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首词与史达祖词《双双燕·咏燕》略有不同，全词九十六字（若下片未尾第二句作六字句式，则仍九十八字），上片一、二、三句两词不同。史词首句是一、二、一句式，中间两字相连；吴词首句是二、二句式。二、三句，史词是五、四句；吴词是三、六句式。另史词上片第二句，下片第三句都是第一字为领格字，宜用去声，而吴词无此例。再则，两词都为咏燕，素材相同，但所咏角度不同：史词开头、结尾都作人事；吴词却纯以拟人手法全篇咏燕不离本题。
“小桃”三句，点燕来时节。言在桃花谢了的时候燕子开始成双结对地回归，在各家各户中飞进飞出地寻找旧巢。“轻烟”两句，写燕之旅途劳累。此言燕儿从南边遥远的地方赶清晨、宿昏暝，渡过山山水水千万苦终于来到这里。“湘水”，在湖南，这里泛指南方的山山水水。“帘外”两句，言室外的余寒还没有消尽，燕子已双双展翅斜飞回到了旧居—— “ 红楼深处”。“共斜入”，绘出双燕飞翔神态，妙极。“ 相将”两句，双燕商量语。“相将”，可释为行将， 将要。言双燕商量着：“我们将要在这旧居的‘雕梁’上共筑爱。那末似乎应该把这大好春光挽留住啊。”“韶光”，即春光也。留住春光。双燕就可以长期享受春天的美景。
“堪举”四句，述燕筑窠。“举”，飞也。言双燕鼓动羽翼双双飞翔在水畔岸边的柳林间，共同衔来带有梅雨的泥土，忙着在雕梁上筑窠。“泥”、“雨”都是筑窠的材料；“梅雨”，又点出了燕子筑窠的大致时间。“落花”两句，言落花时节，暖风醉人，双燕又可以伴着熏风落花飞舞嬉戏，因为双燕翻飞，促使落红更加飘舞不定。“风软”，即软风，亦即暖风也。林升“暖风熏得游人醉”可证之。“多少”两句，给“燕”、“莺”以人性化。言燕儿叽叽喳喳互相诉说不定，却还是意犹未尽，所以两只燕子还要每天分别去向黄莺儿争说家事，求它评定。“还过短墙”两句作结。据《梅溪词》，下片结句时两句都作六字句，而这首词，第一句只四字，因此宜将“又怜”两字补上，作“还又怜过短墙”。此处是说：只可怜燕儿双双飞过短墙进入人类社会之后，可惜没有什么人能够理会得了它们叽叽喳喳的万千言语。
与咏梅花、咏海棠一样，苏轼以梨花自况，袒露他贬居黄州后心胸仍像洁白梨花那种旷达情怀。
上片，以反衬手法，从视角上写梨花的品格。“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开头三句，以“红杏”开过了，“夭桃”谢“尽”了来衬托梨花盛开状态，交代梨花独放的暮春季节。“独”字一用，宛有万花皆离我独笑的孤姿；“占春芳”再无他花，只有此花独为大地占尽春芳，显示高洁。以红衬白，个性鲜明。“不比人间兰麝，自然透骨生香”，从嗅觉上和心态上，以反衬之笔，写梨花的自然清香和沁人脾的魅力。兰草与麝香本是花中之王和香中之首，在此与梨花相比，自然逊色多了。但他并未贬低兰麝。然而，作者巧妙地指出：兰麝怎能和“自然透骨生香”的梨花相比，进一步突出了梨花的名贵地位和观赏价值。这为下片写人埋下了隐示性的一笔。
下片，运用了正喻手法，写包括作者在内的游黄州、武昌的友人梨花般的品格。“对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突出他们饮酒赏花，酒花香醉的谐谑情景。“对酒莫相忘”为领颔句，领取串连下文。喝上了酒，就会忆起这酒似歌妓“佳人”的姿色；还兼有或占尽那似酒似花的、“无花香自远”的“明光”酴醾的韵味。酒、佳人与酴醾的联系是从白色与麝香般的气味为媒体的。紧接着两句点题：“只忧长笛吹花落，除了宁王。”由上的写物而隐喻到写人，让人留恋的红杏、夭桃最后凋谢了，但最担心的是梨花，不要因时令之笛吹落；否则，担心的便是开国受命之宁王。很显然，作者以此隐寓着贤明的神宗，能否像宁王那样，不要吹落他这“梨花”。
全词笔法奇特，博喻成堆。先是以“红杏”、“夭桃”红色和凋谢反喻梨之白花和盛貌；继而以兰麝的兰黑色和沉香来正喻梨花般的白花和透骨的本质；再以上片的花物来喻隐下片的人事；下片又以酴醾般的酒、花与忆想中的“佳人”相喻，且三者融为一体，互得益彰。最后，借花抒发花与宁王息息相关的命运，来影射宋朝皇帝是否爱惜孤洁梨花般的贬臣东坡；何况苏东坡早是“酴酴醾不争春，寂寞开最晚”的齐安花了。
这是作者被贬后所作凭吊屈原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赞美了屈原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同时借以抒发了自己坚持理想和操守的决心，同时，文中渗透着作者爱国忧国的思想感情。文章采用了离骚体的形式。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文章共分为五段，第一段交代了“逐而浮湘”感慨为文的心境，奠定了正文的情感基调。“先生之不从世兮，唯道是就”，热情歌颂了屈原不随波逐流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怀。
文章第二段运用对比的手法集中叙述楚国的贵族保守势力对屈原的迫害。“华虫荐壤兮，进御羔袖。牝鸡咿嗳兮，孤雄束咮”，形象地表现了楚国上层集团内部在内政、外交上的尖锐斗争。而“哇咬环观兮，蒙耳大吕。堇喙以为羞兮，焚弃稷黍。犴狱之不知避兮，宫庭之不处。陷途藉秽兮，荣若绣黼。榱折火烈兮，娱娱笑舞。谗巧之哓哓兮，或以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谓谟言之怪诞兮，反置填而远违”，则生动说明了楚怀王忠奸不辩，良莠不分，听信谗言，甚至对郑袖、靳尚等人公然接受秦国贿赂、出卖楚国利益的行为而不察觉，最终落得个被秦扣留，死于秦国的下场。楚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完全依靠奸佞治国，使楚国更加残破、散败，“支离抢攘兮，遭世乱疾”，便是当时楚国国情的真实写照。
文章第三段则连用五个反问句，猛烈抨击了当年迫害屈原的贵族保守势力，热情讴歌了屈原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表达了作者对屈原的景仰、赞美、理解和同情。特别是最后四句，将以上诸般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文章第四段的开头，作者以逝者遗留的传世之作推求屈原的音容笑貌，继而将自己的悲哀之情推向高潮。“凉先生之不言兮，后之人又何望”一句，则以画龙点睛之笔，概括反映了屈原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以及研究屈原一生遭遇的途径。
文章第五段，作者借悼念屈原，感叹自己。声长而语悲，情哀而意深。
纵观全文，柳宗元对楚国黑暗腐朽的政治给予了强烈的批判，赞美了屈原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作者通过凭吊屈原来发泄自己对当时政治现实的不满，以表达像屈原那样无论受到多大的迫害，决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文章充分发挥了骚体赋的长处，语言上众多“兮”字的运用，形成了一唱三叹、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形式上的这种特点与所要表达的沉痛哀婉、悲愤真挚的感情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