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词。白石的咏物词所咏最多的是梅、柳,这是因为其中关合着他的一段“合肥情事”,他与合肥情侣相遇于合肥赤兰桥,其地多柳树,而分手时为梅开时节。夏承焘先生的考证即为:“白石客合肥,尝屡屡来往……两次离别皆在梅花时候,一为初春,其一疑在冬间。故集中咏梅之词亦如其咏柳,多与此情事有关。”(《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行实考》)
张炎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词源》卷下)并标举了咏物词的几条原则:第一,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第二,结构上要能放能收,浑然天成;第三,所用典故必须符合题旨;第四,结句必须点明“一段意思”。若用以上原则衡量此词,可谓处处吻合。这首词在调下标明“赋潭州红梅”,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盛产红梅,以“潭州红著称于世。词中从咏红梅入手,但又不拘泥于纯粹写梅,写梅写人,即梅即人,人梅夹写,梅竹交映,含蕴空灵,意境深远,收放自如,达到似花非花,似人非人,花人合一的朦胧迷离的审美境界。
起句“人绕湘皋月坠时”,点明人物、地点、时间。湘皋,湘江岸边。屈原《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注:“泽曲曰皋。”水滨江岸往往是情人幽会的理想场所,加之红梅掩映,更富诗情画意的美感。然而此刻词人写的不是相聚时的欢乐,而是写离别后的哀愁。一个“绕”字,写出百般无奈,万种离愁。绕者,徘徊也。“月坠”二字说明其“人”(抒情诗中的主人翁常常是作者自己)已在此徘徊良久。月坠湘皋,环境凄清,以此烘托心境,其愁苦悲凉可以想见。第二、三两句由人及梅,正面点题。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然词人不是写梅影映照于水面,而是写梅影浸透在水中,着一“浸”字,感情已很强烈,再以“愁”字形容涟漪,将涟漪拟人化了。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愁人观物,触目皆是愁色,这在美学和修辞上叫做移情。诗人写梅多写其横,写其斜。如苏东坡《和秦太虚忆建溪梅花》诗云:“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词人这里不仅写其疏影横斜,而且突出一个“小”字。“花树小”,一作“花自小”。小字有娇小纤弱意。唯其娇弱,更显得楚楚可怜,让人顿起爱心。以上三句用写意的笔法,描绘出潭州红梅独特的品格风貌,奠定了全篇离别相思的基调。
“一春”三句既是写人,也是写梅。它既承上句,进一步写梅之愁,又从“幽事”渐渐逗引起无限伤心往事,暗暗点出心目中那个“人”来。梅的“一春幽事”是什么?是“嫁与车风春不管”,转眼间“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白石《暗香》)春残花落,惆怅自怜,除清风明月外,亦复谁知?“香远茜裙归”,是以茜裙女子的归去,象征梅花之飘零。茜裙,即红裙。香气被寒冷的东风吹远了,而落花仍依恋残枝,在树下回旋。此句充满了奇妙的想象,“香”犹花魂,缥缈而去;茜裙则是由花瓣幻化出来的形象,如在眼前。这个幻化出来的形象,即是白石魂萦梦牵的合肥情侣,这是白石一生的“情结”所在,所以看到了梅花,会马上联想到分离的情人。那时节春寒料峭,红梅绽放,他与穿着红裙的女子在江边分别。词人渐行渐远,回首岸边,只见那红裙渐远渐小,以至成为一个红点,就像江边的一朵红梅。……此时此刻,词人又深情地望着湘江边上的红梅,双眼渐渐模糊,幻化出当年江边的“茜裙”来。人耶?梅耶?真耶?幻耶?这样的描写,是写物而不凝滞于物,符合上面张炎所标举的第一个标准。
过片一笔宕开,以“鸥去”结束对往事的回忆。词中本咏红梅,为何一下子又扯到江鸥?此法即张炎所云“收纵联密”中的一个纵字,也就是说不拘泥于故实,而要从远处着笔。鸥是眼前的景物,符合湘皋这一特定地点。词人在江皋徘徊,惊起一滩鸥鸟;而鸥鸟的拍翅声又惊醒词人,使他从迷惘的回忆中回到当前。啊,这一切原来都是幻觉,往昔的情事就象鸥鸟一样飞去了。词写到此处,如果继续从远处着笔,则失其收纵自如之妙,于是“遥怜”二字又把它收回本题,并与上阕的“香远”遥相绾合,从而构成一体,深得“联密”之致。“花可可”,与前面的“花树小”遥相呼应。可可,小也,形容梅朵小如红点。“可可”和“依依”俱为叠字,且平仄相谐,声韵极美。
