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姜夔在目睹江淮一带地方生产凋敝、风物荒凉,曾发出“徘徊望神州,沉叹英雄寡”(《昔游诗》)的慨叹,扬州慢、凄凉犯一类词也颇有“禾黍之悲”,而在这首诗里,昔日的愤懑和忧虑化作了淡淡的惆怅,仿佛若有所失。后两句使人愀然动色,杨万里极喜诵之,或是其中蕴涵的历史沧桑感和某种个人情愫的积淀与之心境契合,但仅如此不足以跳出李白《苏台览古》的窠臼,此诗妙处实在一、二句。起句疏宕,不涉题旨,欲抑先扬。写晚云悠闲、白鹭自适、星斗灿烂、山川依然,说景微妙,相形之下“怅望苏台柳”就流露出了一种苦涩的况味,怀古伤今之情纡徐委折。景物的渲染与感慨的抒发相得益彰,物是人非的历史感更加厚重,此诗兴味深厚而笔致飘逸,具蕴藉空灵之美。姜夔《诗说》云:“韵度欲其飘逸。”这首怀古伤今之作不滞于情,不役于物,饶有远韵。近人缪钺《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云:“白石之诗气格清奇,得力江西;意襟隽澹,本于襟抱;韵致深美,发乎才情。受江西诗派影响者,其末流之弊,为枯涩生硬,而白石之诗独饶风韵。”
这首绝句可以和李白的《苏台览古》作个比较:“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李白在诗中着重写今日之荒凉,以暗示昔日之繁华,以今古常新的自然景物来衬托变幻无常的人事,从而抒发出今昔盛衰的感慨。而姜夔则借不变的姑苏夜景,暗寓变化的人事,并借古讽今,给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以冷嘲,立意要高出一筹。这两首绝句都写到柳,以之寄托兴亡盛衰的感慨。但姜夔笔下的柳更富有活力,因为柳被姜夔拟人化了,带上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并赋予柳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所以也比韦庄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来得空灵、活脱。不同的是李白诗中的柳相当于姜夔诗中“星”、“鹭”,而姜夔诗中的柳则相当于李白诗中的“月”。所以,这两首诗的后两句在构思上颇为相似。不同的是前两句,李白以旧苑荒台春色依旧寄寓感慨,而姜夔则以江山永恒暗含人世沧桑。
作者将昔日的愤懑和忧虑化作淡淡的惆怅,仿佛若有所失,起句欲抑先扬,写晚云悠闲,白鹭自适,星斗灿烂,相形之下怅望苏台柳,就流露出了一种苦涩的滋味。怀古伤今之情迂回曲折。后两句使人愀然动色,其中蕴涵的历史沧桑感和某种个人情愫的积淀与心境契合,景物的渲染与感慨抒发得相得益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在朦胧的夜色中,一片片云儿,急遽地掠过船旁。清澈的江水,静静地流淌;天上的星辰,在水波中荡漾,闪耀着光芒。沙滩上的白鹭,早已睡熟,没一点声响。
我默默地望着姑苏台,带着几分惆怅:那迷濛的柳树,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霜?是它,曾用低垂的细条,为吴王扫拂着满地飘坠的花瓣。
注释
柁牙:船柁。柁,同“舵”。牙,牙樯。樯即桅竿。诸本并作“鹭眠”。夏校本记:“曹元忠校:‘《鹤林玉露》引作“雁团”。’”
怅望:惆怅地看望或想望。
苏台:姑苏台,即吴宫。故址在苏州西南灵岩山。
吴王:指春秋吴国之主。亦特指吴王夫差。
少年姜夔在目睹江淮一带地方生产凋敝、风物荒凉,曾发出“徘徊望神州,沉叹英雄寡”(《昔游诗》)的慨叹,扬州慢、凄凉犯一类词也颇有“禾黍之悲”,而在这首诗里,昔日的愤懑和忧虑化作了淡淡的惆怅,仿佛若有所失。后两句使人愀然动色,杨万里极喜诵之,或是其中蕴涵的历史沧桑感和某种个人情愫的积淀与之心境契合,但仅如此不足以跳出李白《苏台览古》的窠臼,此诗妙处实在一、二句。起句疏宕,不涉题旨,欲抑先扬。写晚云悠闲、白鹭自适、星斗灿烂、山川依然,说景微妙,相形之下“怅望苏台柳”就流露出了一种苦涩的况味,怀古伤今之情纡徐委折。景物的渲染与感慨的抒发相得益彰,物是人非的历史感更加厚重,此诗兴味深厚而笔致飘逸,具蕴藉空灵之美。姜夔《诗说》云:“韵度欲其飘逸。”这首怀古伤今之作不滞于情,不役于物,饶有远韵。近人缪钺《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云:“白石之诗气格清奇,得力江西;意襟隽澹,本于襟抱;韵致深美,发乎才情。受江西诗派影响者,其末流之弊,为枯涩生硬,而白石之诗独饶风韵。”
