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香》、《疏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咏物词，曾被誉为姜夔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关于这两首词的题旨，过去有许多说法，但都难以指实。实际上，这两首词只不过是借物咏怀、即景言情的抒情诗，写的是作者所见所感，寄寓个人身世飘零和昔盛今衰的慨叹。 古代咏梅的诗词很多。但是，正如张炎在《词源》中所说：“诗之赋梅，唯和靖（林逋）一联（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而已，世非无诗，无能与之齐驱耳。词之赋梅，唯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张炎对林逋的《山园小梅》和姜夔《暗香》、《疏影》的评价是很高的。姜夔这两首词并不一定有什么重大社会价值，但它却能从现实的官感中引起诗兴，摘林逋著名诗句为词牌名，适当地提炼和化用某些与梅花有关的典故，并由此生发开去，立意超拔，另创新机，构思绵密，错综回环。而且能自度新曲，叮当成韵，铸词造句，意到语工，丽而不淫，雅而不涩，在艺术上确有独到之处。对这两首词扬之太高固然不当，抑之太下，恐亦非是。
《暗香》一词，以梅花为线索，通过回忆对比，抒写作者今昔之变和盛衰之感。全词可分为六层。上片，开篇至“不管清寒与攀摘”五句为第一层，从月下梅边吹笛引起对往事的回忆。那时，作者同美人在一起，折梅相赠，赋诗言情，境界何等幽雅，生活何等美满！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何逊而今渐老”两句，笔锋陡转，境界突变，作者年华已逝，诗情锐减，面对红梅，再雉有当年那种春风得意的词笔了。正如作者所说：“才因老尽，秀句君休觅”（《蓦山溪》）。与上五句相比，境界何等衰飒。这是第二层。从“但怪得”至上片结尾为第三层。这两句点题，写花木无知，多情依旧，把清冷的幽香照例送入词人的室内，浸透着周围的一切， 尽管你“忘却春风词笔”，却仍免不了撩起深长的情思，引起词人的诗兴。下片承此申写身世之感。从“江国”到“红萼无言耿相忆”是第四层，感情曲折细腻而又富于变化。换头，叙写独处异乡，空前冷清寂寞，内心情感波澜起伏：先是想折梅投赠，却又怕水远山遥，风雪隔阻，难以寄到；次想借酒浇愁，但面对盈盈翠盏，反而是“酒未到，先成泪”；最后，作者想从窗外红梅身上来寻求寄托并据以排遣胸中的别恨，然而引起的却是更加使人难以忘情的回忆。些少六句，三致意焉。“长忆曾携手处"”两句，是第五层，其中“千树压西湖寒碧”是词中的名句，境界幽美，词语精工，冷峻之中透露出热烈的气氛。这是前句“忆”字的具体发挥。这两句说明词人最难忘情的是西湖孤山的红梅，它傲雪迎霜，幽香袭人，压倒了凛冽的冬寒，似乎带来了春天的信息。携手共游，何等惬意！词脉发展至此，终于形成高潮。结尾两句又是一层，词笔顿时跌落，终于又出现了万花纷谢的肃杀景象。“几时见得”一句埋伏下许多情思，引起无限悬念。
这首词构思绵密，自出机抒。词的创作虽与林逋《山园小梅》有关，但其境界却远远超林逋的诗作，与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也不相类。林诗“曲尽梅之体态”（见司马光《温公诗话》），陆词借梅比喻诗人的品德，姜夔这首词却织进了个人身世盛衰之感。但写法上却“不即不离”，看上去，似咏梅而实际并非咏梅，非咏梅而又句句与梅密切相关。正如张炎《词源》所说：“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姜夔词的“清空”也正表现在这里。其次是，对比照应，似纵旋收。作者本来以梅花为线索来抒写个人身世之感，但他善于把今昔盛衰之情捏在一起，在对比中交替进行，给人以强烈印象。如第一层写的是昔盛，第二层便接写今衰；第五层写昔盛，六层又以今衰作结。这二者形成强烈对照，境况十分鲜明。再次是，抒情写意，曲折尽致。这是一首抒情词，侧重于叙写词人激烈起伏的内心活动。以第四层为例，短短六句，却有三次转折，感情上的波澜回荡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是音节谐婉，字句精工。《暗香》、《疏影》与《扬州慢》一样，前无古人，纯属自创。这两首词经过歌伎演唱的实际检验，作者自认为“音节谐婉”。当时曲谱，今已不传，但读起来仍能琅琅上口，叮当成韵。如前所说，作者是很注意研辞炼句的。这首词，词句秀美，用字精工，“冷”、“压”的准确鲜明，虚字的恰当适度，都有益于诗意的增强。
酺指的是百姓聚集在一起饮宴。古时国家有“吉庆”事，允许百姓聚饮。其中一首《大酺》作于公元689年（永昌元年），因武则天选择正月庆祝自己加尊号“圣母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日。”（《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杜审言的诗从正面赞颂武则天的功德。
而这首《大酺》诗，大概作于公元690年（天授元年）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因此诗里有“火德云官”之称。因为以五行相推武周是火德。这首《大酺》诗写得别开生面，突出表现民间的欢娱，那热闹的场面如同庆丰收或过传统的盛大节日一样，传达了诗人与民同乐的情绪。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是禁止百姓聚饮的，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唐亦有类似规定。百姓平时难得有欢聚开怀畅饮的机会，所以“大酺”时民情振奋，钟鼓齐鸣，欢声雷动。从诗中表现出百姓的物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反映了当时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
这首诗发端别致，起句七个字连举三个地名，毗陵、震泽、九州，而最后以一“通”字，把它们的关系明确固定下来，构成一个恢宏辽阔的意境。毗陵代指诗人当时任职的江阴县，江阴为晋陵郡所属，毗陵为晋陵古名。诗歌常用古名，以求典雅不俗。同理用震泽不用太湖。“毗陵”、“震泽”除声音响亮、声调和谐外，还给人以丰富的意象。这句诗，从内容上看就是江阴通太湖达全国，但这句诗还为全诗布置一个旷大的背景，以利于感情的铺陈。诗题为“大酺”，不便从小县写起，因此诗人从大处落笔，以毗陵、震泽通天下包举全国。次句接以“士女欢娱万国同”，指男男女女饮酒作乐，欢度这普天同庆的日子。
颔联具体叙述“士女欢娱”的景象。诗中只选择了“伐鼓撞钟”的场面，并以“惊海上”的夸张表现了庆祝活动声势的浩大。又以“新万袨服”光彩“照江东”来渲染庆祝场面的热烈壮观。清《石园诗话》认为这联诗与“啼鸟惊残梦，飞花搅独愁”，“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等均为审言名句。
颈联“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写景兼抒情。梅花飘落，柳叶新发，正是乍暖还寒的初春季节。皑皑“白雪”，阵阵冷香，青青柔条，丝丝暖馨，形成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春，即使万象更新又给人以希望。柳遇好风，比喻民逢明君，暗寓皇恩浩荡如春风。
尾联以赞颂和祈愿作结。“火德云官逢道泰”，是写武则天顺民意得大道，文武群臣时运亨通。“天长日久属年丰”，承上句意，为百姓祈福，但愿国家长存，年年岁岁五谷丰登。诗以民情开始，又以写民愿作结。首尾相应，自然浑成。
杜审言这首《大酺》正如胡应麟所评说的“极高华雄整”。若就其所要表现的《大酺》主题来说，其形式是精美得当的，而且内容和形式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气象博大，给读者以高华雄整的美感。这虽然与造意取词、取象设色有关，但更主要的在于诗人的心胸和气质以及艺术修养等。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