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晓日窥轩双燕语》表现了词人对春天离去的依依不舍和惆怅之情。借女子之口写出，委婉含蓄，很有韵致。上片前三句，“晓日窥轩双燕语，似与佳人，共惜春将暮。”采用拟人的手法，通过似通人情的双燕，表现了佳人的空闺独守，孤寂无聊。由于孤独寂寞，佳人才看着“晓日窥轩”、双燕絮语来消磨时光。而多情的双燕，似乎也善解人意，在不断的呢喃中向人倾诉惋惜“春将暮”的情感。接下来，“屈指艳阳都几共，可无时霎闲风雨。”仍然写孤寂。随着时间的推移，又生出新的想法：屈指一算，太阳已经升起很高，不会飘飘洒洒地下起一阵小雨，很有意境。
下片前三句承“风雨”而来。“流水落花无问处，只有飞云，冉冉来还去。”春将归于何处？流动的溪水和落入水中的残花无法去问，那只好去问天上的云朵，可云朵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却又奈何？但别无它法，也只好寄希望于云朵了：“持酒劝云云且住，凭君碍断春归路。”美丽的云朵你且停下来，不要离去，我依靠你来阻止春天的归去。用语微婉，无理而妙，却悲凉满眼，贯穿全篇。“劝”和“问”先将花和云拟人化，让它们用微婉的语气，表达词人自己对春天离去的依依不舍和惆怅之情，用语生动，无理而妙，却悲凉满眼，贯穿全篇，可见这二字之妙。
整首词充分表现了词人对春天离去的依依不舍和惜春的惆怅之情。其实也可看作是作者写一位闺中女子看到春天的离去联想到自己的青春也一去不返的愁苦之情。
此诗描写英姿勃勃的青年形象，抒写了诗人远大的抱负。是作者七绝中以豪放胜者。光芒辐射，眩人心眼。
前两句诗人以一个少年入手，认为男儿应当奋发有为、奔赴战场。“男儿作健向沙场”一开篇诗人便直吐胸臆“男儿作健向沙场”。好男儿应去从军，在沙场上逞英豪，建功立业。这句化用乐府歌辞《企喻歌》，写得激昂慷慨，雄姿英发。接着写男子愿意为国捐躯，义无反顾之决心。“自爱登台不望乡”，要登的是单于台，受降台，而不是望乡台。十分有“出不入兮往不返”的气概。
后两句写男儿登临高台之上，勇武的形象光彩照人。“太白高高天尺五”用古谣《三秦记》以形容山高，另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以形容豪门的势焰高张。这句是活用古谣的这两种意义，表示自己少年意气之盛，如太白高山，离天很近。末句再用宝刀来比喻自己的豪情，“宝刀明月共辉光”宝刀的寒光闪闪，足以令敌人胆寒。一个顶天立地的少年壮士的形象矗立在读者面前。
全诗语言豪壮，刻画的少年男儿的英武形象光彩照人，栩栩如生，读来令人振奋。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最可宝贵的时光，在这时期“作健向沙场”，让“宝刀明月共辉光”，即拿起武器戍守边防，建立功业，无疑十分光荣。
这是首哭祭诗。全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中表现作者对文天祥的哀痛和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
诗平平而起，先说明时间地点：正当岁末，来到西台，一轮寒日，匆匆西坠。这联诗，“知己”二字是主脑。谢翱年轻时追随文天祥抗击元兵，任咨议参军。二人互相激励，立志为国捐躯。后文天祥兵败被俘，谢翱隐居南方。文天祥死后，谢翱每年都要设位哭祭，进行悼念。“知己”二字，强调了二人的生死交谊，也唯有哭知己，才会如此伤心。诗中写的设祭时的场景，虽然是直述现实，但年是残年，台是荒台，又是黄昏时分，冷日惨淡，这样一组合，整个景物便自然地披上了浓厚的衰飒黯淡之气。于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悲伤的泪水似雨点般地洒下来。
第二联写哭，以情感为趋使，发挥想象。因为他心情沉重，泪水不止，眼看着奔流的富春江，充满感伤，因此觉得前些年在苏州哭文天祥的泪水随江水入海，如今已随着海潮返回来，与现在的泪水融汇在一起。如此，自己的泪水将无休止地回返，永存世间，自己的悲悼也将永存世间。这样写，涵义很丰富，不直说现在的哭，却把现在的哭衬托得更加生动。
