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阕在写景物，“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一出语便已入哀景之中，从后句“桃园望断无寻处”可以想到，楼台、津渡都是因情所设之景，可能现实中并不存在。是由词人内心的不被人理解的情怀，无处宣泄所生出无人问津之感。桃花一语又让人联想到了桃花源记一文，诗人也正是想表达出一种离世厌俗的情感。常常文人在政治上不得志后的第一反应大多数也是出世，出离。浸淫于佛道的太虚，更是如此。在其稍晚些的作品《宁浦书事》中就提到了“我岂更求荣达”之语。在《反初》中也流露出了对田园隐居生活的向往。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又将情景拉入到了悲凉之谷底，可堪孤馆和一个寒字，写尽了词人心中的孤苦凄凉，杜鹃啼血，本就凄凉又怎堪残阳日暮。自古日暮是归途，词人或许是在感叹自己生命将暮，或许在感叹仕途将暮。独在异乡，偏听子规，子规子规，何时子归。诗人或许又在感叹自己离别亲人，远离家乡的哀愁吧。在《题郴阳道中一古寺壁》中，少游哀叹“行人到此无肠断，问尔黄花知不知”，“北客念家浑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风”从景物之凄凉，过渡到了内心之凄凉。在《宁浦书事》“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一语中，他更加直白地流露出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感。有理由相信，词人此时听到子规啼夜的心情是无比惆怅的，再加上孤身一人，念及家乡也是情理之中。
下片由叙实开始，写远方友人殷勤致意、安慰。“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连用两则有关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分见于《荆州记》和古诗《饮马长城窟行》。寄梅传素，远方的亲友送来安慰的信息，按理应该欣喜为是，但身为贬谪之词人，北归无望，却“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每一封裹寄着亲友慰安的书信，触动的总是词人那根敏感的心弦，奏响的是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痛省今时困苦处境的一曲曲凄伤哀婉的歌。每一封信来，词人就历经一次这个心灵挣扎的历程，添其此恨绵绵。
故于第三句急转，“砌成此恨无重数。”一切安慰均无济于事。离恨犹如“恨”墙高砌，使人不胜负担。一个“砌”字，将那无形的伤感形象化，好像还可以重重累积，终如砖石垒墙般筑起一道高无重数、沉重坚实的“恨”墙。恨谁？恨什么？身处逆境的词人没有明说。联系他在《自挽词》中所说：“一朝奇祸作，漂零至于是。”可知他的恨，与飘零有关，他的飘零与党祸相联。在词史上，作为婉约派代表词人，秦观正是以这堵心中的“恨”墙表明他对现实的抗争。他何尝不欲将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但他忧谗畏讥，不能说透。于是化实为虚，作宕开之笔，借眼前山水作痴痴一问：“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无理有情，无理而妙。好像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来是围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却要老远地北流向潇湘而去呢？关于这两句的蕴意，或以为：“郴江也不耐山城的寂寞，流到远方去了，可是自己还得呆在这里，得不到自由。”（胡云翼《宋词选》）或以为词人“反躬自问”，慨叹身世：“自己好端端一个读书人，本想出来为朝廷做一番事业，正如郴江原本是绕着郴山而转的呀，谁会想到如今竟被卷入一切政治斗争漩涡中去呢？”（《唐宋词鉴赏辞典》）见仁见智。
依笔者拙意，对这两句蕴意的把握，或可空灵一些。词人在幻想、希望与失望、展望的感情挣扎中，面对眼前无言而各得其所的山水，也许他悄然地获得了一种人生感悟：生活本身充满了各种解释，有不同的发展趋势，生活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固定了的故事，就像这绕着郴山的郴江，它自己也是不由自己地向北奔流向潇湘而去。生活的洪流，依着惯性，滚滚向前，它总是把人带到深不可测的远方，它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样苦涩、荒凉的远方啊！正如叶嘉莹先生评此词说：“头三句的象征与结尾的发问有类似《天问》的深悲沉恨的问语，写得这样沉痛，是他过人的成就，是词里的一个进展。”（《唐宋词十七讲》）与秦观悲剧性一生“同升而并黜”的苏轼，同病相怜更具一份知己的灵感犀心，亦绝爱其尾两句，及闻其死，叹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自书于扇面以志不忘。是以王士祯云：“高山流水之悲，千古而下，令人腹痛！”（《花草蒙拾》）