这首绝句可以和李白的《苏台览古》作个比较:“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李白在诗中着重写今日之荒凉,以暗示昔日之繁华,以今古常新的自然景物来衬托变幻无常的人事,从而抒发出今昔盛衰的感慨。而姜夔则借不变的姑苏夜景,暗寓变化的人事,并借古讽今,给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以冷嘲,立意要高出一筹。这两首绝句都写到柳,以之寄托兴亡盛衰的感慨。但姜夔笔下的柳更富有活力,因为柳被姜夔拟人化了,带上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并赋予柳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所以也比韦庄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来得空灵、活脱。不同的是李白诗中的柳相当于姜夔诗中“星”、“鹭”,而姜夔诗中的柳则相当于李白诗中的“月”。所以,这两首诗的后两句在构思上颇为相似。不同的是前两句,李白以旧苑荒台春色依旧寄寓感慨,而姜夔则以江山永恒暗含人世沧桑。
作者将昔日的愤懑和忧虑化作淡淡的惆怅,仿佛若有所失,起句欲抑先扬,写晚云悠闲,白鹭自适,星斗灿烂,相形之下怅望苏台柳,就流露出了一种苦涩的滋味。怀古伤今之情迂回曲折。后两句使人愀然动色,其中蕴涵的历史沧桑感和某种个人情愫的积淀与心境契合,景物的渲染与感慨抒发得相得益彰。
公元422年(永初三年),谢灵运被降职外放永嘉任太守。诗人在郡不理政务,恣情遨游山水。每游一处,必有诗篇记胜。这首诗即是其一。据《读史方舆纪要》说:“(永嘉)西北二十里有青嶂山,上有大湖,澄波浩渺,一名七峰山。”此青嶂山,似即绿嶂山。
谢灵运的山水诗多采取纪游的写法。其章法结构,大抵是先纪游,继写景,最后兴情悟理。此诗即采取这种井然的推展次序。起首二句,写他出发前的准备和启程情况。诗人携带足够的干粮,拄着轻便的手杖,兴致勃勃地启程了。他沿着逶迤起伏的山路徐行而上,要攀登那风景清幽奇险的高峰。“怀迟”,与威夷、逶随、逶迤等词通。“幽室”,风景清幽之处,指绿嶂山。灵运是一位旅行家、冒险家。他所选择的风景,不是那些寻常易见的田园或低丘浅流,他对山水的欣赏,不像陶渊明那样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眺望为满足。他总是以高山深谷为目标,欲求人所未见的幽景奇观。这两句的“裹粮”和“杖策”,就表明了这次旅游路程之遥远险阻,也流露出诗人寻幽探胜的极大热忱。灵运诗这种在开篇记游时即表现出的欣喜向往之情,往往能使人一开卷就引起感情的共鸣。次二句,写他溯流而上,向溪涧的源头前进;到了上岸处,兴致仍然十分浓厚。这是全诗的第一个层次,即纪游。轻快灵动的诗句,已引领读者步入佳境。
以下八句,即依照游历次序,描绘途次的风景。诗人循溪畔步游,但见溪边水波澹澹,并在山湾处汇集,凝成了一个澄碧的深潭。潭上烟雾弥漫,使他感觉凛然生寒。环视溪潭岸上,修竹环合,摇曳风中,虽经秋霜之冻,愈见得青翠光润,葱郁可人,显出坚贞的品质。“团栾”亦作“檀栾”,形容竹的形貌之词。“寒姿”指水,“霜质”谓竹。诗人沿着溪潭继续游赏,遥看涧流弯弯曲曲,像蛇一样蜿蜒而去,使他难以辨明流水的去向。举目望去,山林伸向远方,那山岩也随着林子延伸,越到远处,看起来岩层越密。诗人置身在这无边无际的深碧苍翠之中,已经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他朝西看,密林中漏下的落日余光斑斑驳驳,令人怀疑可能已是夜晚,明月初升了。再向东看,岩壁上隐现出昏黄的月色,又使他怀疑是夕阳正在沉落。灵运写山水景色,最擅长实景实写,细腻刻画。正如王夫之所评:“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虚”(《古诗评选》卷五)。这六句,从视觉、触觉、感觉、错觉多方面着笔,准确地表现出深山大壑中密林幽涧的气象,又利用浅深、明暗、远近的对比,显示了山水的繁复、曲折,阴暗、清冷,造成一种幽深、神秘、变幻莫测的境界。如此神秘幽异的原始山林景色,是前人所未见到也未写过的。灵运写山水,为了达到“情必极貌以写物”的目标,便力求“辞必穷力而追新”,以新的语言词眼表达新奇的意象。