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
《答谢中书书》是作者寄给谢徵谈山水之美的一封信笺。
全文结构巧妙,语言精奇。短短六十八字,即已集江南之美于一身,切切实实地道出了山川之自然美。
抓住江南山林的特征,用简洁空灵的笔墨来写,这是《答谢中书书》突出的优点。“高峰入云”的磅礴气势在北方也能看到,但在同一个景观里,又相伴着“清流见底”直视无碍的澄澈之美,在北方就难以见到。
写山林景色的瑰丽,作者只用了两组对偶句共十六个字,即“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已显得活脱精到,引人遐想。南宋人邓椿在他的《画继》里曾指出:“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山林的“神”(本质特征),高明的作家艺术家总有独特的感受。陶弘景以形写神,在他笔下茅山中一年到头“青林翠竹”已使人欣悦不置,更有谁领略过,在清流两岸壁立千仞的高峰之上,常年色彩变幻莫测。这奇幻瑰丽的色彩,当然是大自然奥秘的生命之彩,它的奇情壮采和迷离多变的性格,作者用“五色交辉”来形容,可谓恰到好处。而如果用工笔刻镂,即使做到“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也难免拖沓板滞,存形而略神。多种色彩奇妙的调谐而又变动不居,正是山林的逸趣神韵所在,然而这却是最难着笔之处。陶弘景用视觉形象和动感都很强的“五色交辉”四字来点染,自会引起读者对绚烂的山林形象的种种联想与记忆,在记忆里呈现的奇伟与色彩因人而异,具有无比的丰富性。这种能激起读者审美活动的活脱笔触,可称“字外之奇”(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陶弘景又是书法家,他与梁武帝萧衍讨论钟王书法的文字俱在(见萧衍《答陶弘景书》及陶弘景《与梁武帝启》),颇能显示他的艺术见解,这一点可存而不论。但陶弘景在书法艺术上讲究空间布白之美,和文学创作上用笔空灵是一致的。通过文字诱发读者的联想,虚实相生,形成字外的意境,让读者丰富的想象补充作者的艺术空白,正是此文成功之笔。
写了茅山中一年四时之美后,作者又用两组并列对偶句写一日之美。“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如果说写茅山一年四时之美是以静见动:静到能窥见大自然的奥秘,大自然生命之律动是通过“交辉”的色彩奉献给作家的,那么,茅山中一日之美则是以动见静:天刚麻麻亮,“晓雾将歇”,花叶上露珠还未照上太阳时,山林就开始了欢唱,“猿鸟乱鸣”。这“乱”字有声繁悦耳,使人迷惑,动人心魄的意思。而到了“夕日欲颓”、金乌西栖之后,鱼儿避开了“鹰嶙鹗视”的威胁,此际竞跃腾欢,尽情享受空气中弥漫的芳馨。总之,从早到晚,山林中正是由于猿的柔声啼唤,鸟的恣意鸣哄和鱼的欢腾竞跃而显得格外静谧幽美。
从结构上看,《答谢中书书》从富有审美意味的两句开头,接着有两个不同时空层次的描写,以静见动,以动见静,写出了茅山美的性灵。至此出声赞叹:“实是欲界之仙都!”就是应有之笔。接着以反接收束全篇,深憾于自谢灵运以来竟无人妙赏此佳山水,一唱三叹,摇曳生姿,文章虽短而含蕴不尽。
以骈文的主要特征来看,《答谢中书书》或许不是很严饬的。四四四四的句式对属虽工,但基本上不用典藻饰。音律上平节和仄节的交替,也不完全合律。但它好就好在骈散兼行,散文的疏宕流畅之美和骈文的整炼之美结合得很好。谋篇见巧思,用语清丽含蓄,诗化了意境。
《答谢中书书》一文,反映了作者娱情山水的清高思想。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黑暗的时期,因为各种矛盾非常尖锐,政局极度动荡,因此不少文人往往遁迹山林,旨图从自然美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解脱,因而他们常在书信中描述山水,来表明自己之所好,并从而作为对友人的问候和安慰,这类作品虽然没有表现出多么积极进步的政治观点,但是却以其高超的艺术笔触,创作了具有相当高的美学价值的文学精品,至今仍然具有较高的鉴赏意义。
此诗首句“无才不敢累明时”,谦词反语出之,王维年纪轻轻就名满天下,不是真的无才。此句笔法微婉,旨趣却很明白。
颔联二句用了两个典故,出句用的是东汉尚长之典,见三国魏嵇康《高士传》。汉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年六月—56年四月)中,尚长子女婚嫁已毕,遂不问家事出游名山大川,后不知所终。对句是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而去的故事。陶渊明曾经在彭泽当县令,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有次有个督邮来督查,他觉得这个督查粗俗而又傲慢,但是又不得不去,一旁的县吏建议他穿得整整齐齐去拜见督邮,陶渊明忍无可忍,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向小人折腰”,于是挂印归去。此二句这两个典故,表明诗人与尚子平、陶渊明一样的意欲归隐山林的思想,而且归隐之心非常迫切。
颈联是从山野间的昆虫的声音,也就是从听觉的角度来描写早秋寒凉萧瑟的特点。蟋蟀和秋蝉的凄苦音响,预示着一个寥落季节的来临,予人一种萧索落寞的秋季感受。临秋的蟋蟀响急,薄暮的寒蝉声悲,是景语,也是情语,映衬出作者的迟暮感。
最后二句写诗人隐居山中,门庭冷落,过着闲适、恬静的生活。每天在林中散步,独与白云相伴,如闲云野鹤一般,充满幽居的情趣。这里说自己寂处山中,空林独往,只和白云期会,厌倦仕途的心情,约略可见。
此诗主要申明作者自己无心世事,向往隐逸生活,抒发了一个隐士的情怀。全诗语言含蓄,意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