”后人,这的确是可悲的。
从艺术手法上,此赋运用了以下手法。
一、想像、比喻与夸张
阿房宫毁于战火,其形制如何,早已无人能够说清,《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见“有关资料”霍松林的《〈阿房宫赋〉鉴赏》引文)也不很详。这给写“阿房宫”造成了困难,但却给作者留下了驰骋想像的空间。可以说,杜牧在这篇赋中艺术地再造了阿房宫。无论是对楼阁廊檐的工笔细刻,还是对长桥复道的泼墨挥洒,都是出自想像。这些奇特的想像不但不给人以造作之感,反而能带动人沿着他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在头脑中活现当年这座宫殿的盛况。这种效果的取得,和本文运用生动的比喻、大胆的夸张有直接关系。如“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一段出于想像,既是比喻,也是夸张,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描写、铺排与议论
从整体结构来看,此赋前两段以描写为主,后两段以议论为主。前面的描写是为后面的议论作铺垫的。但是,无论描写还是议论,都大量采用了铺排的手法,叙事言情,极尽其致,气势夺人,令人耳目一新。描写中铺排的例子,如“明星荧荧,开妆镜也”一段;议论中铺排的例子,如结尾一段的正反述说。这固然是赋体的传统写法,但值得称道的是杜牧没有像编类书一样堆砌相同词语,而是写得不繁缛冗杂,恰到好处。
三、骈句散行,错落有致
此赋发挥了骈文的某些长处,如铺排、对偶、押韵等,但也大量使用单句散行,增强表现力。如在用了“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六个四字句后,接以“盘盘焉,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一个散行的长句。这样,句子整散结合,长短不拘,节奏鲜明,更富于表现力。
文章通过对阿房宫兴建及其毁灭的描写,生动形象地总结了秦朝统治者骄奢亡国的历史教训,向唐朝统治者发出了警告,表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忧国忧民、匡世济俗的情怀。全文运用了想像、比喻与夸张等手法以及描写、铺排与议论等方式,骈散结合,错落有致。文章语言精练,工整而不堆砌,富丽而不浮华,气势雄健,风格豪放。
这首诗以眼前看到的景物入手,以艺术的手法来诠释心中的愁绪和感慨,读起来沉郁真挚,依稀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幅花明柳暗、高楼独立、孤鸿飞翔的画面。李商隐用他生动的笔墨,既写出了夕阳楼的真实风景,也尽情倾诉了他的心事和渴望。
“首两句”是倒装语。“花明柳暗”的风景是在“上尽重城更上楼”后所见。但第二句对于第三句的“欲问孤鸿向何处”,又是顺叙。可见诗人构思炼句之巧妙。像《登乐游原》一样,诗人的身心异常疲累,灵与肉遭受着痛苦的煎熬,心灵的宇宙愁云密布,内心深处感到异乎寻常的压抑与孤独。所以诗人“上尽重城更上楼”时,不愿,不甘,乏力,又无可奈何,“上尽”,还要“更上”,成了一种负担,一种难以承受的体力和精神的负担。这与王之涣“更上一层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诗人登楼所见景物有二:一曰花明柳暗。二曰悠悠孤鸿。众所周知,任何诗人描摹景物,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审美选择,并把选择对象在自己的心灵中加以主观化的熔铸。成为诗人自己的经过改造了的景物。《夕阳楼》诗中所出现的“花明柳暗”,说明时值春色烂漫的季节,大自然本应是一派生机盎然的天地。但是李商隐却没有“峰回路转”、“又一村”的那种感觉,而是把弥漫在诗人自己胸际黯淡的愁云,又转而弥漫到“花明柳暗”的景物之上,使如许春色也蒙上了一层万里愁云万里凝的黯淡色彩,而且诗人胸际的愁云又放而大之,弥漫充塞到了天地间,成了“郎天愁”,此愁不同于它愁,此愁悠长、纷乱。李商隐诗在遣词造句上是非常讲究的,同一事物,他不说“柳暗花明”,而写成“花明柳暗”,词序排列由明而暗,而愁,以显出情绪变化的层次,如按通常“柳暗花明”的说法,便乱而无序了。由此可见诗人对意象的关注,造境的巧妙。
诗中三 、四两句专就望中所见孤鸿南征的情景抒慨。仰望天空,万里寥廓,但见孤鸿一点,在夕阳余光的映照下孑然逝去。这一情景,连同诗人此刻登临的夕阳楼,都很自然地使他联想起被贬离去、形单影只的萧澣,从内心深处涌出对萧澣不幸遭际的同情和前途命运的关切,故有“欲问”之句。但方当此时,忽又顿悟自己的身世原来也和这秋空孤鸿一样孑然无助、渺然无适,真所谓“不知身世自悠悠”了。这两句诗的好处,主要在于它真切地表达了一种特殊人生体验:一个同情别人不幸遭遇的人,往往未有意识到他自己原来正是亟须人们同情的不幸者;而当他一旦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时,竟发现连给予自己同情的人都不再有了 。“孤鸿”尚且有关心它的人,自己则连孤鸿也不如。这里蕴含着更深沉的悲哀,更深刻的悲剧。冯浩说三四两句“凄惋入神 ”,也许正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欲问”、“不知”这一转跌,则正是构成“凄惋入神”的艺术风韵的重要因素。此诗体现了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