这几句中的“委”与“迥”,“屡迷”与“逾密”,状景异常精细逼真。“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一联,在上下句之中造设“澹潋”、“团栾”两个叠韵词对偶,造成听觉上整齐铿锵的韵律感;而“结”与“润”两个动词,分置于句中第三字的中间位置,构成“句中眼”,更使景物呈现出活泼的生气与清新的韵致,显出诗人的匠心巧思。“践夕”二句,总揽一笔,说自己在深山中只顾赏玩幽景,忘却了时间的推移,不觉中,已从早上游到了黄昏。而岩林最幽深最隐蔽的地方,也都游历到了,以上是第二层次,诗人以其丽情密藻铺叙景物,形成了全篇最精采的部分。
“蛊上”以下八句,是第三层次,即兴情悟理。这一部分写得较为枯燥,下面略作解释。“蛊上”,谓蛊卦上九。《周易·蛊》说:“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履二”,谓履卦九二。《周易·履》说:“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贵”、“美”都是主张、赞赏之意。“幽人”和“高尚”两句紧承上两句,进而抒发情怀,说凡隐逸之人,都是心怀坦荡,安行无碍,这种高尚之风,高远之趣,真是举世无双的了。读者不难发现,灵运这里已是以“幽人”自居了。“颐阿”,应答之声;“何端”,即何由。这一句意思说:我身心都沉浸在阒无人迹的山林之中,再也无由听到謦欬之声了。“寂寞”句,同样出于《老子》:“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一”是道或大全的意思,抱一就是守道。这句说:我只能在寂寞中把思想感情寄托于老庄玄理,安性守道。结尾一联,上句的“如”字,应作“知”。《庄子·缮性篇》说:“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其大意是说,知识是有害的,要追求“大道”,就必须恬静无为,任其自然,摒弃知识。而摒弃知识,才是真正的“知”。恬静无为养育了这个“知”,而这个“知”又反过来养育了恬静无为。二者“交相养”、相互促成,人性中就产生了“和理”(指至为纯粹平和的精神境界)。这个方法,就是“缮性”。缮是“治”的意思,治性,亦即养性之意。灵运在这里说,在此自然的环抱中,他感到自己已经达到了“恬知交相养”的境界,从此可以去讲究养生之道了。
这首诗虽然多了一个语言晦涩乏味的“玄言尾巴”,但它不仅模山范水方面极为生动、清新,而且对于游历的过程、时间,地点、心情,都交待得明白清晰,表现出一种登涉之趣。因此,读者读这首诗,仍然会在不知不觉中跟随着诗人攀岩泛流,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从而获得与大自然交感会通的审美上的愉悦。
中国传统诗歌源远流长,但以叙事为主的史诗却一向不发达,因此《诗经》中为数不多的几篇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便受到今人的充分关注。《大雅·生民》就是这样的作品。
此诗带有浓重的传说成分,而对农业生产的详细描写,也反映出当时农业已同畜牧业分离而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事实。
诗共八章,每章或十句或八句,按十字句章与八字句章前后交替的方式构成全篇,除首尾两章外,各章皆以“诞”字领起,格式严谨。从表现手法上看,它纯用赋法,不假比兴,叙述生动详明,纪实性很强。然而从它的内容看,尽管后面几章写后稷从事农业生产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却仍不能脱去前面几章写后稷的身世所显出的神奇荒幻气氛,这无形中也使其艺术魅力大大增强。
诗的第一章写姜嫄神奇的受孕。这章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履帝武敏歆”,对这句话的解释众说纷纭,历来是笺注《诗经》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毛传把这句话纳入古代的高禖(古代帝王为求子所祀的禖神)祭祀仪式中去解释,云:“后稷之母(姜嫄)配高辛氏帝(帝喾)焉。……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dú),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就是说高辛氏之帝率领其妃姜嫄向生殖之神高禖祈子,姜嫄踏着高辛氏的足印,亦步亦趋,施行了一道传统仪式,便感觉怀了孕,求子而得子。