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此诗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诗中多典故,皆隐语,借古讽今,隐而有指,十分曲折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众所周知,封建王朝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历朝历代,臣下对皇上进谏,必须投其所好,只能用前朝故事或看似不相干的生活趣闻引喻取譬,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皇上才有可能恩准采纳。无人敢触龙鳞,逆圣听。否则,轻者丢掉乌纱,为民为奴;重者人头落地,甚至九族遭诛。所以,自古以来,文武百官讽谏启奏都很讲究,唯恐龙颜大怒。柳宗元自然深谙此理,故其乐府《古东门行》几乎句句有典,并无锋芒。表面看来,所引者皆前朝之事;但细细琢磨,所射者乃当朝之政,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试举之则有:
一、二句明叙周亚夫奉命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往讨伐刘濞等吴楚七国乱贼之事,暗指朝廷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等叛逆之功,歌颂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三、四句明写孟尝君赖门客“鸡鸣函谷”之力出关逃逸之怪事,暗射王承宗之流居心叵测,意浑水摸鱼,刺杀忠良之歹心。柳宗元不怎么赞成鸡鸣狗盗,因为“客如雾”,因为“貌横心异”,潜伏着的危险多,因而酿成了武元衡被刺的悲剧。用“鸡鸣”之典便有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次警策。
第十一、十二两句明赞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暗刺唐宪宗平叛不力之实;援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的故事,喻武元衡无辜殉国的悲剧。这两句话写得大胆,却也极有讲究:魏王不下令,救赵乃是一句空话;唐王犹豫不决,吴元济等益发猖狂,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子西固死得无辜,武元衡也死非其所。说的是春秋故事,为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又不露痕迹,可谓妙绝。
又如第十三、十四两句,引司马相如《谏猎疏》之意,谈吴起舟中劝谏武侯之语,目的是提醒宪宗:“潜伏在您身边的危险远比当年大得多,稍有懈怠,便有车翻舟覆的悲剧发生。所幸的是,现在这些危险已暴露无遗,皇上您该采取措施了吧!”这两句话,语重心长,言外有意,弦外有音。
基于上面数例的分析,柳宗元完全可以将《古东门行》写成另一首内容与之对应而不用一典的乐府诗。在这首新的《古东门行》中,所有的典故均可改为现实,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将被换成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武元衡、裴度、唐宪宗等,春秋战国时代自然也化作中唐社会,这应该是柳宗元的本意。但是,柳宗元胆子再大也不敢写这样一首《古东门行》。从另一角度审视,倘若柳氏写的真是此诗,他的官位可否保住,有无生命之虞,姑且不谈,而其艺术效果也只能差强人意,很难满足读者二度创造的审美愉悦,故这种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非常可取。
章培恒、骆玉明对柳宗元的诗作有一个评价:“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素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读《古东门行》,的确令人有这种感觉。此诗语言简洁晓畅,不奥僻,少雕琢,通俗易懂,意味深长。读者可以在这自然朴素的语境中体会到含蓄,领悟到靖深,感受到诗人炽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沉的悲愤之意。如透过“徼巡司隶眠如羊”,读者可感受到诗人痛惜哀叹之情。刺客们行凶之前,官府捕快只要稍加防备,多点警惕,叛逆们决不可能轻易得手,只可惜官兵百姓均松懈,故汉代恐怖活动频繁,唐代刺客杀手不绝。善良的人们,太麻痹了,太大意了,真是可叹。读“子西掩袂真无辜”一句,读者分明体会到诗人既惋惜 “掩袂而死”的子西,也横样悲叹武元衡的殉国,而更深一层的意蕴和情思是,诗人用不完全归纳法昭示人们:忠君报国者未必有好下场,子西、武元衡如此,“二王八司马”如此,古往今来,几概莫能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柳宗元分明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垒块。
此诗最后两句“绝胭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更是通俗易懂。其字面意思是,头已断,骨已碎,无法起死回生,再多的赠予和恩宠都已毫无意义;实际上是为武元衡鸣不平,对主和派的妥协表示强烈愤慨,对“宠赠厚葬”的建议嗤之以鼻,对唐宪宗的首鼠两端表示不满,对时政进行了嘲讽和鞭挞。这卒章之句极观柳宗元的爱憎之情,为此诗点睛之笔。