综上所述，这首词最佳处在于虚实相间，互为生发。上片以虚带实，下片化实为虚，以上下两结饮誉词坛。激赏“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的王国维（静安），以东坡赏其后二语为“皮相”。持论未免偏颇。深味末二句“郴江”之问，其气格、意蕴，毫不愧色于“可堪”二句。所谓东坡“皮相”之赏，亦可谓“解人正不易得”。全词以委婉曲折的笔法，抒写了失意人的凄苦和哀怨的心情，流露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这两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屋壁上的，其中第一首很著名。这一首诗用典十分精妙，读者不知典故内容，并不妨碍对诗歌大意的理解；而诗歌的深意妙趣，则需要明白典故的出处才能更深刻地体会。
第一首前两句写杨家庭院之景，上句写庭院的洁净，下句写庭院的秀美。后两句写杨家周围的自然环境。本诗描写湖阴先生庭院和环境之美，也赞扬了湖阴先生爱勤劳、爱洁净、爱花木和热爱自然山水的良好品性和高尚的情趣。 本诗的特点是熔写景写人于一炉。全诗写景，前两句是庭院之景，干净无苔是由于主人的“长扫（经常打扫）”，“花木成畦”是由于主人的“自栽”，写景又写人。
后面句写自然环境之美，水“将绿绕”，山“送青来”，自然山水如此有情，也表现了主人爱好山水的情趣。描写景物亦以表现人，写景见人，人于景中，表现了客观景物的美，又写出了人的美，颇有一箭双雕的感觉。
其次运用映衬和拟人手法。如果说庭院的美是人工创造的美，那么环境的美是天然施设的美。两者互相映衬，组成了一幅内与外、人造与天然美结合的完美的境界。特别是后面一联，把山水拟人化，青山为主人送来秀丽的风光，居然闯门而入，把主人对自然景物的爱和自然景物对主人的爱融和一起，生动地表现了主人爱美的情趣，因而成了传诵的名句。
“一水”“两山”被转化为富于生命感情的亲切的形象，而为千古传诵。但后二句所以广泛传诵，主要还在于这样两点：一、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一水护田”加以“绕”字，正见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环绕着绿油油的农田，这不恰像一位母亲双手护着小孩的情景吗?著一“护”字，“绕”的神情明确显示。至于“送青”之前冠以“排闼”二字，更是神来之笔。它既写出了山色不只是深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扑向庭院而来!这种描写给予读者的美感极为新鲜、生动。它还表明山的距离不远，就在杨家庭院的门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尤其动人的，是写出了山势若奔，仿佛刚从远方匆匆来到，兴奋而热烈。所有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征，而这种种描写，又都和充分的拟人化结合起来那情调、那笔致，完全像在表现“有朋自远方来”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顾不得敲门就闯进庭院送上礼物。二者融合无间，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经锤炼又无斧凿之痕，清新隽永，韵味深长。二、这两句诗也与杨德逢的形象吻合。在前联里，已可看到一个人品高洁、富于生活情趣的湖阴先生。所居仅为“茅檐”，他不仅“扫”，而且“长扫”（即常扫），以至于“静无苔”；“花木成畦”，非赖他人，而是亲“手自栽”。可见他清静脱俗，朴实勤劳。这样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当然比别人更能欣赏到它们的美，更感到“一水”“两山”的亲近；诗人想象山水有情，和湖阴先生早已缔结了深厚的交谊。诗以“书湖阴先生壁”为题，处处关合，处处照应，由此也可见出诗人思致的绵密。
过去人讲王安石此二诗，只注意其第一首，其实第二首亦有佳处。第二首的佳处，乃在作者眼耳自身的通体感受，都被浓缩在二十八字之中。所写虽片刻间景象，却见出作者体物之心细如毫发。“桑条索漠”犹王维《渭川田家》所谓的“蚕眠桑叶稀”i指桑叶少而显得冷落无生气，属枯寂之静态，“柳花繁”者，犹晏殊《踏莎行》所谓的“春风不解禁杨花，乱扑行人面”，属缤纷之动态：此一句诉诸视觉。“风敛余香暗度垣”乃写嗅觉而兼及触觉，不但花香入鼻，连微风送爽也写出来了。第三句写午梦初醒未醒时偶然听到鸟啼，则在写听觉时兼涉愈觉。最后一句点明身在何处，却从反面说开去。这末一句不仅写出作者同杨德逢彼此不拘形迹，而且连宾至如归的情意也和盘托出，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了。
总之，此二诗前一首于着力处见功夫，后一首却于平淡处见火候。必两首连读，始能察作者谋篇之妙。只选一首，似不无遗珠之憾。
这首《七哀诗》是诗人吟咏自己因失意而哀怨的诗歌。《文选》将其归入哀伤一类。元末明初的刘履在《选诗补叙》（卷二）中说：“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也。”子建即曹植，文帝指曹丕。此话概括了这首诗基本的思想内容。曹植很有才华，也有政治野心，起初被其父曹操预定为接班人，但曹操死后，曹丕继位，将其外放，并严密监视。诗人郁郁不得志，于是写作此诗以自鸣其怨。确切地讲，这并非一首完全意义的咏月诗。但是在我国传统诗歌里，月亮通常是引发相思、触动情感的一个典型意象，诗人们常常借助这个意象来表情达意，创立意境。此诗正是借月起兴，以一个怨妇的口吻，委婉曲折地表现自己遭受打击的悲凉境遇和抒发内心难以排遣的怨愤。