唐代孔颖达的疏也执此说。但汉代郑玄的笺与毛传之说不同,他主张姜嫄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怀孕生子的。云:“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这样的解释表明君王的神圣裔传来自天帝,是一个神话。然在后世,郑玄的解释遭到了王充、洪迈、王夫之等人的否定。现代学者闻一多对这一问题写有《姜嫄履大人迹考》专文,认为这则神话反映的事实真相,“只是耕时与人野合而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耳”。他采纳了毛传关于高禖仪式的说法,并对之作了文化人类学的解释:“上云禋祀,下云履迹,是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歆’,犹言与尸伴舞而心甚悦喜也。‘攸介攸止’,‘介’,林义光读为‘愒(qí)’,息也,至确。盖舞毕而相携止息于幽闭之处,因而有孕也。”闻一多的见解是可取的。还有两点:一、足迹无非是种象征,因此像王夫之等人那样力图在虚幻和事实之间架桥似乎是徒劳的。二、象征的意义是通过仪式的摹仿来完成的,舞蹈之类都是摹仿仪式,而语言本身也可以完成象征的意义,如最初起源于祭仪的颂诗;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表现能力的扩张,神话才超越了现实,诗歌乃具有神奇的魅力。
诗的第二章、第三章写后稷的诞生与屡弃不死的灵异。后稷名弃,据《史记·周本纪》的解释,正是因为他在婴幼时曾屡遭遗弃,才得此名。此篇对他三次遭弃又三次获救的经过情形叙述十分细致。第一次,后稷被扔在小巷里,结果是牛羊跑来用乳汁喂养了他。第二次,后稷被扔进了大树林,结果正巧有樵夫来砍柴,将他救出。第三次后稷被扔在了寒冰之上,结果天上飞来只大鸟,用温暖的羽翼覆盖他温暖他。初生的婴儿经历了如此大的磨难,终于哇哇哭出了声,声音洪亮有力,回荡在整条大路上,预示着他将来会创造辉煌的业绩。那么,对于后稷遭弃这一弃子之谜,历代经史学家有许多解释。贱弃说在鲁诗中就已产生,刘向《列女传》和郑玄笺都执此说。另一较早的说法是遗腹说,首先由马融提出。此后,苏洵持难产说,朱熹持易生说,王夫之持避乱说,臧琳持早产说,胡承珙持速孕说。另外又有晚生说、怪胎说、不哭说、假死说、阴谋说等等。近世学者则多从民俗学角度出发,各倡轻男说、杀长说、宜弟说、触忌说、犯禁说等。英雄幼时蒙难是世界性的传说故事母题,一连串的被弃与获救实际上是仪式性的行为。古代各民族中常有通过弃置而对初生婴儿体质作考验或磨练的习俗,这种做法名为“暴露法”(Infantexposure),弃子传说则是这种习俗遗迹的反映,弃子神话正是为了说明一个民族的建国始祖的神圣性而创造的,诞生是担负神圣使命的英雄(具有神性)最初所必经的通过仪式,他必须在生命开始时便接受这一考验。而所有的弃子神话传说都有这么一个原型模式:一、婴幼期被遗弃;二、被援救并成长为杰出人物;三、被弃和获救都有神奇灵异性。此诗第三章中的弃子故事,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章除了叙事神奇外,笔法也可圈可点,对此前人也有所会心,孙鑛说:“不说人收,却只说鸟去,固蕴藉有致。”俞樾说:“初不言其弃之由,而卒曰‘后稷呱矣’,盖设其文于前,而著其义于后,此正古人文字之奇。”(均见陈子展《诗经直解》引)
诗的第四至第六章写后稷有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特殊禀赋,他自幼就表现出这种超卓不凡的才能,他因有功于农业而受封于邰,他种的农作物品种多、产量高、质量好,丰收之后便创立祀典。这几章包含了丰富的上古农业生产史料,其中讲到的农作物有荏菽、麻、麦子、瓜、秬、秠、麇、芑等。对植物生长周期的观察也很细致,发芽、出苗、抽穗、结实,一一都有描述。而对除杂草和播良种的重视,尤其引人注意。这说明汉民族已经开始成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甲骨文中,“周”字写作“田(四格中各有一点)”,田是田地,四点像田中密植的农作物,可见汉民族的命名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据史载,弃因善于经营农业,被帝尧举为农师,帝舜时他又被封到邰地。弃号后稷,后是君王的意思,稷则是一种著名的农作物名。周人以稷为始祖,以稷为谷神,以社稷并称作为国家的象征,这一切都表明汉民族与稷这种农作物的紧密联系。那么对于稷具体究竟是哪一种谷物的问题,唐宋人多以为稷即穄,是黍的一种,清代经学家、小学家则普遍认为就是高粱,这几乎已成定论。今人又有新说,认为它是禾的别名,也就是粟,去种皮则称小米。这几章修辞手法的多样化,使本来容易显得枯燥乏味的内容也变得跌宕有致,不流于率易。修辞格有叠字、排比等,以高密度的使用率见其特色,尤以“实……实……”格式的五句连用,最富表现力。
