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游泰山六首》为连章古诗，其中每一首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审美境界，而全诗六首从整体上展示了更广阔、更深邃、更完美的意境，描绘了一座雄浑壮丽的自然之山，一座奇异可感的神妙之山，令人体悟到这是寄寓着作者人生理想、人格向往的情感之山，心灵之山。泰山方圆四百多公里，体势宏大，“意想之所至，皆山也”（张俯《岱志》）。其景观雄奇、险绝、曲幽，奥旷之特色俱臻。仅以登山中轴线而历，从王母池、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天街至玉皇顶，再及日观峰、月观峰，沿途凡峰崖，涧谷，泉瀑，奇松怪石，名禽异花，云岚烟雾极目难尽，即或为长文，亦觉语白言乏。而李白在《游泰山六首》中却能以超然的宇宙观和独特的时空透视，目揽泰山万象平方寸，驰思结韵平毫端，以写意山水笔法绘出了有声画卷，显示了李白诗歌独有的豪放风格。
全诗开头，“四月上泰山”，看似平叙交代时间，却暗蕴泰山时令奇观背景。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暮春时节，李白佩剑挂芦，抱琴捋袂。从王母池开始登山了。“石屏御道开”，眼前的泰山诸多峰峦如同扇扇屏风，次第打开，一条帝王封禅时开辟的御道豁然而现。古御道有十几里之长，逶迤出没平峰峦涧谷之中。诗人没有白描峰回路转。而是以遥思当年唐玄宗封禅时的登途盛景赋笔。“六龙过万壑，涧谷随萦回。马迹绕碧峰，於今满青苔。”万千山壑、涧谷、碧蜂仿佛都在尾随着皇帝御车马队的驰骋而飞动起来，寥寥几笔就形象地表现了泰山山势“高远”而曲折盘旋上升的生动情态。如果说盘道弯弯，层峦尽染是诗人对登山起步景色的几笔渲染的话，接着诗人采用散点透视的视角，移步换景，从不同层次以不同的“皴法”向读者描绘了沿途山水的奇险幽秘。登泰山至中途，过中天门，曲折的盘路便为天梯般的石阶代替了。仰望两侧，悬崖千仞，“飞流洒绝，水急松声哀”，“北眺 嶂奇，倾崖向东摧”。泉水若“飞”，峰崖之高绝可见，巨岩累接，险峻难以登攀之状可想。泰山的高泉飞流，不似庐山瀑布“静态”地“挂前川”，而是遇崖迭挫，进溅成珠，泼“洒”在层层悬崖之上，又聚汇成流潜入深谷，水声也就融入松涛呼啸之中了。这是泰山独特的山水景致。向北望去，山峦如扇、如柱、如剑、如兽，千奇百怪，那处处悬崖都像要向东面歪倒下去，令人心僳。诗人顺手拈来“倾”“摧”二字，泰山之高险便活现了。诗人视点又下移到涧谷，只见大大小小的岩洞嵌进崖壁，“洞门闭石扇”，巨石宛如扇扇石门又将洞府封掩起来。涧谷中岚气凝结成的云团荡漾，急流、松涛在神秘的山谷中反复回馈延绵如雷。这云雷，就像是从地底下直冒出来。“地底兴云雷”，诗人摹景拟声，形象地衬托出泰山山涧之深之奇。这又像山水画中的“深远”意境了。
诗人如同一位业务娴熟的导游，指引读者从登山所处的不同位置，不同的视角欣赏泰山千姿百态的奇景，可谓步步佳境。攀爬十八盘，登上寓天门，过天街，至极顶，“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才真的进入“如出天地间”的大境界了。东攀日观峰，“登高望蓬瀛”，“海色动远山”，诗人看到的是“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日观峰下的“云海”连接洋洋东海，与泰山融为一体，极写泰山之阔大。伫崖北眺，只见“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李白这里没有用摹写“黄河万里触山动，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那样壮大奔放的笔势，而是以线纹式的绘画手法表现了黄河的另一种“窈窕”姿态。这既有黄河下游平缓铺流的真实依据，也是从视觉形象上反衬出泰山之高。诗人抬头平视，丛峦迭嶂之上“长松入霄汉，远望不盈尺”，虽是写远望视点之实，却绘出了泰山“平远”奇逸之景。