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句诗一方面揭穿了军阀们靠“请吃饭”玩弄阴谋诡计；一方面提出用胶牙糖粘嘴的事来，也是对灶神的无情嘲弄。这里，首句列出两件祭物，次句却有着深刻的寓意。“典衣供瓣香”，联系上句，瓣香、胶牙糖以及“只鸡”，原来俱是“典衣”的结果。它即反映出当时人民的贫困窘境；也揭示出封建迷信（敬神）与贫穷之间的尖锐矛盾。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这两句诗，以极其形象的事物生动地反映出当时农村破产，劳动人民家无隔宿之粮的惨淡情景。祭神，对被“神权”统治尚未觉醒的农民来说。是看成一件祸福攸关大事的；但是，典尽衣物，顶多也只能杀一只鸡，备一点胶牙糖，一些香烛，哪里还能买得起更贵重的黄羊。“岂独”二字，含意深沉，一方面表示在“家中无长物”的情况下，办不起黄羊来祭灶；另一方面也表示出不想靠祭灶来改变现状、也不可能改变现状的意思。
这首诗虽简短，但却透视出当时中国农村破产、农民家徒四壁的一面生活侧影。通过庚子送灶这件看似极平常的事物，深刻地表现出封建迷信对劳动人民的危害，和作者对这一事物的鲜明态度。
全诗四句语言浅显通俗，一二句只鸡、胶牙糖、瓣香看似平列，因皆出之以“典衣”，不仅使这十个字结联成体，具备了一个完整的意思，而且具有振起全诗的作用。三句是一直白，对上句是进一步的渲染和深化。第四句是整首的主脑，篇终见意，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看，这句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耐人寻索，韵味无穷。
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旅途中所感受到的愁情。诗的前两句以远视角度写京口的地势，视野开阔，境界壮丽；三四句写江口吹起大风，涌起如山白浪，愁杀了想要渡江的人们。全诗四句，都写得平易质直，明白如话，有襄阳民歌风味。
诗是由题中之“望”而展开的，首二句以工整的对仗形式，写出孟浩然站在扬子津眺望南岸京口的地势。主要是从京口的北固、夷山二山来进行描述。北固山在镇江之北约一里，由于诗人是在江北南望京口，故以“临”字写出二者关系。而夷山在镇江以东约九里，诗人隔江相望，只隐约可见，故想象其绵延至海滨，以“近”字点刷山之态势，颇具动态感与延伸感，给人以艺术的联想。而那个方向又是诗人将去的处所，从中透露出他的几分企盼之情。二句中涉及到与京口有关的三个地名，且其中山名有二，然并不觉冗赘，显得十分自然贴切。二句以山为对象，展现了京口的粗略地理位置。
以上两句主要写远望之山，紧接一句，则写近望之江。随视线的移动，目光投视在大江之上，只见江风阵阵，白浪滚滚，显出一种奔涌气势。此句与前二句形成动、静对比，于动中将波翻浪卷、风声水声，分别触发人的视、听感觉，产生能影响人的官能感受的强烈效果。所以，最后一句之始，便以“愁”字作为一种心理回应，作为由听、视觉转换到感觉的审美活动的结果，表现出诗人见此物象而生发的特定心境，自然地由景入情。这里的“愁”，并非一般的乡愁、思愁、游子之愁，而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蕴。诗人久隐山林，年届四十始应试，结果不第而归，充满了难觅知音、厌倦京洛、意欲归隐的复杂感怀。这个“愁”字，除乡愁之外，还隐隐含藏着一种失意之愁。那浩浩，长河，滔滔江流，是诗人行程中的险途。同时，也可能又暗喻那使诗人“愁杀”的仕途上的阻隔。“渡头人”展现了忧郁愁苦的诗人自我形象，在结构上，又形成掉领全诗的特殊格局。
全诗以题中之“望”作为基点，写了望中之景与望中之愁。其中，诗脉的条理和情感的逻辑十分清晰。以“望”起，望山（静态）、望江（动态），由此引起“愁"，从主体对客体的审视中，展示诗人心绪。情景弥合无间，意境悠远深厚，语言平实清淳。
这首词上片写途中所见所闻，起写春色无边，点明时令，次写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拥向南山觅春；下片紧承上片，继写沿途所见，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心愿，揭出作意。此词情由景出，论随情至，写得自然、得体。
正月的时候正值孟春，初阳发动，故词以“无边春色”起头。但是，就人之常情来说，尽管到处是春色，还是要去寻春、觅春的。次句的“苦”字表达出了人们这种寻觅春色的执着。词中的“南山”，大约指的是春光优美之处，也是作者邀请提刑官应懋之游春的目的地。“村村”三句，以及下片“翁前”两句，写的是农村“人日”这一天的热闹景象，是作者“觅”春所见，这也正是此词写作的一个重点。作者先大笔挥洒，用“箫鼓”、“笛”写节日歌舞之盛，用“村村”、“家家”极写范围包容之大，仅此一句，就将农村“人日”的风俗景象以及人们的欢乐情绪形象地渲染出来。“祈麦祈蚕”，点出“村村箫鼓家家笛”这项活动的目的。祈求农事丰收，这里虽举“麦”、“蚕”为诸多农事的代表，但在“人日”来说，农民马上可以接触到的一般来说，也就是麦与蚕了。这时，麦田泛出青绿之色，蚕在春天的气息里孵化，富于生机。对丰收的盼望与担忧，都同时在农民心头慢慢升起，他们要用这尽情的箫鼓和笛声表达他们心中的祈求。“来趁元正七”，这句是上片的结语，明确指出了特定时期季节性的内涵。
下片“翁前”两句，转入具体的描绘。“翁前子后孙扶掖”，这正是“来趁元正七”的老老少少，子子孙孙。魏了翁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对长幼之序极为重视，这从“翁”、“子”、“孙”的排列顺序中可以看出来。“商行贾坐农耕织”，这一组活动，由商、贾、农三种行当的人物组成，而作者用“行”、“坐”、“耕织”三个词，点明了三种行当人物的特征，语言简练。在古代，商人们分为行商和坐商两种。“耕织”则为“农”的本业。当然，这里不一定实写“人日”所见，而是作者由人们的祈求而联想到的各种自食其力的人所从事的争取丰收、幸福的实践活动。但这三个动词，却描绘出了一片繁忙景象。从“箫鼓”至“耕织”，这五句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出了农村的欢乐景象，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将种种苦闷、烦忧，都排斥在画面之外了。这里简直是一片桃源乐土。在偏安的半壁河山之中毕竟还有这样一片乐土！但其中也不排斥寓含着作者的理想，这正是他所苦苦寻觅的“春色”，上片次句用“苦”与“觅”两个字，用意就在于此。词的末三句，是作者就此情此境所引发的感想，是此词的哲理所在，也正是作者的希望。“须知”是告诫语，作者要告诉人们：“人日”中的“人”的种种活动与期望，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人”是向上的，都在追求着幸福与美好；但是，人们如果都懂得做人的道理，都象在“人日”里所意识到“人”的作用与追求，那就“日日是人日”了，也就不会只有在“人日”这一天才去追求祈祷了。显然，作者是在勉励人们追求不息生生不止。这也正是作者思想核心之一。他处理政务主张“内修”、“立本”、“厚伦”，正人心，化风俗；他所留驻的州县，皆“以化善俗为治”；使“上下同心一德，而后平居有所补益，缓急有所倚仗”（均见《宋史》本传），这就是他在此词中发挥议论的思想基础。
从全词看，此词没有浮躁怪诞之气，写得古朴自然，平易真切，与农村风物极相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