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蛇横洞庭，吞象临江岛。积骨成巴陵，遗言闻楚老。”古代流传过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尧曾派后羿在洞庭斩杀巴蛇（即修蛇，大蛇）。这条大蛇死后，蛇骨堆积得像臣陵一样，因此人们把这个地方取名为巴陵。古代还传说，巴蛇能吞食巨象：“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山海经·海内南经》）诗一开始，诗人就用这些传说作了一个比喻：襄州将领康楚元、张嘉延在荆州叛乱，就像那大蛇一样吞食巨象，在洞庭湖一带横行无忌，作恶多端。
“水穷三苗成，地窄三湘道。岁晏天峥嵘，时危人枯槁。思归阻丧乱，去成伤怀抱。”这几句写诗人当时的心情和处境。是说自己正流落在穷乡僻壤，加上岁暮将至，气候阴寒，时局充满危机。诗人被困居在这里，形容枯槁，憔悴不堪，虽然归心似箭，无奈又为动乱的现实所阻隔，真是有家难投，报成无门。
“郢路方丘墟，意华亦倾倒。风悲猿啸苦，木落鸿飞早。”前两句写社会环境：由于当时荆州一带战乱纷扰，破坏严重。昔日繁华的章华台亦已倒塌。后两句写自然环境，点出时令和节气。时值深秋，秋风萧瑟，猿啸声声，落叶纷纷。鸿雁早已自北而南，飞回南方了。这几句写的都是客观现实和自然景物，但诗人愁苦忧伤的心情却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不能自已，大有物尚如此，人何以堪的深沉感慨。
“日隐西亦沙，月明东城草。关河望已绝。氛雾行当扫。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吴！”《水经注》有这样的记载：“洞庭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看来诗人“临洞庭”的时间已经不短，太阳已被洞庭湖西的赤沙湖所吞没。一轮明月却从东方冉冉升起，照完了青草湖。
末尾四句，诗人写得尤其沉痛：天色已晚，山河逐渐望不见了。有如烟氛迷雾的“荆州贼乱”理应统统一扫而光！我要高声地问问苍天：我的呼叫声你到底听得见还是听不见？由于时代动乱和个人坎坷的经历，在这首诗里，忧愤不平和感伤的情绪不免流露，但与此同时，也可窥见已是垂暮之年的诗人，仍然密切关注时局，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上层统治集团，他那豪迈不羁的性格和炽烈奔放的感情不减当年。
全诗对“洞庭”的自然景物没有作精细的刻画和描写，只是选择了“荆州贼乱”这一客观事实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强烈的爱憎，达到“言怀”的目的。诗中运用神话传说作比喻，使诗意增添了浪漫主义的情调和色彩。这首诗除了首尾几句外，也有不少对偶的句子，但都自然而毫无斧凿痕迹，充分显示出诗人功力的深厚。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十九。下面是李白研究学会理事、四川诗词学会理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严羽有一段论诗名言：“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离了具体作品，这话似玄乎其玄；一当联系实际，便觉精辟深至。且以张说这首标志七绝进入盛唐的力作来解剖一下。
这是送别之作。诗中送别之意，若不从兴象风神求之，那真是“无迹可求”的。
谪居送客，看征帆远去，该是极其凄婉的怀抱（《唐才子传》谓张说“晚谪岳阳，诗益凄婉”）。“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首句似乎正要这么说。但只说到“巴陵一望”，后三字忽然咽了下去，成了“洞庭秋”，纯乎是即目所见之景了。这写景不渲染、不著色，只是简淡。然而它能令人联想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情景，如见湖上秋色，从而体味到“巴陵一望”中“目眇眇兮愁予”的情怀。这不是景中具意么，只是“不可凑泊”，难以寻绎罢了。
气蒸云梦、波撼岳阳的洞庭湖上，有座美丽的君山，日日与它见面，感觉也许不那么新鲜。但在送人的今天看来，是异样的。说穿来就是愈觉其“孤”。否则何以不说“日见‘青山’水上浮”呢。若要说这“孤峰”就是诗人在自譬，倒未见得。其实何须用意，只要带了“有色眼镜”观物，物必著我之色彩。因此，由峰之孤足见送人者心情之孤。“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四溟诗话》），却于有意无意得之。
关于君山传说很多，一说它是湘君姊妹游息之所（“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说“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拾遗记》），这些神仙荒忽之说，使本来实在的君山变得有几分缥缈。“水上浮”的“浮”字，除了表现湖水动荡给人的实感，也微妙传达这样一种迷离扑朔之感。
诗人目睹君山，心接传说，不禁神驰。三句遂由实写转虚写，由写景转抒情。从字面上似离送别题意益远，然而，“闻道神仙——不可接”所流露的一种难以追攀的莫名惆怅，与别情当有微妙的关系。作者同时送同一人作的《岳州别梁六入朝》云：“梦见长安陌，朝宗实盛哉！”也有同一种钦羡莫及之情。送人入朝原不免触动谪宦之感，而去九重帝居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算“登仙”。说“梦见长安陌”是实写，说“神仙不可接”则颇涉曲幻。羡仙乎？恋阙乎？“诗以神行，使人得其意于言之外，若远若近，若无若有”（屈绍隆《粤游杂咏》），这也就是所谓盛唐兴象风神的表现。
神仙之说是那样虚无缥缈，洞庭湖水是如此广远无际，诗人不禁心事浩茫，与湖波俱远。岂止“神仙不可接”而已，眼前，友人的征帆已“随湖水”而去，变得“不可接”了，自己的心潮不禁随湖水一样悠悠不息。“心随湖水共悠悠”，这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结尾，令人联想到“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而用意更为隐然；叫人联想到“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比义却不那么明显。浓厚的别情浑融在诗境中，“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死扣不着，妙悟得出。借叶梦得的话来说，此诗之妙“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能到”（《石林诗话》）。
胡应麟认为此诗“句格成就，渐入盛唐”，他所作的评价是公允的。七绝的“初唐标格”结句“多为对偶所累，成半律诗”（《升庵诗话》），此诗则通体散行，风致天然，“惟在兴趣”，全是盛唐气象了。作者张说不仅是开元名相，也是促成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其律诗“变沈宋典整前则，开高岑后矫清规”，亦继往而开来。而此诗则又是七绝由初入盛里程碑式的作品。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首诗的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颔联引用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颈联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思念的信息；尾联接颈联而写，在视觉上为作者传达思念的信息。此诗只有首联实写杨柳，其余皆用比、用兴，曲尽其妙。
此诗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为其“千条”“丝”的主旨作了基本确定。颔联引用了“静婉”“娇娆”两则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联间头文字“香”影”体现了其生理特征。
如果说前两联表现为自娱自乐的“思”。自颈联始，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信息。具体用吹奏羌笛和流莺“百啭”，呼唤“最高枝”。作为对高官比喻，除了皇上只有一人之下万之上的宰相才算得上“最高枝”。除此外，还要委托众宫九街上的如雪柳絮，越过宫墙，在视觉上为他们传达思念的信息。
综上，此诗正如沈约词《江南弄·阳春曲》所描述：“弦伤曲怨心自知。心自知，人不见。”故后两联发起的行为就是为了使致“思”的对象知。如此“思”才能落到实处，从而获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