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笔力极其雄劲。
首联写边报传来,激起了志士的爱国热情。诗人并不直接说明军情紧急,却说“烽火照西京”,通过“烽火”这一形象化的景物,把军情的紧急表现出来了。一个“照”字渲染了紧张气氛。“心中自不平”,是由烽火而引起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愿再把青春年华消磨在笔砚之间。一个“自”字,表现了书生那种由衷的爱国激情,写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首二句交待了整个事件展开的背景。
颔联写主帅率军辞别京城,奔赴前线作战,以排山倒海之势包围敌国城堡的过程。一个“辞”字,显出奉旨率师远征者的严肃庄重;一个“绕”字,显见铁骑威力无穷,把敌兵团团包围。龙城为匈奴名城,此处指敌军要塞。
颈联紧紧接颔联,诗人抓住了隆冬自然界的主要表象“雪”、“风”两者,刻画两军对峙时的紧张场面。上句视觉:大雪纷飞中战旗到处翻舞;下句听觉:风声狂吼中夹杂着进军的战鼓声。两句诗,有声有色,各臻其妙。诗人别具机抒,以象征军队的“旗”和“鼓”,表现出征将士冒雪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无畏精神和在战鼓声激励下奋勇杀敌的悲壮激烈场面。
尾联“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初唐广大知识分子为国建功立业的共同心愿。李泽厚说,“当时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番、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杨炯这两句诗,是当时士人阶层的最强音,有着时代的特色。同样的气概,杨炯在其他诗里也有所反映。
这首短诗,写出书生投笔从戎,出塞参战的全过程。能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有限的篇幅里,可见诗人的艺术功力。首先诗人抓住整个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写,至于书生是怎样投笔从戎的,他又是怎样告别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军的情况怎样,诗人一概略去不写。其次,诗采取了跳跃式的结构,从一个典型场景跳到另一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发展前进。如第三句刚写了辞京,第四句就已经包围了敌人,接着又展示了激烈战斗的场面。然而这种跳跃是十分自然的,每一个跨度之间又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同时,这种跳跃式的结构,使诗歌具有明快的节奏,如山崖上飞流惊湍,给人一种一气直下、一往无前的气势,有力地突现出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
这首诗写诗人离开家乡前往长安途中,遇到大雪时的所见所感;表达了诗人客行他乡的羁旅之愁,以及极不情愿赴京赴考试时的茫然心态和对未来的恓惶无依之感。全诗取景十分开阔,与心灵镜像呼应,运用比兴的手法,追求言外之意,描摹景物的同时,也塑造个人形象,显得含蓄隽永,回味悠长。
“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写出诗人在仕途上积极地迈出了第一步上京赶考,但前途未卜,路途遥远,真是“又是黄昏独自愁”。“苍茫”既是下雪的前兆,也是作者心情的忐忑的表现。“岁暮天”点明了时令,暮色苍茫增添了诗人的几分愁绪,为全诗定下了情感基调。题目“遇雪”,但开篇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为下文写下雪作铺垫。
“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描写了两个意象“积雪的山”“冰冻的河”与诗题相合,营造了苍茫寂寥的意境。
“落雁迷沙渚,饥乌噪野田。”由于满山积雪,低飞的大雁找不到沙渚栖宿,饥饿的乌鸦在野田里觅食。落雁应是作者自喻,落沙渚是为了觅食,然后再继续前行,但落雁却找不到食物。诗人赴京科举,也正像“落雁”一样迷失。作者在描写雁和乌的手法上不同,雁落是为了觅食,比较含蓄,没直说。对乌鸦则直接用了“饥”字,饥饿的乌鸦肯定会叽叽喳喳叫,对比很强烈,用意明显,暗示自己很不情愿参加科举意愿和科场争夺激烈的担忧。“噪”字用得巧妙,以声衬静,突出环境的苍凉。“饥乌”这个意象隐含了愁的意蕴,为“客愁”作铺垫。暗示诗人对赴京赶考前途未卜的担心和茫然。此联有版本为“落雁迷沙渚,饥乌集野田。”“集”是聚集之意,突出了乌鸦之多,暗合了诗人愁绪之浓。无论是用“噪”还是用“集”均不失为妙笔。
“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诗人把自己当“客”,隐隐约约再一次表明了自己这次科举的不情愿。“空”字传达的就是茫然。“不见有人烟”是实写,实写的背后是诗人在诉说孤独。
此诗表述的心愿为思国、思乡和美政理想一定要实现,希望君主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其最大的特点即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如同《离骚》一样,诗中处处都体现出“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的鲜明特色。
首先,诗题“思美人”即是“灵脩美人以媲于君”的体现;香草美人皆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美人”在诗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而是指楚国君主(至于是哪位君主——怀王抑或顷襄王,历来有争议)。屈原撰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思女形式,寄托自己对君主的希冀和思念,以求得到君主的信赖而实现理想目标。
诗一开篇即陈述了诗人思女的行为——“揽涕”“伫眙”,感情真挚而又炽烈。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拘牵——无良媒,致使他“志沉菀而莫达”,一再申言也无济于事。不过,诗人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信心,他仍竭尽全力地努力追求:“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直至诗篇之末,诗人明知自己已实在无能为力了,却仍不改“度”——努力的行为不得已作罢,而节操却始终不易。
诗篇在写美人的同时,也写到了香花美草,它们均一一“以配忠贞”:沿江夏行进时,诗人“擥芳茝”“搴宿莽”“解扁薄与杂菜”,这里的“芳茝”“宿莽”“扁薄”“杂菜”,均非实指植物,而是用以喻指才能,诗人一路采摘、佩饰它们,乃是为自己为国效力时作准备。
遗憾的是美人——君主并不赏识,致使诗人只得发出“吾谁与玩此芳草”的慨叹。这还不够,诗人更以芳草自譬,说芳草与污秽杂糅,作为芳草,终能卓然自现,而决不会为污秽所没;又将芳草比作媒人,“令薜荔以为理”“因芙蓉而为媒”,欲通过这些媒人而向美人求爱,但又缺乏勇气。美人、鲜花、香草,在诗篇中都一一成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它们在表现诗人本身的气质形象及体现诗篇的主旨方面起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诗人在求美人未成后,思绪难以自抑,情感受到挫伤,此时,处于现实困境的人物突然想到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这些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的闯入,大大丰富了诗章的艺术内涵,显示了诗人超常的艺术想像力;正由于此,此诗才更显出想像奇特、神思飞扬的特点,表现出与《九章》其他诗篇有所不同的风格与色彩。
此诗写追慕先贤,感慨时世,劝谏君王,希望君王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表达了作者坚守节操、不变节从俗的决心。其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思君、爱君,而思君、爱君之中又带有怨君、待君之意。全诗以香草美人为主要意象,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大胆地将地上与天国、人间与仙境、历史与现实等有机地融合一体,让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一起,想像奇特,神思飞扬,堪称一篇浪漫主义文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