第三联由哭转入思。他是祭悼文天祥，自然地又忆起文天祥就义的场面。文天祥被杀时，仍然穿着宋朝的服饰，慷慨受刃。诗因此用“故衣”二字，称赞他忠诚不贰，以苌弘血化为碧的典故，歌颂他忠义浩气，与世长存。想到文天祥的遭际，他不禁仰天呼吁，无情的皇天大地，为什么如此不爱惜人才，让文天祥落得这样下场。
最后，诗由死及生，由文天祥归到自己，说自己还健在，还没到老年，但一事无成，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在这山中，写些怀悼忠臣烈士的诗篇而已。谢翱这年四十二岁，所以自称未老。然而这“未老”二字，蕴涵深义，是相对文天祥而言。故人已死多年，自己含辱偷生，内心十分伤痛，他觉得这样活着毫无意趣，恨不得早日与文天祥相会于地下，所以“未老”反而增加一重伤心、一重负担。这心思，正与清黄仲则“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相同。这两联，仍然是平铺直叙，但情感深厚。任士林说谢翱“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义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宋遗民传·谢翱传》）。任士林如此概括谢翱诗，很有见地。
这首哭祭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人对文天祥的哀痛，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稍减，在悼念文天祥时，又表现了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前人以谢翱西台恸哭比之汉高祖时为田横自杀的五百门客，就是有见于谢翱对文天祥的知己之感及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而言。
感叹文天祥一木难支倾倒的大厦，从而国亡身死，是大多数遗民的共同感情，因为谢翱与文天祥的特殊关系，所以这诗所流露的情感格外深厚。需要说明的是，元政权对宋遗民悼念文天祥采取的是宽容理解的态度，当时已在元朝任职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写悼念文天祥的诗。如虞集就在《挽文丞相》诗中，对文天祥极力赞扬，并抒发“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那样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官居学士的徐世隆甚至公开说元帝的不是，指出“当今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正因为如此宽松的政策，一大批宋末遗民的爱国诗词得以保存下来。
此为怀人之作。词中寓情于景，以淡景写浓愁，言青山长在，绿水长流，而自己爱恋着的人却不知去向；虽有天上的鸿雁和水中的游鱼，它们却不能为自己传递书信，因而惆怅万端。
词的上片写主人公以书信细诉衷肠，而无处可寄；下片叙倚楼远望，只见青山绿波，不见所思之人。此词用语雅致，语意恳挚，抒情婉曲细腻。词中运用了一些传统文化意象和相关典故，深情含蓄，音韵悠长。
词的上片抒情。起句“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语似平淡，实包蕴无数情事，无限情思。红笺是一种精美的小幅红纸，可用来题诗、写信。词里的主人公便用这种纸，写上密密麻麻的小字，说尽了平生相慕相爱之意。显然，对方不是普通的友人，而是倾心相爱的知音。
三、四两句抒发信写成后无从传递的苦闷。古人有“雁足传书”和“鱼传尺素”的说法，前者见于《汉书·苏武传》，后者见于古诗《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是诗文中常用的典故。作者以“鸿雁在云鱼在水”的构思，表明无法驱遣它们去传书递简，因此“惆怅此情难寄”。运典出新，比起“断鸿难倩”等语又增加了许多风致。