诗的最后两章,承第五章末句“以归肇祀”而来,写后稷祭祀天神,祈求上天永远赐福,而上天感念其德行业绩,不断保佑他并将福泽延及到他的子子孙孙。诗中所述的祭祀场面很值得注意,它着重描写粮食祭品而没有提到酒(虽然也是用粮食制成),这大约也表明后稷所处的尧舜时代酒还没有发明吧。据《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则中国酒的发明在夏代,此诗的叙述当可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而烧香蒿和动物油脂这一细节,恐怕也是后稷所创祀典的特殊之处。“上帝居歆”云云,则反映出当时可能有人扮的神尸来享用祭品,可供研究上古礼制参考。全诗末尾的感叹之词,是称道后稷开创祭祀之仪得使天帝永远佑护汉民族,正因后稷创业成功才使他有丰硕的成果可以作为祭享的供品,一结赞颂的对象仍落实在后稷身上,而他确也是当之无愧的。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
全诗可分四段。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此话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在《杂诗》之五中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话,可见他本来曾经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一个人对往日美好事物的追忆,常常就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当时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时来褐冥会,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谁谓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为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既然如此,按道家“养志者忘形”(《庄子·让王》)的理论,那么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无所谓。这与作者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所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体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为什么还要说“谁谓形迹拘”呢?作者这里是安慰自己:我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我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对处境的对策,后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路的打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终肯定要返回田园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褐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非常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