俯瞰脚下，则是“千峰争攒聚，万壑绝凌历”，自下登山所仰见的万千巨大峰峦，从这极顶望下去，却变得像人头“攒聚”在—起，而条条涧谷更显得深不可测，令人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受。值此，诗人“精神似飞扬”，“如出天地间”，身心完全融化在无垠宇宙之中，神思驰骋，襟怀浩荡，不禁张开双臂，“天门一长啸”。这长啸令群峰震撼，这长啸令云雾顿开，这长啸令“万里清风来”。至此，一位逸态凌云、吐纳天地精华的诗仙屹立泰山极巅的傲岸形象跃然纸上。一千多年过去，李白“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便成了泰山山顶的一大人文景观，令后人登此也要或有所体悟，或附庸风雅地“长啸”一次了。
如果仅以上所析，诗人对泰山的描绘或只可作山水诗高手而论，然而《游泰山六首》更独具艺术特色的是，李白借助泰山神话传说，在诗中幻化出一个情节生动，亦真亦幻的泰山仙境，大大丰富了诗的内容，拓展了诗的意境，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泰山历来有神仙出没的传说。《列仙传》曾载仙人稷邱君为“泰山下道士”。《神仙传》传说汉孝武皇帝巡狩泰山曾遇“泰山老父”，头上白光数丈，寿三百岁。秦始皇羡慕的仙人安期生，更是怀揣“不死药”往来平泰山和东海仙山之间。传说中的神仙人物惝恍渺冥，泰山的山水雄奇神异，诗人将二者融为一体，就越发增益了诗意的一种朦胧虚幻色彩，并由此诱使人们去憧憬神话中的细节，去品味其中的绵绵幽情。
诗人登上高高的南天门，东望蓬瀛仙岛，遐想联翩，似乎真的看到仙人居住的金银宫阙，在大海波涛中“银台出倒景，自浪翻长鲸”。心弦激荡，仰面长啸，回响遏云，打破了天宇的宁静。“玉女四五人，飘飘下九垓”，佩玉鸣环，皓齿微启，向李白亲切致意。大概酒仙大名已声闻仙界，玉女赠给李白一杯流霞仙酒品尝，又似乎是在探问：谪仙何故不再来修行，像我们一样自由自在！“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李白长揖感谢且显窘容。这“自愧”不知是谦辞，还是有难言之隐。“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诗人竟有点要放弃世事烦恼，随仙人而去的意思。这表明了仙女的不期而至牵惹了李白的思绪。李白在泰山之巅边赏景边思索之际，偏偏又遇到了一位“方瞳好客颜”的羽衣仙人。“扪萝欲就语，却掩青云关”，仙人没有同他说话，只赠给他一卷仙书，即消逝在云霞之中了。诗人拾起仙书翻阅，“其字乃上古”，如同“鸟迹”一般，“读之了不闲”，不知所以。李白想等仙师归来指点迷津，等了半天，可“从师方未还”，唯有“感此三叹息”。虽然求仙难，泰山美景却尽可赏心悦目。李白登上日观蜂，“凭崖览八极，日尽长空闲”，“举手开云关”，远观黄河玉带，正在惬意无限之际，不知何处又转来一位“绿发双云鬟”的小仙童，竟然“笑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诗人刚刚平静的心绪又被打乱了。他想自己二十多岁辞亲仗剑远游，至今又是二十多载，年华蹉跎，朱颜已谢。仕途理想既然不能实现，那就只好寻求捷径修仙了。“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仙童已倏忽逝去。但仙童的莞尔一笑却给李白留下一个不小的刺激，他真的要尝试一下修仙了，第四首诗如同使用蒙太奇手法剪接进了李白曾有过的修仙体验，描绘了一段美妙的幻境。李白确曾跟随著名道士吴筠同隐剡中，“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也曾“吟诵有所得”，出现过“众神卫我形，云行信长风，飒若羽翼生”的幻觉。此时登泰山他仿佛就是“清晓骑白鹿，直上天门山”的仙人了。朦胧之中，诗人在山巅看到东海巨灵之鳌背负蓬瀛仙山飘动，仙人居住的金银宫阙在海水中浮出倒影，巨鲸搅起冲天海浪，面且听到天鸡鸣叫。诗人回眸山顶，“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自”。泰山高耸入云。虽已近五月，山顶依然白雪晶莹，山花竟然在雪中绽放，人间不会有如此美景。天上乎，人间乎，真幻难分。诗人似乎要安下心来修仙了。他自慰“终当遇安期”，教他“於此炼玉液”，并能得到“不死药”，也能骑鹤“去无云中迹”，“高飞向蓬瀛”。