过片由抒情过渡到写景。“斜阳”句点明时间、地点和人物活动，红日偏西，斜晖照着正在楼头眺望的孤独人影，景象已十分凄清，而远处的山峰又遮蔽着愁人的视线，隔断了离人的音信，更加令人惆怅难遣。“遥山恰对帘钩”句，从象征意义上看，又有两情相对而遥相阻隔的意味。倚楼远眺本是为了抒忧，如今反倒平添一段愁思，从抒情手法来看，又多了一层转折。
结尾两句化用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之意，略加变化，给人以有余不尽之感。绿水，或曾映照过如花的人面，如今，流水依然在眼，而人面不知何处，唯有相思之情，跟随流水，悠悠东去而已。
此词以斜阳、遥山、人面、绿水、红笺、帘钩等物象，营造出一个充满离愁别恨的意境，将词人心中蕴藏的情感波澜表现得婉曲细腻，感人肺腑。全词语淡情深，闲雅从容，充分体现了词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李商隐此诗是一首咏史诗。
首先，开头的一句“梦泽悲风动白茅”写出了梦泽的荒凉景象。放眼望去，梦泽此地为一片茫茫的湖泽荒野。旷野上的秋风，吹动梦泽上连天的白茅，发出萧萧悲声。这旷远迷茫、充满悲凉萧杀气氛的景象，本来就很容易引发怀古伤今的情感。加上这一带原是楚国旧地，眼前的茫茫白茅又和历史上楚国向周天子贡包茅的故事有某种意念上的关联，于是为下一句诗做了铺垫。
第二句“楚王葬尽满城娇”则道出了诗人所想，诗人由此荒凉的景色回忆起一连串楚国旧事，最熟悉的莫过于楚宫细腰的故事。楚灵王好细腰，先秦两汉典籍中多有记载。但李商隐此诗却把范围却由“宫中”扩展到“满城”，为害的程度也由“多饿死”变成“葬尽”，突出了“好细腰”的楚王这一癖好为祸之惨酷。触景生情，“葬尽满城娇”的想象就和眼前“悲风动白茅”的萧瑟荒凉景象难以分辨了，这悲风阵阵、白茅萧萧的地下，也许正埋葬着当日为细腰而断送青春与生命的女子的累累白骨呢，相互对比下，更引发了诗人强烈的悲凄之感。楚王罪孽深重，成为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作者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楚王的罪孽是深重的，是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但诗歌如果只从这一点上立意，诗意便不免显得平常而缺乏新意和深意。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这场悲剧有自己独特的深刻感受与理解。三、四两句，就是这种独特感受的集中表现。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由于楚灵王好细腰，这条审美标准风靡一时，成了满城年轻女子的共同追求目标。她们心甘情愿地竞相节食减膳，以便在楚王面前轻歌曼舞，呈现自己绰约纤柔的风姿，博得楚王的垂青和宠爱。她们似乎丝毫没有想到，这样的细腰曼舞又能持续多久呢。此时细腰竞妍，将来也难保不成为地下的累累白骨。这自愿而又盲目地走向坟墓的悲剧，比起那种纯粹是被迫而清醒地走向死亡的悲剧，即使不一定更深刻，却无疑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前一种悲剧如果没有人出来揭示它的本质，它就将长期地以各种方式不受阻碍地持续下去。所以这两句中，“未知”、“虚减”，前呼后应，正是对追逐细腰悲剧的点睛之笔。讽刺入骨，又悲凉彻骨。讽刺之中又寄寓着同情，这种同情包含着一种悲天悯人式的冷峻。
纵观全诗，诗人将用笔的重点放到这些被害而又自戕的女子身上，并在她们的悲剧中发掘出同一性质的悲剧的内在的本质。因而这首以历史上的宫廷生活为题材的小诗，在客观上就获得了远远超出这一题材范围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人们可以从诗人所揭示的现象中可以联想起许多类似的生活现象，并进而从中得到启迪，去思考它们的本质。由此可见，此诗在这类题材的诗之中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