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满江红·暮春》一首十分委婉缠绵的伤春相思词,写一位空闺女子怀念情人而又羞涩难言的情绪状态,逼近婉约派词人秦观的风调。擅长于写豪壮沉郁之词的作者,能以似水柔情写女子的相思怨别,足见作者的大家风范。
此词分上下两阕,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也是长调最常用的章法。既属常见常用、那么易陷于窠臼,但是仔细体味该词,既不落俗套,又有新特点,委婉,但不绵软;细腻,但不平板。作到这一步,全赖骨力。具体地说每句之中,皆有其“骨”,骨者,是含义深厚、分量沉重,足以引人注目的字面;由骨而生“力”,就足以撑住各句,振起全篇。
上阕写这女子眼中的暮春景象。这样写,不仅为下阕抒情作好了铺垫,而且已暗蓄着红颜难久而年华虚度的悲愁。起韵点明时间地点,情韵含藏。如“家住江南”,看来不过点明地点,却能突出这是一位比之塞北女子更娇柔的江南女子的哀怨。如写清明寒食,不过是先叙出抒情的特定时间,为下文写景著力,却以一个“又”字传神,表明不止一次独自度过暮春的寂寞和哀怨,使往年暮春的心情被其调动起来。以下一气贯注,铺写残春凋零景象,也于景中含情。“一番……一番……”的句式。是抒情重笔,表明经过许多次风雨之后。如今的花径里已经狼藉不堪了。“红粉”两句,接前风雨而来,实描花落水流红的残春景象,和绿意渐浓、园林寂寞的风光。其中的一“暗”字,一“渐”字,如钝刀割肉,拉长了感觉的时间,令人想见她饱受煎熬的时间很长。除了写出时光的流转之外,在古典诗词的传统语境里,还有一定的象征意味,象征着青春羌貌的流失。特别是作者用“红粉”一词时,花落所隐含的美人衰老无华的意思更明显。“算年年”以下数语,拈出刺桐一花,以作补充,变泛论为实说。用一“算”字,总束暮春风光,并举出很少入词的暮春刺桐花落,来表明春光的不再,天气的转暖。“寒无力”三字,颇为生新惹目,自是“骨”之所在。寒,谓花朵瘦弱。故无力附枝,只得随风飘落,不而清阴绿叶之盛壮,若得以耀威于枝头。寒花与密叶之比较,亦可使人联想倘能结合作者的处境、心绪而谓其隐含君子失意与小人得势之喻,似非无稽。这样残春景象,在他有点有面的描写中,被收拾无遗,而这位江南女子的伤春之情,也已经从中沁出。就章法而论,此处隐含的比喻,则是由上阕写景转入下阕抒情的过渡,唯其含而能隐,故尤耐人寻味。
下阕在此描写的基础上,写她的孤寂和苦闷,羞涩和矜持,把一个含羞含情的年轻女子的相思情愫,刻画得体贴入微,美轮美夹;换头的“静”宁,承上启下,既指芳花凋零之后的寂静,也写情人不在的孤寂。因为难以忍受这过度的“静”,所以她“相忆”远方的游子,可是在“相忆”之始,她己感觉“相忆”的徒劳——“空”于是明证,正像上阕起韵的“又”字一样,这里的“空”字,也很能含蓄传恨。以下写“相忆”之情不仅“空”,而且“无说处”,这就加倍传写了她的苦闷和幽怨,所以她感到“闲愁极”。然而这无尽的闲愁。这带有幽怨的相思,依然是“无说处”的。以下就“无说处”转写作者的羞涩和种持。这满怀的闲愁,只能深藏在心中,不仅不能对伊人说。对别人说,而且还生怕流莺乳燕知道。这里,在她极度的羞涩和矜持中,似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这段感情是不能为外人所窥破的,是非同寻常的。由是,她只好自己隐忍着,在情感的苦汁里泡得透湿。“尺素”以下,由眼前所感苦境,转入对于游子的痴情等待中去。言其既得不到伊人的一封信,也不知道伊人如今身在何方。以“彩云”这一美好的称谓指称对方,表明了她的痴迷未减,以“依旧”来暗怨游子的薄幸,一直未告诉她自己的行踪。这一痴一怨,与前文相忆而无说处一样,表明她的内心充满着惶惑和矛盾,欲爱不得,欲罢不能。结韵虽然把她内在情愫化为情蕴饱满的形象,所传达的感情也如此充满了矛盾:她羞亡层楼,怕见平芜,却又情不自禁,登楼远望。作者写女子的相思,运笔如此缠绵悱恻,细腻婉转,确能勾魂摄魄,令人赏叹无置。
对于这样一首从女性那一面写来的闺中念远词,因为读解到这一层次不能窥见抒情主体的精神风貌,所以人们往往试图给它“最终的解释”,即把它与作者自身的情感状态联系起来,因而得出它是一首政治寄托词的结论。如以春意衰败寄托时局衰微之意,以盼望游子音讯,寄托盼望北伐消息之意,以怕流莺乳燕,寄托忧谗畏讥之心,也就是说,词中这位寂寞的江南女子,是作者对于自己的政治形象的审美化和柔化创造。中国诗词既然原有“美人香草”的抒情路子。采取这一角度来解释本词,也就未必不可以成立。只不过要句句扣死。却也未免失于穿凿。倒不如果取“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认知态度,更为合理。
比兴寄托,乃风骚之传统,宋人填词,也多是继承这种传统,该词就是如此。而词人命笔,每托其意于若即若离之间,致使作品带有“模糊性”的特点。