《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说姜白石词“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这首词上阕由梅及人,写己之相思,下阕始则宕开,几经翻转,写对方之相思。从对方写来,将两地相思系于一树红梅,故其相思之情,愈翻愈浓,益转益深。细细品味“遥怜”以下诸句,即可探知个中消息。“九疑”三句,看似写竹,实为写梅。
在词人看来,这红梅之红,分明是娥皇、女英二女的相思血泪染成的,也即自己恋人的相思血泪染成的。这里用湘妃的典故,既关合潭州湖南之地,又借斑竹暗喻红梅,以娥皇、女英对舜帝之相思,比作合肥恋人对己之相思,虽从对方写来,并以侧笔刻画,然却“用事合题”,非常精当。因为其中“相思血”三字,是牵合梅与竹的媒介。这也可见白石用典的妙处。前人用典,用其本意,有时显得呆板、平直;白石用典,只是取其所需,只取其大意,不拘泥于故实,用的非常灵活
这首词在审美价值上是创造了一种含蓄朦胧的美。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说:“所谓沈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此词没有像一般的咏物词那样,斤斤于一枝一叶的刻画,而是着重于传神写意。从空处摄取其神理,点染其情韵,不染尘埃,不着色相,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妙境)。它通过“月坠”、“鸥去”、“东风”、“愁漪”以及“绿筠”的渲染烘托,通过“茜裙归”、“断魂啼”、“相思血”的比拟隐喻,塑造出一种具有独特风采的、充满愁苦、浸透相思情味的红梅形象,借以表达对心上人的深深眷恋。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在湘江边绕着江岸一直走下去,不觉月亮都快要落下来了。江畔的梅树横斜,小小的花枝开放,浸满了忧愁的涟漪。梅花的一春幽愁之事有谁知道呢?寒冷的东风吹起。梅花也很快就要花落香消了。
鸥鸟离去,昔日之物已是物是人非。只能远远地怜惜那美丽动人的花朵和依依别梦。九嶷山云雾杳杳,娥皇、女英断魂哭泣,相思血泪浸透在绿竹枝上。
注释
潭州:今湖南长沙市。
湘:湘江,流经湖南。
皋:岸。
茜裙:绛红色的裙子。指女子。
依依:依稀隐约的样子。
九疑:山名。在湖南宁远县南。
断魂啼:据任昉《述异记》,帝舜南巡,死于九疑并葬于此,其二妃娥皇、女英闻讯奔丧,痛哭于湘水之滨,传说他们的眼泪染竹而成斑。后二人投湘水而死。
沁:渗透。
绿筠:绿竹。
这是一首咏物词。白石的咏物词所咏最多的是梅、柳,这是因为其中关合着他的一段“合肥情事”,他与合肥情侣相遇于合肥赤兰桥,其地多柳树,而分手时为梅开时节。夏承焘先生的考证即为:“白石客合肥,尝屡屡来往……两次离别皆在梅花时候,一为初春,其一疑在冬间。故集中咏梅之词亦如其咏柳,多与此情事有关。”(《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行实考》)
张炎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词源》卷下)并标举了咏物词的几条原则:第一,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第二,结构上要能放能收,浑然天成;第三,所用典故必须符合题旨;第四,结句必须点明“一段意思”。若用以上原则衡量此词,可谓处处吻合。这首词在调下标明“赋潭州红梅”,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盛产红梅,以“潭州红著称于世。词中从咏红梅入手,但又不拘泥于纯粹写梅,写梅写人,即梅即人,人梅夹写,梅竹交映,含蕴空灵,意境深远,收放自如,达到似花非花,似人非人,花人合一的朦胧迷离的审美境界。
起句“人绕湘皋月坠时”,点明人物、地点、时间。湘皋,湘江岸边。屈原《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注:“泽曲曰皋。”水滨江岸往往是情人幽会的理想场所,加之红梅掩映,更富诗情画意的美感。然而此刻词人写的不是相聚时的欢乐,而是写离别后的哀愁。一个“绕”字,写出百般无奈,万种离愁。绕者,徘徊也。“月坠”二字说明其“人”(抒情诗中的主人翁常常是作者自己)已在此徘徊良久。月坠湘皋,环境凄清,以此烘托心境,其愁苦悲凉可以想见。第二、三两句由人及梅,正面点题。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然词人不是写梅影映照于水面,而是写梅影浸透在水中,着一“浸”字,感情已很强烈,再以“愁”字形容涟漪,将涟漪拟人化了。