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两句写诗人的“饶睡”,不只是由于春夜的短暂。三四两句进一步写“饶睡”的程度,直到黄昏还依稀未醒。五六两句才写出诗人昼眠不醒的缘由;梦中所见,其实正是现实的反映。结尾两句则是诗人醒来之后的愁思和愿望。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深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此诗用比兴手法较多,末以议论作结,写得气势苍莽,在杜律中别开生面。
“二月饶睡”四句,解释昼寝入梦的缘由。冬至以后,白昼渐长,黑夜日短,二月桃花盛开,蜂蝶成群,暖意融融,催人昏昏欲睡。除此之外,前四句诗还说明一个问题,即诗人神志倦怠。造成这种倦怠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操心焦虑,积劳成疾。杜甫平生忧念家国,身值乱离,忧思更深。诗人不说自己如何关怀时事,积劳成疾,反说自己如宰予一样碌碌无为,白日深睡,还推说“桃花气暖眼自醉”。但“不独”二字,却深婉曲折地透露了诗人忧劳积思的心态。这样,“不独”二字,就为下面记梦暗中留下伏笔。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以梦的形式,表现了诗人的家国之思。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日成梦,可见思情之深。这两句所写梦景,荒凉萧瑟,与前四句所写春景看似不太协调,却真实地将诗人晚年心境刻画出来。一合上眼,诗人仿佛回到故园,自安史乱军掠夺烧杀后,那里已是荒凉冷落,加之回纥、吐蕃屡次侵犯,战火烧残了村庄,蒿草丛生,荆棘遍地,墙头门前除去栖鸦野狐,更无人迹。故国君臣前门拒狼,后门遇虎,唐王朝面临着种种困扰。这两句诗,用一“底”、一“边”字,将国家的危难、社会的灾难刻划得淋漓尽致,又一次抒发了诗人乱离伤痛的悲哀。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这两句是梦醒后的议论,它紧承梦境写来:中原君臣处在虎狼之中,故国门巷为荆棘所蔽,国事凋零,民不聊生,唐王朝向何处去?诗人认为只有尽快结束战争,让农民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普天之下没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唐王朝才会恢复“煌煌太宗业”。结尾两句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对人民的无限同情,以及对清明政治的向往。沉痛中渗透着希望。
全诗前后所写虽有景物气氛的不同,但丽景的描写,是为写心境愁惨服务的,诗人以对美好春光的描写反衬忧国忧民的心情。故贯穿全诗的感情是悲哀沉重的。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深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
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
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将怀古咏史紧密结合时事与胸中报国热忱,是此诗最大的特色。诗人由易水想到古代的英雄荆轲,想到他慷慨赴死的壮举,油然激起自己奋发向上的豪情斗志。
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由易水故事,想到目前女真入侵,国家危机四伏,却无英雄挺身救国,触动胸中浓郁的懊丧与失望,从而产生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
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这首诗怀古感今,明朗显豁,语言流畅,把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抒情融于深沉的咏史之中,洋溢着磊落不平之气。这种忧国忧民、悲壮忧郁的诗格,正是晚明爱国诗作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