至此，李白泰山遇仙的“故事”看来就要结尾了。不料诗人又宕开一笔，另辟出第六首诗群仙夜娱的一幕，不仅泰山仙境描写的更加完整真切，而且把诗人复杂的情感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泰山之夜是那样幽秘，诗人怀抱绿绮名琴，漫步青山野径。“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玉真连翠微”。松涛平息，仙人的宫观掩映在苍翠之中，月华为山野披上一层透明的轻纱。诗人窥见众仙人在山巅开始了自己的夜生活：“处处笙歌发”，“想象鸾凤舞，飘飘龙虎衣”。“寂静娱清辉”，寥廓苍穹在屏息静听着自由的生命唱出的颂歌，高悬的明月好像仙人们的灵魂之光，也照射着诗人的心灵。李白此时已融进了仙人世界。“恍惚不忆归”，他忘记了自己来自何处，他也不愿意归去。他望见匏瓜星在闪烁，银河就在头上，几可摸到织女的织布机。诗人盼望天不要再亮，仙境不要再消失。“扪天摘匏瓜”，诗人举手向河畔，干脆要把匏瓜星摘下，急切之中却误摘了织女星，天还是亮了。仙境消失了，泰山秀姿依然，五彩祥云飘荡在晨曦之中。“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诗人的仙境之旅戛然而止，仙引、问仙、学仙、慕仙的思绪统统被晴明消蚀了，只留给诗人些许失意甚或现实的思考：通过求仕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是艰难的，没有权势者举荐，只靠自己的努力无法实现；求仙也是艰难的，因为仙人并不真的存在；可是泰山这样的人间“仙境”却常有，在这样的仙境中大可让自己的情感自由驰骋，无拘无束，尽情享受精神的愉悦。
《游泰山六首》在李白全部诗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当可与《蜀道难》《将进酒》等名篇相媲美。其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以游仙体来写山水诗，形成了完美的独特的诗歌创作范式。自《诗经》以后的中国诗歌创作逐渐形成两脉各显神彩的文学传统，一是自楚辞演进而来的表现游仙内容的诗歌，一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山水诗歌。前者描绘出仙人和仙境的美好的艺术境界，多以寄托作者或政治理想难酬或愤世嫉俗的隐逸情怀；后者则以自然山水以及附丽平山水的自然现象和人文景观作为描写对象，抒发诗人的喜怒哀乐、愁闷悲慨等各种情怀。自刘宋谢灵运山水诗起，将游仙内容与山水诗相结合，偶有所见，但未为大观。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似乎曾有这样的尝试：“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想象昆山娄，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尽得养生年。”虽不乏情致，但诗中的“昆山姿”“区中缘”“安期术”等仙人仙境的化用，不过是为诗用典增致，尚不能称为—种独特风格。而李白则集游仙与山水二体之长为一体，在《游泰山六首》中形成一种新的构思风格。诗中既用雄健粗放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勾勒了泰山壮丽开阔的艺术画面，又将游仙诗中常用的人物（玉女、绿发青童、安期生等），事典（巨鳌负仙山、仙人居住金银台、仙人饮流霞等），语汇（九垓、清斋、裂素、玉液、瓠瓜等），结合泰山神话传说，重新演绎描绘出仙人与仙境的新鲜的艺术形象，构思出诗人与仙人交往的生动故事情节。诗中既有仙境不同时空的具体情景描写，又有情节发展的连贯性，从而造成了强烈的美感和生动的形象。而这种美感和生动形象又是叠印在泰山神妙山水的真实背景上的，这不仅增强了诗歌飘渺奇逸的意境之美，而且使人有一种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艺术感受，其艺术效果就大大超过了其他以泰山为题材的山水诗作。