诗人自比“宕子妻”，以思妇被遗弃的不幸遭遇来比喻自己在政治上被排挤的境况，以思妇与丈夫的离异来比喻他和身为皇帝的曹丕之间的生疏“甚于路人”、“殊于胡越”。诗人有感于兄弟之间“浮沉异势，不相亲与”，进一步以“清路尘”与“浊水泥”来比喻二人境况悬殊。“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暗吐出思君报国的衷肠；而“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则对曹丕的绝情寡义表示愤慨，流露出无限凄惶之感。全诗处处从思妇的哀怨着笔，句句暗寓诗人的遭际，诗情与寓意浑然无间，意旨含蓄，笔致深婉，确有“情兼雅怨”的特点。
诗分上下两部分。前四联为上部分，主要写景叙事；后四联为下部分，重在抒情泄怨。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既写实景，又渲染出凄清冷寂的气氛，笼罩全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运用了“兴”的手法带出女主角的背景：明月高照，思妇独倚高楼，对影自怜，思念远方的夫君。月照高楼之时，正是相思最切之际，那徘徊徜徉的月光勾起思妇的缕缕哀思——曹植所创造的“明月”、“高楼”、“思妇”这一组意象，被后代诗人反复运用来表达闺怨。明月在中国诗歌传统里，起着触发怀想相思的作用，比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光月夜，会撩起诗人绵绵不尽的思绪，勾起心中思念怪挂怀的人或事。
“上有愁思妇，悲有有余哀”运用了“赋”的表达方法，承接上两句直接点出该诗的主角——愁思妇的情怀——悲有和哀伤。当皎洁的明月照着高楼，清澄的月光如徘徊不止的流水轻轻晃动著，伫立在高楼上登高望远的思妇，在月光的沐浴下伤有着无尽哀愁。因为思念良人而不得见，甚至音讯亦不能通。这是典型的白描手法，即“赋”的表达方法。
“借问有者谁，言是宕子妻”也是以“赋”的方法来表达的，但是以问答的方式来达到“赋”的表达效果的：“请问楼上唉声有气的是谁？回答说是异地客旅者的妻子。”直截了当，干脆利落，明白如话。曹植接着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牵引出怨妇幽幽地叙述悲苦的身世，这同时也是曹植牵动了对自己崎岖境遇的感慨。从明月撩动心事到引述内心苦闷，曹植写得流畅自然，不著痕迹，成为“建安绝唱”。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承接上文，继续以“赋”的手法表达。思妇诉说她的孤独和寂寞：“夫君已远行在外超过十年了，我只好孤清地独自栖居。”透过思妇的诉说进一步描述思妇的哀有，非常直接。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运用了“比”的手法进一步表达思妇的哀怨情怀。将夫君比喻为路中的清尘，将自己比喻为污浊的水和泥，喻意两人相差太远，难以融合在一起，也比喻夫君高高在上，对己不屑一顾，自己卑微在下，不能攀附，非常悲哀。曹植于此自比“浊水泥”的弃妇，“清路尘”指的是曹丕曹睿。曹丕继位后不再顾念手足之情，疏远甚至防范著自己的亲弟。曹睿称王时，曹植多次上表上书自试，终究无法获得任用。所以曹植用了浊泥和清尘的远离相互映照，衬托出和兄长侄子形势两异的遥远距离。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承接上文，同时以“比”和“赋”的手法表达思妇的哀怨情怀。清尘是浮的，水泥是沉的，浮沉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因而和合在一起的机会是渺茫的。浮沉是比喻，点描出不能谐和的悲哀。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是运用了“比”的手法表达思妇的心志。思妇见弃，不单不以怨报之，反而愿意牺牲自己：“可以的话，我愿意化作西南风，在人间消失而进入夫君的怀抱中！”思妇对夫君何等的忠诚和忠贞！为了得见夫君，不惜将自己比喻为西南风，化入君怀！曹植盼望着骨肉相谐和好，期盼能在曹丕曹睿身旁效力献功。所以他说但愿能化作一阵西南风，随风重投丈夫，也就是兄长侄子的怀抱。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运用了“赋”的方法表达思妇被冷待的遭遇和情怀，思妇的思念就象那缕飘逝的轻风，结尾的这缕轻风与开首的那道月光共同构成了一种幽寂清冷的境界。思妇很了解夫君的性情，超过十年了，音讯全无，“夫君的胸怀早已不向我开放了，我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哀怨之情，直透长空。这两句的表达非常直接，正是“赋”的典型手法。曹丕曹睿始终防备怀疑曹植，曹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抱负就不能实现。
该诗通篇表面上描写思妇诉说被夫君遗弃的哀怨情怀，实际上暗喻自己被长兄疏远排斥的苦闷和郁抑，这是另一种意义上运用了“比”的表达方法，这是诗人更深层的自况自喻。“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是三国魏曹植《七哀诗》里的名句，这是坚决而执著的持守誓言。独守十年，没有沉沦和颓废，思妇依旧祈愿自己化作长风，随风而去，与君相依，这是思妇此生唯一的期待。子建也是如此。他在认清无常荒诞的命运之后，并没有放弃初衷，而是“长怀永慕，忧心如酲”（《应诏》）。
全诗处处从思妇的哀怨着笔，句句暗寓诗人自己的遭遇，诗情与寓意浑然相融，意旨含蓄，音韵和谐晓畅，情感哀伤凄婉。此诗确是一首充分体现了“建安绝唱”特色的上乘作品。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