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愁人观物,触目皆是愁色,这在美学和修辞上叫做移情。诗人写梅多写其横,写其斜。如苏东坡《和秦太虚忆建溪梅花》诗云:“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词人这里不仅写其疏影横斜,而且突出一个“小”字。“花树小”,一作“花自小”。小字有娇小纤弱意。唯其娇弱,更显得楚楚可怜,让人顿起爱心。以上三句用写意的笔法,描绘出潭州红梅独特的品格风貌,奠定了全篇离别相思的基调。
“一春”三句既是写人,也是写梅。它既承上句,进一步写梅之愁,又从“幽事”渐渐逗引起无限伤心往事,暗暗点出心目中那个“人”来。梅的“一春幽事”是什么?是“嫁与车风春不管”,转眼间“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白石《暗香》)春残花落,惆怅自怜,除清风明月外,亦复谁知?“香远茜裙归”,是以茜裙女子的归去,象征梅花之飘零。茜裙,即红裙。香气被寒冷的东风吹远了,而落花仍依恋残枝,在树下回旋。此句充满了奇妙的想象,“香”犹花魂,缥缈而去;茜裙则是由花瓣幻化出来的形象,如在眼前。这个幻化出来的形象,即是白石魂萦梦牵的合肥情侣,这是白石一生的“情结”所在,所以看到了梅花,会马上联想到分离的情人。那时节春寒料峭,红梅绽放,他与穿着红裙的女子在江边分别。词人渐行渐远,回首岸边,只见那红裙渐远渐小,以至成为一个红点,就像江边的一朵红梅。……此时此刻,词人又深情地望着湘江边上的红梅,双眼渐渐模糊,幻化出当年江边的“茜裙”来。人耶?梅耶?真耶?幻耶?这样的描写,是写物而不凝滞于物,符合上面张炎所标举的第一个标准。
过片一笔宕开,以“鸥去”结束对往事的回忆。词中本咏红梅,为何一下子又扯到江鸥?此法即张炎所云“收纵联密”中的一个纵字,也就是说不拘泥于故实,而要从远处着笔。鸥是眼前的景物,符合湘皋这一特定地点。词人在江皋徘徊,惊起一滩鸥鸟;而鸥鸟的拍翅声又惊醒词人,使他从迷惘的回忆中回到当前。啊,这一切原来都是幻觉,往昔的情事就象鸥鸟一样飞去了。词写到此处,如果继续从远处着笔,则失其收纵自如之妙,于是“遥怜”二字又把它收回本题,并与上阕的“香远”遥相绾合,从而构成一体,深得“联密”之致。“花可可”,与前面的“花树小”遥相呼应。可可,小也,形容梅朵小如红点。“可可”和“依依”俱为叠字,且平仄相谐,声韵极美。
《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说姜白石词“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这首词上阕由梅及人,写己之相思,下阕始则宕开,几经翻转,写对方之相思。从对方写来,将两地相思系于一树红梅,故其相思之情,愈翻愈浓,益转益深。细细品味“遥怜”以下诸句,即可探知个中消息。“九疑”三句,看似写竹,实为写梅。
在词人看来,这红梅之红,分明是娥皇、女英二女的相思血泪染成的,也即自己恋人的相思血泪染成的。这里用湘妃的典故,既关合潭州湖南之地,又借斑竹暗喻红梅,以娥皇、女英对舜帝之相思,比作合肥恋人对己之相思,虽从对方写来,并以侧笔刻画,然却“用事合题”,非常精当。因为其中“相思血”三字,是牵合梅与竹的媒介。这也可见白石用典的妙处。前人用典,用其本意,有时显得呆板、平直;白石用典,只是取其所需,只取其大意,不拘泥于故实,用的非常灵活
这首词在审美价值上是创造了一种含蓄朦胧的美。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说:“所谓沈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此词没有像一般的咏物词那样,斤斤于一枝一叶的刻画,而是着重于传神写意。从空处摄取其神理,点染其情韵,不染尘埃,不着色相,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妙境)。它通过“月坠”、“鸥去”、“东风”、“愁漪”以及“绿筠”的渲染烘托,通过“茜裙归”、“断魂啼”、“相思血”的比拟隐喻,塑造出一种具有独特风采的、充满愁苦、浸透相思情味的红梅形象,借以表达对心上人的深深眷恋。
这首词作于淳熙十三年(1086年),作者客居长沙之时。潭州就是今天的湖南长沙,南宋时盛产红梅。这首词名为咏梅,实为写怀人之情,抒发自己的离愁别恨。