与以游仙写山水的构思风格相匹配，在《游泰山六首》中，诗人采用了山水实景与仙人仙境两条发展线脉绞结起伏，交相显隐的结构形式，展现了作者进行艺术构思的别具的时空意识。中国传统的诗歌抒情表意方式是在外象之中寻求心灵的对应物，借以实现感情的外化，使情意与物象构成默契。李白在这里的感情外化的对应物，不仅是实际的泰山山水景物，又是虚构出的仙境景物，二者组合在一个艺术整体中，共同完成一个艺术使命：传达出诗人游泰山的深层情怀。诗人笔下的实景以“四月上泰山”的登程总领引起，一线贯穿全诗六首。或写全景，或写局部，或用特写，笔势纵横，重染淡抹，舒缓有致，气象阔大神奇而又气韵贯通。但通读全诗六首，读者又感觉到诗中的山水描绘分明是在构建出一种大的环境氛围和场景转换，成为仙境赖以产生和情节发展的底素、背景和烘托。诗人笔下幻化出的仙境和仙人的活动景况，则以遇仙、仙引、思仙、学仙、慕仙的一条情节线索曲曲折折穿行在诗人描绘的泰山实景之中。作者在诗中表现出的或自由舒放、或惊异迷惘、或无奈失望等复杂的情愫则融化进实景幻景线脉的绞结之中，起起伏伏释放平虚实真幻之间，不仅多层面地展示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且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谐振着诗人情感的律动，唤起山水境界中类似的审美心理，并引发对世事人生的无穷品味。
《游泰山六首》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结构不但是连章古诗的精巧写法，又是李白写作此诗时特殊的情怀背景所致。李白是一个怀有“鸿鹄”之志者，他的抱负是很大的。他希望做帝王的辅弼大臣，在政治上有赫赫的建树。但由平他不肯向权贵“摧眉折腰”，只能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李白《游泰山六首》，既从表层诗境上展示了泰山山水和神仙仙境之美，又蕴含着萦平李白心底的矛盾彷徨情绪。泰山雄刺云天，登山目尽长空，凭览八极，或“举手开云关”，或“天门一长啸”，既是诗人傲岸、狂放性格的自然表露，也是诗人长期压抑下的慨愤不平在寥廓宇宙中的暂时放解。但这种性格表露和情绪放解与潜存心底的壮志难酬的情结又不时产生反差和碰撞。因而诗人运用或夸张、或险奇、或清丽的语言幻造出的仙境仙人虽然极具魅力，但并没有表现出诗人追求仙道的挚诚和狂热倾向。相反，诗中时隐时现的却是那种追求自由人格、追求宏大理想而不得实现的心境，有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叶燮《原诗》）的味道。全诗每一首大抵都是由实景入幻境，又由幻境结尾，若连缀起来，就可以品味出诗人是以奇思妙想遣怀去闷，在恍惚迷离的幻境中寄托自己的情思。从诗中可见，诗人对玉女“仙引”的回答是“自愧非仙才”，仙人指点门径的仙书是“读之了不闲”，“感此三叹息”，诗人欲与仙人攀谈，却“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即使想跟仙人“练玉液”，得到“不死药’，与仙人同娱同乐，但最终结果却是“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诗人憧憬的自由驰骋的美好仙境，在全诗的结尾却是以“坐相失”的遗憾现实而结束。诗中所要表达的意旨不正是诗人彷徨无奈的惆怅情绪吗？如果联想李白在四月登泰山后的秋天突然奉诏入京，竟然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就更会体会到本诗这一意旨了，《唐宋诗醇》曾评李白此诗“若其体近游仙，则其寄兴尔”应是很有见地的。只不过由平李白生性狂傲，胸怀旷达，遇事愤而不怒、愁而不苦，加之诗风飘逸豪放，诗中的意旨不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那样直白，“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叶燮《原诗》）罢了。
