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叔伦的《塞上曲》共两首，为七言绝句。这是第二首。这首较之第一首《塞上曲·军门频纳受降书》浅明了许多，里面有一典故，就是“生入玉门关”。这“生入玉门关”原本是定远侯班超的句子，是说班超出使西域30多年，老时思归乡里，上书言“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班超30年驻使西域，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老而思乡求返，本无可咎。但以戴叔伦之见，班超的爱国主义还是不够彻底——他不应提出“生入玉门关”，也无须提出“生入玉门关”，安心报国就是了。戴叔伦的爱国之切是好的，义无反顾也是好的，但放到班超这个实际例子上看，却不是那么近人情。知道了这个典故，全诗意思迎刃而解。前一联讲的是汉家重兵接敌，对胡兵一骑都不会放过。而后就是上文说过的典故——不回玉门关了，要以必死信念战胜胡兵，报国靖边以宁。
戴诗同前人述志慷慨的边塞诗风一体同出，大都是吟咏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豪言志向，至于时代特征的分析、判断及有关主张，则稍嫌抽象，倘如不将上诗注为唐中期的戴诗，而随便说成为别个时代的，也是很难提出疑问来的。
此诗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自春至夏，北方三月不雨，此诗即咏写此事。
首两联交代背景，描写“春欲晚”的时节的农村风光，并由杖藜老农话农事引入下层。三四两联借田家父老之口描述农村干旱情景。旱情的严重，田家父老的忧虑凸现无遗。下面四联写诗人内心的触动及深深叹息。诗人既为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岁岁劳作的悲苦命运而感叹，更为官府的剥削压榨，使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和损害的现象愤懑不已，揭示出农民辛勤劳动反而日益贫困的真正原因并非只是天灾所致，而在于统治者的残酷盘剥，笔锋直指封建统治者及不合理的制度。尾两联又回到眼前现状的描写：土地干旱无法耕种，人们只能用野果野菜充饥，而清兵又要从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向云南发兵进攻，人们在遭受灾荒的侵害、官府剥削压榨的同时，还要蒙受战乱的痛苦。
此诗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命运和生活处境寄予了深深的关切同情，对腐败统治阶级及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极富战斗性和认识价值。
这首绝句与其说是写春寒，不如说是咏海棠。说到咏海棠，自然忘不了苏轼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其实，这两首海棠诗都是借海棠写自己。苏轼笔下的海棠圣洁、幽寂，是他贬官黄州时的写照；陈与义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是他流亡时的写照。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铺垫。“二月巴陵日日风，春寒未了怯园公”，联系到下文，不仅有风，而且有雨，春寒料峭中，日日风雨，凄冷无比。更何况诗人还流离失所、漂泊无依。由己及物，想到满园即将吐蕊发芽的花木，禁不住有些担心。“怯园公”此三字，道出了诗人心境：既怯花不发，又怯花发遭雨打。
尽管有些心情，但孤寂的诗人还是希望寻觅到些许的安慰。当他看到园中海棠时，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宋祁词《锦缠道》曰：“海棠经雨胭脂透。”海棠经雨打风吹，像湿透的胭脂一样，会有所残败。但诗人眼中的海棠，却是那样的傲然不屈：“不惜”娇色、“独立”风雨。花木不会有什么情感，有情的只是诗人，诗人“情眼观物”，便万物皆有情了。此时的海棠不再是海棠，而是诗人的化身——风流，雅致，却还有孤傲的品格。
此诗作者开海棠喻己之风，以海棠幽寂喻自己贬官遭际。而陈简斋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不仅风致，更具品格，正是他流亡时的写照。诗人将自己的风骨、品格融入对海棠的描写中，使这首诗成为咏物诗的上乘之作。联系到“靖康之难”后大多北方的宋人被迫漂泊他乡，这首诗也就获得了超越个人情怀的普遍品格。
列子这篇寓言在结构上很有特色，采取了寓言套寓言的复合寓言的方法。羊寓言故事本身从这个寓言引出另两个寓言，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三兄弟同学儒术领会却完全不同的寓言，另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的寓言，最后是心都子的评论。一些寓言选本，对这篇寓言往往只选它的前半部分即歧路亡羊寓言故事本身，而不选从这个故事引出的后两个寓言故事，更不选最后的心都子的评论。但这种节选的做法，并不是很妥当的。因为只从歧路亡羊故事本身，是不能直接领会到，至少是很难领会到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的。
让我们先来分析歧路亡羊故事本身。在这个故事中，杨子的邻居的羊逃跑了，已经有家属亲友等人去追寻，还觉得人不够，又来请求杨子的童仆帮助去追，结果还是没有追到。为什么呢？因为岔路太多，岔路中间又有岔路，不知道该从哪条岔路去追，所以这么多人去追，还是追不到。杨子对这事感触很深，很长时间不言不笑，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杨子竟然没回答。
从整篇寓言看，当时杨子没有回答学生们的疑问，是因为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感触很深，一时难以对学生们解释清楚，需要采取譬喻的形式，特别是寓言这种高级譬喻的形式，才能使学生们明确无误地领会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寓意，这也就是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所引起的深刻的感受。