汉“飞将军”李广的故事广为人知,在古代诗文中也多所咏及。辛弃疾的这首《八声甘州》,便是其中的名篇。辛弃疾二十三岁即起兵抗金,南归以后亦所至多有建树。但因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抨击邪恶势力,遭到朝中奸臣的忌恨,不仅未能实现恢复中原的理想,且被诬以种种罪名,在壮盛之年削除了官职。他的这种遭遇,极似汉时名将李广。这首词即借李广功高反黜的不平遭遇,抒发作者遭谗被废的悲愤心情。辛弃疾在题语说“夜读《李广传》,不能寐”,可见他当时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后边说“戏用李广事”,则不过是寓庄于谐的说法罢了。
此词上阕聊聊数语,约略叙述了李广的事迹。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罢官闲居时,“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开篇至“无言”数句即写此事。这里特别突出“故将军”一语,以之居篇首,表现了作者对霸陵尉势利人的愤慨。同时,词中直接把司马迁对李广的赞辞“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当作李广的代称,表示对李广朴实性格的赞赏。一褒一贬,爱憎分明。传文又载:“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射虎”二句即写此事。单人独骑横山射虎,可见胆气之豪;弓弦惊响而矢发裂石,可见筋力之健。李广如此健者而被废弃,又可见当时朝政之昏暗。传文又载李广语云:“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辛词中“落魄”二句即指此事。劳苦而不得功勋,英勇而反遭罢黜,进一步说明朝政之黑暗。一篇《史记·李将军列传》长达数千字,但作者只用数十字便勾画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平主要事迹,且写得有声有色,生动传神,可见作者不愧为一代文豪。
与上阕不同,词的下片专写作者自己的感慨。唐代诗人杜甫《曲江三章》第三首“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诗句。作者在题语云“晁楚老、杨民瞻约同居山间”,此处即以杜甫思慕李广之心,隐喻晁、杨亲爱自己之意,盛赞晁、杨不以穷达异交的高风,与开头所写霸陵呵夜事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中“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一语,上应“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句,表现了作者宠辱不惊、无所悔恨的坚强自信。“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一句,借汉言宋,感慨极深沉,讽刺极强烈。
具体说来,它大致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汉时开边拓境,号召立功绝域,健如李广者本不当投闲,然竟亦投闲,可见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乃古今之通病,正不必为之怅恨;二是汉时征战不休,健如李广者尚且弃而不用,宋朝求和讳战,固当斥退一切勇夫,更不必为之嗟叹。以上皆反面意,实则是痛恨朝政腐败,进奸佞而逐贤良,深恐国势更趋衰弱。作者遭到罢黜,乃因群小谗毁所致,故用“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之景作结,隐喻此辈之阴险和卑劣,并以点明题语所云“夜读”情事。此语盖用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惊风乱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诗意,但换“惊风”为“斜风”,以示其谗毁之邪恶;改“密雨”为“细雨”,以示其谗毁之琐屑;又益以“轻寒”一事,以示其谗毁之虚弱。这样一来,使其更具有表达力。
辛弃疾的这首词,其句子隐括了不少前人的诗文。但是,他决不是简单地照搬古人语句,而是在隐括前人辞句时加进了生动的想象,融入了深厚的情感。如上阕写霸陵呵夜事,加进“长亭解雕鞍”的想象,便觉情景逼真;写出猎射虎事,加进“裂石响惊弦”的想象,更觉形神飞动。下阕“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一问,气劲辞婉,几经顿挫才把意思说完,情真意切,充满了无限悲愤。总之,这首词不仅抒情真切感人,而且语言上也多所创新,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是一首咏物诗。古人咏菊之作很多,但此诗为作者一念触发,灵感倏至而作。