这首词的上片描写诗人收到他人所馈赠樱桃的感激之情，下片则表达对赠送樱桃之人的关切和珍重。全词多处用典，化典故于文字之中，浑然一体，情真意切。
上阙开篇词人就用到杜牧与少女之母十年约定的典故。在这首词中，纳兰将杜诗中的“绿叶成阴子满枝”化用为“绿叶成阴春尽也”，其中所表达的悲惜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守宫偏护星星”，纳兰在这里用到“守宫”的典故，很可能他思念之人是一个宫女，而与他有过一段情缘，很可能是纳兰的表妹，因为被迫入宫的女子，除了他的表妹，就没有其他人了。
“留将颜色慰多情，分明千点泪，贮留玉壶冰”，在这句中，纳兰叉用到“红泪”的典故，魏文帝曹丕所爱的美人薛灵芸在被迎娶时，因为舍不得离开父母而痛哭流涕，她以玉唾壶盛泪，泪水落在壶中成了红色，还没有到京师，壶中的泪已凝如血色，后世称女子的眼泪为“红泪”。在纳兰的眼中，表妹赠予他宫中的樱桃，就仿佛是点点泪水，这泪水就像苦酒一样积聚，让他沉醉其中。纳兰是皇帝的贴身侍卫，但两人不可能频繁见面，更不可能互诉相思之情，所以心中才会有无限的相恋之苦。但也有观点认为，樱桃是老师对自己错过科考惋惜而流下泪水，这泪水又化留了浓香的醇酒，这更进一步体现了师生情的浓厚和珍贵。
下阙“独卧文园方病渴，强拈红豆酬卿”，纳兰又用到了典故。纳兰在这里自比司马相如，说自己正失意病卧，收到盛情馈送的樱桃，于是强忍着病痛吃了它，以示酬答。
“感卿珍重报流莺，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在这黄莺啼遍的季节，纳兰十分感谢表妹还能如此珍重情谊。同时也劝慰表妹怜惜花落时也要自爱，不要总是为花落而生悲。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在表达感谢老师的垂爱，说明纳兰是个懂得感恩、谦逊有礼的人。
处在苦闷的时代，而又悟到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生命哲理，其苦闷就尤其深切。苦闷而无法摆脱，便往往转向它的对立一极——荡情行乐。此诗所抒写的，就正是这种由苦闷所触发的滔荡之思。
诗人大约是独自一人，徘徊在洛阳的东城门外。高高的城墙，从眼前“逶迤”（绵长貌）而去，在鳞次栉比的楼宇、房舍外绕过一圈，又回到原处、自相连接——这景象正如周而复始的苦闷生活一样，单调而又乏味。四野茫茫，转眼又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的秋风，在大地上激荡而起，使往昔葱绿的草野，霎时变得凄凄苍苍。这开篇四句，不仅描述着诗人目击的景象，其中还隐隐透露着诗人内心的痛苦骚动。生活竟如此重复、单调变化的只有匆匆逝去的无情时光。想到人的生命，就如这风中的绿草一般，繁茂的春夏一过，便又步入凄凄的衰秋，诗人能不惊心而呼：“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眼前的凄凄秋景，正这样引发出诗人对时光速逝的震竦之感。在怅然扔失意的心境中，就是听那天地间的鸟啭虫鸣，似乎也多一重苦闷难伸的韵调：“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晨风”即“?鸟”，“局促”有紧迫、窘困之意。鸟在风中苦涩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临、生命窘急而伤心哀鸣。不但是人生，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受到了时光流驶的迟暮之悲。