此种模糊性,非但无损于诗歌的艺术性,有时且成为构成诗歌艺术魅力的因素,越是模糊、不确定,越能引人求索耐人寻味。此种貌似奇怪的现象,正是诗歌艺术的一大特点。就读者之求索而言,倘能得其大略,即当适可而止;思之过深,求之过实,每字每句都不肯放过,则会认定处处皆有埋藏,又难免要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这首小令充满深情与怨恨,表现了珠帘秀对卢挚的一往情深。曲中作者一方面对卢挚的临行赠曲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倾吐了自己做歌女的悲愤。整个小令将离别时强烈的情感起伏,表现得一波三折,真切感人。
“山无数,烟万缕。”,一方面是直道眼前精算,渲染分手时的气氛,一方面也有起兴与象征的意义。那言外之意是说:无数青山将成为隔离情人的障碍,屡屡云烟犹如纷乱情丝,虚无缥缈而绵不绝延。
“憔悴煞玉堂人物。”,原来尽管行程缓缓,“山”、“烟”等外景不时扑入眼帘,而在作者脑海中浮现、心底里念叨的是卢挚。由景到人,说出送别之人的悲凉意绪,实业反衬出自己的悲伤。“憔悴煞”与卢挚所作“痛煞”相呼应,表现出卢挚对珠帘秀的一片深情,同时也形象地道出了别离的痛苦。
“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据卢挚原作中“华传尔载将春去也”一句可知,珠帘秀将乘船离去,也许这是一次长久的离别,也许是一去不返,成为永诀,因双方的心情都很沉重。行舟将发,作者想到等待自己的是寂然一身,孤倚难眠,只有那滔滔的江水与悠悠的离恨与自己做伴,这样的处境实在难以忍受,因而说是“活受苦”。由此而想到了死,一死了之,岂不万事都得到了解脱。“恨不得随大江东去”一句就是这种心愿的表白。至此,作者的感情到达了高潮,全曲也在悲锴沉痛的调子中结束。可贵的是,作者以死殉情的愿望不是用哀艳低沉的调子写出,而是以慷慨悲凉的词语表现。
《寿阳曲·答卢疏斋》这首小令一改男女情爱的意象,把脉脉之情置在无数山中,万缕烟里,以及东去的大江之上,全然都是开阔宏伟的大自然意象。曲中也用了“煞”字,但这一字用得巧妙,以“代言体”的角度让这位玉堂人物自己去憔悴了。“大江东去”是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演绎过来,竟用到了思爱之情上,这也是此曲的独到之处。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这是作者告老,隐居湖州弁山后写的作品。梦得随高宗南渡,陈战守之策,抗击金兵,深得高宗亲重。绍兴初,被起为江东安抚大使,曾两度出任建康知府(府治在今南京市),兼总四路漕计,以给馈饷,军用不乏,诸将得悉力以战,阻截金兵向江南进攻。高宗听信奸相秦桧,向金屈膝求和,抗金名将岳飞、张宪被冤杀,主战派受到迫害,梦得被调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府,使他远离长江前线,无所作为,他于1144年被迫上疏告老,隐退山野。眼看强敌压境,边马悲鸣,痛感流年轻度,白发徒增,很想东山再起,歼灭敌军,但却已经力不从心,思欲效法前贤谢安而不可得了。因写此词,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慨和对时局的忧虑。
上片起首四句先写晚年生活的环境和乐趣。秋色已深,菊花开放,霜降来临,词人所住的房子掩映在花木深处,小路盘山蜿蜒而上。这是一幅山居图景,清丽而幽静。下面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写自己生活的乐趣:若问我为什么就白白地看着那风月流逝,毫不顾及双鬓已经斑白?我会回答是因为留恋如沧海般辽阔美丽的太湖,它映出了青天云霞,明媚绚烂。
下片写自己的生活和老来的怀抱。飘泊了一生,足迹遍于天涯,现在回到家里,扫净已荒芜的道路,那松竹茂盛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园。词人回到家中感到喜悦和安慰,所以笔下的家园也显得十分静谧、优美。但在那个国土沦丧,河山破碎的时代,一个胸怀抱国之心的抗金志士,又怎能终老于隐居的山林呢?“却恨”三句,笔锋一转,在隐居之后,词人却时常听到“悲风时起”,这悲风是自然界之风,更是人间悲风,南宋朝廷苟安求和,不愿力战敌人,前线频传战败消息,对他来说,也就是“悲风”。再看到归雁南飞,金兵南下,愤怒之火又在胸中烧起,所以句首着一“恨”字,力敌千钧,倾注了词人的满腔忧愤。这种爱国激情,使他对自己不能像谢安那样从容破敌感到有愧于国家,也对南宋将无良才感到深深的忧虑。虽然退居且愿一享隐居之乐,但他又挂念抗金大计,时刻关注前线,所以一首抒写晚年怀抱之词就表现得感情激越、悲凉、慷慨,充满了爱国忧民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