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和《伊耆氏蜡辞》都是上古歌谣。所谓的上古歌谣，指产生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早期的民间歌谣，是《诗经》以前人民的口头创作。由于年代久远，原始社会的口头创作流传到后世并被记录下来的寥寥无几。现在能见到的上古歌谣，多数是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的产物。见于《周易》的较多，在《尚书》、《礼记》等古代典籍中也偶有记载。上古时期，生产力落后，还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因而还不可能出现后世所谓的“纯文学”。
上古歌谣在思想内容上的最大特色是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在艺术形式上，作为古老的民间口头创作，一般都具有字句简短、语言质朴和节奏明快的特点。通过对《弹歌》等的赏析，读者可以更为具体地加深对上古歌谣的认识和了解。
《弹歌》选自《吴越春秋》。《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期，越国的国君勾践向楚国的射箭能手陈音询问弓弹的道理，陈音在回答时引用了这首《弹歌》。《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著，成书较晚。但从《弹歌》的语言和内容加以推测，这首短歌很可能是从原始社会口头流传下来而经后人写定的。这是一首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句短调促，节奏明快，读来很有情趣。
全诗才八个字，却写出了从制作工具到进行狩猎的全过程。
制作工具共分两步。先是“断竹”，即砍伐竹子。由这两个字指引，读者仿佛见到一群围裹着树叶、兽皮的原始先民在茂密的原始竹林旁正手拿骨刀、石斧在砍伐根根竹子。“续竹”是制作过程的第二步。歌中没有交代“断竹”后怎样削枝、去叶、破竹成片，从画面的组接上来讲，从“断竹”到“续竹”，中间已有所省略、承转。所谓“续竹”，是指用野藤之类韧性植物连接竹片两端，制成弹弓。至此，狩猎工具已经制成。以下便接写打猎。
打猎也分两步。先是“飞土”，把泥弹装到弓上打出去。至于泥弹的制作过程，诗中也未作交代，但从“续竹”到“飞土”，可以想见还有一个制作泥弹的环节。“飞土”的目标，或是飞禽，或是走兽，一旦打中，便向猎获物奔去。“逐宍”便是指追捕受伤的鸟兽。“宍”，为古“肉”字，指代飞禽走兽。
根据社会发展史和古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会制作弓箭之类狩猎工具，已是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那时的人类究竟怎样进行生产劳动和生活的，只能向残存的原始洞岩壁画和上古歌谣以及考古发现中去探寻。在这一点上，这首古老的《弹歌》起到了活化石的作用。因为有了它，后人才得以窥见洪荒时代先民们生产与生活的部分生动图景。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此歌虽仅简短的八个字，却包容了从制作工具到获取猎物的全过程，容量很大，对狩猎的艺术表现也比较成功。当然这种简短是早期书面语言表达尚处于雏形的反映。然而审美具有历史性，以今人的艺术鉴赏眼光来看，可以发现作者不自觉地运用了省略、多用和巧用动词的表现手法。不仅每一句的主语“我们”都省略，更主要的是场景之中以及场景之间的次要过程也省略了。每句以一个动词带出，使画面富于动感，且容易唤起人们对“断”、“续”、“飞”、“逐”动作前后过程的联想。此诗的语言两个字一顿，节奏明快，凝重有力。韵字“竹”、“竹”、“宍”，以入声“-K”收韵，更增加了诗句的凝重感，令人联想起先民们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条件和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颇不轻松的劳动场面。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首联写得知捷报后兴奋不已，挥笔喜赋此诗，歌颂白发将军武巨收复西京的壮举，感佩武将军老当益壮，雄心犹存。
颔联用“千年计”和“一日回”进行对比，强调天道正义在南宋一方，金主想千年统治中原的计谋终成迷梦，一朝破灭。
颈联运用“疾风雷”的比喻，形象地写出了国家中兴的的赦令会像风雷一样迅速颁布到收复的西京，安抚归顺后的臣民。
尾联运用了想象和以景结情（或融情于景）的手法。诗人想象收复西京后，在来年的寒食节朝廷派出的祭扫宋先帝陵墓的使者，将通过梨花盛开的驿道而到达洛阳。 “驿路梨花处处开”画面优美，充满诗意，形象而细腻地表达了诗人对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喜悦之情，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