这一切似乎都从相反方面，加强着诗人对人生的一种思索和意念：与其处处自我约束，等到迟暮之际再悲鸣哀叹，应当早些涤除烦忧、放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这就是突发于诗中的浩然问叹：“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以上为全诗之第一节。读者可以看到，在此节中盘旋往复的，其实只有一个意念，即“荡涤放情”之思。这种思绪，原本来自于诗人自身生活中的苦闷，与所见景象并无关涉。但诗人却将它移之于外物，从衰飒悲凉的秋景中写来。便令人感到，从“高且长”的东城，到凄凄变衰的秋草，以至于?鸟、蟋蟀，似乎都成了苦闷人生的某种象征，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声调哀叹：“何为自结束”、“何为自结束”！这就是审美心理上的“移情”效果。这种贯注于外物、又为外物所烘托而强化的情感抒写，较之于直抒其怀，无疑具有更蓬勃的葱茏的感染力。自“燕赵多佳人”以下，即上承“荡情”之意，抒写诗人的行乐之境。－－当“何为自结束”的疑虑一经解除，诗人那久抑心底的声色之欲便勃然而兴。此刻，身在“东城”外的诗人，竟做了一个极美妙的“燕赵佳人”梦：他恍惚间在众多粉黛丛中，得遇了一位“颜如玉”的佳人；而且奇特的是，一转眼，这佳从便“罗裳”飘拂、仪态雍容地端坐在诗人家中，分明正铮铮地习练着靖商之曲。大约是因为琴瑟之柱调得太紧促，那琴间竟似骤雨急风，听来分外悲惋动人——读者自然明白，这情景虽然描述得煞在介事，实际上不过是诗人那“荡情”之思所幻化的虚境而已。所以画面飘忽、转换也快，呈现出一种梦寐般的恍惚感。
最妙的是接着两句：“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且前且退貌）”。“中带”，一本作“巾带”。关于这两句写的指何人，照张庚的说法：“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动其人之亲爱于我，必先自正其容仪……以希感到佳人也”（《古诗十九首解》）。那么，“驰情”而“整中带”者，就是诗人了。那当然也有道理（只与整句不太连贯）。不过，苦将其视为佳人的神态表现，恐怕还更有韵致些。因为佳人之“当户”理琴，本来并非孤身一人。此刻在她对面，正目光灼灼注视着她，并为她的容颜、琴音所打动，而为之目凝神移的，还有一位梦想着“荡涤放情志”的诗人。正如吴淇所说：“曰‘美者’，分明有个人选他（按，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个人促他”分明有个人在听他；“曰‘整中带’，分明有个人看他；曰‘踯躅’，分明有个人在促他”（《选诗定论》）。“驰情整巾带”两句，正是写佳人在这“选”、“听”、“看”、“促”之下的反应——多情的佳人面对着诗人的忘形之态，也不觉心旌摇荡了。但她不免又有些羞涩，有些踌躇，故又是“沉吟”、又是“踯躅”（已舍琴而起），表现出一种“理欲交战情形”；但内心则“早已倾心于君矣”——这就是前人称叹的“‘驰情’二句描写入神”处。在这种图画也“画不出的捉衣弄影光景”中，佳人终于羞羞答答地吐露了心意：“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借飞燕双双衔泥巢屋之语，传达与诗人永结伉俪之谐的深情，真是“结得又超脱、又缥缈，把一万世才子佳人勾当，俱被他说尽”（朱筠《古诗十九首说》）。
这就是诗人在“东城高且长”的风物触发下，所抒写的“荡涤放情志”的一幕；或者说，是诗人苦闷之际所做的一个“白日梦”。这“梦”在表面上很“驰情”、很美妙。但若将它放在上文的衰秋、“岁暮”、鸟苦虫悲的苍凉之境中观察，就可知道：那不过是苦闷时代人性备受压抑一种“失却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尼采），一种现实中无法“达成”的虚幻的“愿望”而已。当诗人从这样的“白日梦”中醒来的时候，还是会因苦闷时代所无法摆脱的“局促”和“结束”，而倍觉凄怆和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