这篇寓言最后部分的心都子的一段话“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返一，为亡得丧。”表达了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大道以多歧亡羊”一句是对“歧路亡羊”故事本事的概括；“学者以多方丧生”既是对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故事的概括，又是对三兄弟学儒术领会完全不同故事的概括（这里“丧生”的“生”字，不能够机械地只理解为“生命”，而还要理解为“性”字，当“本性”讲，“丧”生也应当作“丧失本性”。理解前一个故事和后两个故事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前一个“大道以多歧亡羊”故事是用以比喻“学者以多方丧生”的，意思是：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寓言中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曾被西晋人卢谌用为典故，写在他的《给司空刘琨书》中：“盖本同末异，杨失兴哀。”这两句话中“本同末异”是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的浓缩；“杨朱兴哀”是歧路亡羊故事本身中杨朱听说此事后心里难过，长时间不言不笑的心情概括，毫无疑问，这两句话是出自列子的这篇寓言。有的学者认为不是卢谌这两句话出自《列子》，而是伪作《列子》者，以卢谌的这两句话为素材，并根据这两句话伪造出歧路亡羊的寓言故事。乍一看，卢谌引用《列子》和伪作《列子》者根据卢谌的这两句话敷演成歧路亡羊寓言，两种可能都有。这两种可能互相矛盾。一种是真的，另一种就必定是假的，究竟哪一种是真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或当时古书已有比章（伪）作《列子》者用之也”，这是一种“想当然”“也许有”的说法，从古代的文献记载和传世文献看，歧路亡羊故事以及心都子的评论，均仅见于《列子》而不见于他书，如卢谌当时已有此事，也只能是《列子·说符》中记载了歧路亡羊故事和心都子的评论的这一章，但持《列子》伪书说者，却偏偏不甘心承认，说什么也许有别的古书有此章，伪作《列子》者引用了这个故事，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没有根据却硬要这样说，只不过是“遁辞知其所穷”罢了。
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
从这篇寓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领会到，不仅学习上要紧紧抓住根本的东西，一致的本质的东西，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都应该这样。客观事物错综复杂，干什么事情，都必须专一，不能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如果毫无主见，见到岔路就想另走，那就会歧路亡羊寓言所告诫的那样，到头来是会一无所获甚至会有丧失本性甚至丧失生命的危险的。
由这篇寓言凝炼而成的成语“歧路亡羊”、“多歧亡羊”，比喻因情况复杂多变或用心不专而迷失本性、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一无所成，后果严重。如明马中锡《中山狼传》中说：“然尝闻之，大道以多歧亡羊。”清初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指出：“而诸儒之言，故为纠纷，徒俾歧路亡羊……一字不审，则入迷津。”
告诉人们：在研究一门学问时,要把握方向,注重领会其实质,而不要被各种表象所迷惑。
此文开篇一句点明了杜处士的喜爱及书画收藏的丰富，接着特意点出“戴嵩《牛》一轴”是杜处士特别珍爱的精品，并以“锦囊玉轴”四个字简洁形象地写出了这幅画在杜处士心目中的地位。然后才转入正题，写杜处士晾画时，一个牧童面对这样一幅珍品“拊掌大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画的错误——“掉尾而斗”。以牧童特有的天真和对生活的熟悉，一方面说明错误的理由——“斗牛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另一方面则通过“此画斗牛耶？”一问和“谬矣”这一肯定的结论，在嘲讽中表现了全文的主题思想，让杜处士不得不“笑而然之”。最后引用古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进一步揭示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全文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牧童的天真未凿、处士的豁达冲和均跃然纸上，简洁生动，意趣盎然。
思想上，此文通过一个牧童指出大画家戴嵩画牛的错误之处，清楚地说明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深入浅出，耐人寻味；同时运用了寓言的手法，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故事当中，寄寓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发人深思。
艺术上，此文有以下特点：
首先，此文叙述故事简炼生动。全文用字不多，却能扣人心扉。先写杜处士所藏“戴嵩《牛》一轴”，百里挑一，裱装精美，随身携带，爱不忍释，从而把戴嵩之画抬得很高，然而抬得高就摔得重；接着写对牛十分熟悉的牧童一眼看出了名画的瑕疵，指出它的失真谬误处，名画的价值也就一落千丈，顿失光彩。前后对照，大相径庭，使人心为之动，顿感可叹、可笑、可惜。
其次，此文用人物的语言情态表现人物的形象。牧童看见这轴画牛的名画，不假思索，顺口发问：“此画斗牛耶？”通过发问指出此画是“斗牛图”。由于牧童熟悉牛的习性，了解“斗牛”时牛尾所在的位置，于是接着说：“牛斗，力在角，尾搐之两股间。”而画中的“斗牛”则不然，与“斗牛”的常态不合，违背生活现实。牧童因而一语破的，明确指出：“今乃掉尾而斗，谬矣！”这是内行话，是其它行业的人所讲不出来的。在“知牛”这一点上，高于画家的牧童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语言，用人物自己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形象是小说文体惯用的手法，此文能够运用这种手法，初步显示出小说的雏型，可以说是小说的萌芽，把这类小文看作是古代的“微型小说”也许无所不可。“情态”也是如此通过人物情态的描写，自然可以表现人物的形象，例如文中牧童“抚掌大笑”和“处士笑而然之”两种笑态，所表现的内容即有所不同：前句“抚掌大笑”是牧童耻笑画家的失真，喜笑自己能够指出其谬，洋洋得意；而后句杜处士的“笑”则笑得很勉强，自己珍爱的名画被牧童指出谬误，而牧童的话又是对的，无法驳倒，杜处士只好以“笑”表示赞同了。
最后，此文引用了古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引用得恰到好处，在文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一，点题。“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是为了说明“画牛当问牧童”，充分肯定了牧童熟悉生活，对名画批评得当。作者运用“引用”法，在篇末点题，不但突出主题，而且使主题得以升华，带有普遍意义。第二，结尾。引用古语结尾，留有余味，发人联想。第三，精警。此文所引用的古语，一共两句八字精炼深刻可以说是优美的“警句”，比用作者自己的话来叙述要精炼生动得多，从而节省了文字，效果也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