头二句写作诗缘起,乡居野处的百姓出于对隐居的英雄的敬佩,相赠菊花。首句“战罢秋风笑物华”,起势不凡,一个“战”字,一个“笑”字,使横戈疆场而又乐观坚贞的民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次句“乡人偏自献菊花”,是对抗清英雄的崇高礼赞。诗的一、二句创造了赏菊的感情环境。
后两句则笔势急转,“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是全诗最铿锵有力、动人心魄的诗句。诗人由对自身的抒写转入对菊花的描绘。野菊挺秀的枝茎和灿然如火的黄花激发许多联想。花茎虽已经霜,仍不失挺拨咄咄之势;“铁骨”一词拟化出不畏风霜的菊花的伟岸不群的品格。诗人以怜惜的笔调写出对不畏风雨的菊花的爱护。后二句虽然字面上全为咏叹菊花的字句,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野菊经霜不老的傲岸实为诗人自身凛凛正气的象征。无疑,后两句仍是在抒写诗人自己的豪情气概。
前两句是叙述,叙述中充满诗情,后两句借景抒情。“骨”与“心”都将菊花拟人化,赋予菊以人的性格。“骨”用“铁”字修饰,“心”用“金”字限定,既写出了菊花的凌霜贞姿,又写出了诗人的英雄品格。全诗写菊,又是写人,是写景,又是抒情,菊与人,景与情,洽合无间,融为一体。
此诗严格说来,不是纯粹的咏物诗,因为诗人的感情、精神时时介入其间,不过借菊花象征而已。但野菊的自然情态处处与涌荡于诗人胸中的奔逸之情相合,所以诗人才得以借菊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实质而言.作者描绘菊花的诗句已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从而将主体感情固着其中,菊花成为诗人情感的一个对等物。
其二
第一、二句人指出,即使是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也有历史局限性。
第三、四句诗人呼唤创新意识,希望诗歌写作要有时代精神和个性特点,大胆创新,反对演习守旧。
世人常常用这句诗来赞美人才辈出,或表示一代新人替换旧人,或新一代的崛起,就如滚滚长江,无法阻拦。
此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求新求变,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写出了后人继承前人。本诗虽语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表达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主题思想与中心。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式。他通过对诗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为古人是从。诗歌也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
其三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和凝的《江城子》共有五首,是一组完整的组词,内容相连,叙述一位女子与情人夜间约会相见的整个过程,从第一首“排红烛,待潘郎”到第五首“天已明”,写出这位女子含娇、含恨、含笑、含情、含愁的一个等待恋人时特有的心态流程,表现出她对恋人的一片痴情。因为它“章法清晰”,所以被人誉为“联章之祖”,又称“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所谓“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指的应该并不是“托美人以写情,指落花而自喻”,而应该是采用组词这种特别的方式,叙述了一件完整的情事过程。这属于和凝的首创,所以称祖。
《江城子·帐里鸳鸯交颈情》为最后一首,写女子与情人相会情景,两情相投不觉时间太快,“恨鸡声,天已明”,郎君走时又约会期,留下了袅袅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