上片写塞马南来的凶残与金朝君臣将帅的昏庸无能导致亡国。蒙古军队狂奔而来,硝烟滚滚,战火连天,汴京城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草木失色,百姓悲号,天昏地暗,战鼓震天,大有“天穿地裂”之势。全国呈现出一片混乱。接着作者沉痛地指出导致金朝亡国的原因:本来可以凭借险要山气作为屏障以拒塞马,但朝廷昏庸,将帅无能,以致“百二气山”的险要也发挥不了作用,使蒙军长驱直入,直逼九重,终至亡国。作者既痛心国亡,又气愤统治者的昏聩,心中之气,悲抑难平。
下片写亡国之惨状和自己的心灵感受。“长戈袅”四句,蒙军长戈飞舞,连天空的飞鸟都已灭绝,原野上尸体多得无处堆放,似乎气中流淌的都是鲜血。兵燹酷烈,生灵涂炭,这是如实地描述当时元军的暴行,字字血泪,力敌万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回写自身。以“叹”字领起,在国难之中,活着的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与家人动辄失散,遂成永别。词写到此,已将国难家难写尽,于是以“回首”二字宕开,追古伤今。当年的汴京,春光满城,莺鸣芳树,燕舞晴空,如今却疮痍满目,雕栏虽在,明月犹悬,而人事全非,故国之思,令人肝肠寸断。接着,以“更西来、流水绕城根,空呜咽”作结。“更”字加强感情力度,气水呜咽,着一“空”字,透出作者在亡国之后无可奈何的悲叹,徒增伤感。
全词写兵祸以实录,用史笔也;写悲感移情于景,用笔空灵。词情激愤,悲壮沉重。
首联写诗人与袁枚不期而遇。“不曾识面早相知,良会真诚意外奇。”诗人与袁枚知交已久,这次相遇正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而自己的欢快之情溢于言表。
颔联赞叹袁枚卓越的才华,必将流传永久,因而自己有幸于晚年得见这位名高一代的诗人也并不嫌太晚。“才可必传能有几,老犹得见未嫌迟。”此时赵翼五十三岁,袁枚已六十三岁,所以称老,而这次会面又在风光旖旎的西子湖畔,更有诗情画意。
颈联写二月西湖涨春水,苏堤沉浸在春光之中。“苏堤二月如春水,杜牧三生鬓有丝。”在此景中,风流如杜牧的袁枚此时鬓边已有了白发。这两句形象地再现出当日两位诗人见面时的情景。“望湖楼下水如天”,那浩淼无际的水势正如二月的眷光,不仅充溢于天地之间,而且也漾溢在诗人的心头。眼前这位两鬓花白而风流倜傥的才子便是自己心仪已久的随园主人,怎不使诗人欣慰,所以说西湖与袁枚一样足以令他觉得不虚此行,甚至连游程的花费电不冤枉了。
尾联将西湖和袁枚系为一体,点明诗人喜悦心情。“一个西湖一才子,此来端不枉游资。”将西湖与袁枚联系在一起,非常浅切,却别开生面,“不枉游资”云云虽语带戏谑,却也体现了袁、赵二人之间的友谊是真诚的。这一次的聚会是欢愉的,在两位诗人心中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袁枚也有诗记载此事,中有“西湖天为两人生”之句,表现了同样轻快戏谑的笔调。
赵翼的诗明白清通,追求一种朴实平易的美感,如这一首通篇没有僻字涩句,也不用浓艳的词藻、艰深的典故,冲口而出,然不乏佳句。“才可”二句意在称扬袁枚的才华出众,然也带出白首相逢的情景,“苏堤”二句于通篇议论之中插入形象的描绘,令景物与人融合无间,都于平淡中含有深味,令人难忘。赵翼诗的另一特点是诙谐幽默,如此首中“老犹得见未嫌迟”等诸句中都显然有一种风趣的精神,或表现旷达的胸襟,或抒写真率的友情。
这是写诗人初秋夜晚的一段愁思。
首联写愁思产生的环境。访客已经离去,池水涨平了栏槛,知了停止噪鸣,清露挂满树枝,好一幅水亭秋夜的清凉图景!但是,诗句的胜处不光在于写景真切,它还细致地传达出诗人心理感受的微妙变化。如“客去”与“波平槛”,本来是互不相关的两件事,为什么要连在一起叙述呢?细细推敲,大有道理。大凡人在热闹之中,是不会去注意夜晚池塘涨水这类细节的。只有当客人告退、孤身独坐时,才会突然发现:哟,怎么不知不觉间面前的水波已涨得这么高了!同样,鸣蝉与滴露也是生活里的常事,也只有在陡然清静下来心绪无聊时,才会觉察到现象的变化。所以,这联写景实际上反映了诗人由闹至静后的特殊心境,为引起愁思作了铺垫。
第二联开始,诗人的笔触由“凉”转入“思”。永怀,即长想。此节,此刻。移时,历时、经时。诗人的身影久久倚立在水亭栏柱之间,他凝神长想,思潮起伏。读者虽还不知道他想的什么,但已经感染到那种愁思绵绵的悲凉情味。
诗篇后半进入所思的内容。北斗星,因为它屹立天极,众星围绕转动,古人常用来比喻君主,这里指皇帝驻居的京城长安。怀春,即怀年,两年。南陵,今安徽繁昌县,唐时属宣州。寓,托。两句意思是:离开长安已有两个年头,滞留远方未归;而托去南陵传信的使者,又迟迟不带回期待的消息。处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无怪乎诗人要产生被弃置天涯、零丁无告的感觉,屡屡借梦境占卜吉凶,甚至猜疑所联系的对方有了新结识的朋友而不念旧交了。由于写作背景难以考定,诗中所叙情事不很了了。但我们知道李商隐一生不得志,在朝只做过短短两任小官,其余时间都漂泊异乡,寄人幕下。这首诗大约写在又一次飘零途中,缅怀长安而不得归,寻找新的出路又没有结果,素抱难展,托身无地,只有归结于悲愁抑郁的情思。“凉思”一题,语意双关:既指“思”由“凉”生,也意味着思绪悲凉。按照这样的理解,“凉”和“思”又是通篇融贯为一体的。
此诗抒情采用直写胸臆的方式,不象作者一般诗作那样婉曲见意,但倾吐胸怀仍有宛转含蓄之处,并非一泻无余。语言风格疏郎清淡,不假雕饰,也有别于李商隐一贯的精工典丽的作风,正适合于表现那种凄冷萧瑟的情怀。大作家善于随物赋形,不受一种固定风格的拘限,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