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抒发壮志难酬,抛却浮名、填词传恨的苦衷。词的开端:“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这是说,词人的性格,本来是豪爽刚毅的,与豪侠结友,佩剑自随,想建立一番事业,但事与愿违,处处碰壁,洒尽涕泪而已。接着写“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在其词集中,虽有一些艳词,不过是空中传恨而已,并不曾在青楼歌馆,留连声色。但强调其空中恨的词只有“一半”,而另“一半”也许并非空中传恨,所以用词甚妙。
下片揭示其词学宗旨和落拓失意的情怀。换头写“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词人认为秦少游之词,偏于柔婉;黄山谷之词,偏于奇崛。他对张玉田崇尚清空,乃奉为圭臬,认为己词之风格,与玉田接近。接着写“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这几句是照应开头,壮志未酬,垂暮之年,封侯无分,只好“老去填词”,落拓江湖而已。这与辛弃疾“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之句,用意相同。英雄失志的悲哀与无可奈何的愁绪,跃然纸上。这种结语,又与开端互相映照,显得结构谨严。
这首词以自述式的描写,活画出一个失意丈夫形象,他因大志难酬而调怅唏嘘,只好舞弄文墨,借填词来写其怅恨,以声色来消其心中块垒。词人意兴颓丧,且又笔致冷隽,使全词笼罩着一片灰暗凄切的消极情调。然柔中有骨,字行间仍使人感受到作为一个词人的主人公不懈努力的精神。壮志既不成,干脆愤而填词,以遣情怀,这正是词中所着力表现的题旨。这首词尽管用典良多,却给读者以自然浑成感,毫无琐屑堆砌之病。
这首诗首联领起“持鳌赏桂”,重点却在写人的狂态;颌联紧承“兴欲狂”而来;颈联回到吃蟹上来,续写吃蟹人的狂态;尾联顺着上联之势,融汇宋人苏轼的赋意诗境,以自喻的口吻,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并结束全诗。全诗首尾照应,中间二联对仗工稳,且语带双关,句句咏蟹,又句句写人,咏物与言志抒怀关合紧密,写来情性率真,自然地流露了贾宝玉的思想性格。
首联领起“持鳌赏桂”,重点却在写人的狂态。首句说出在阴凉的桂花树下这一环境中持鳌,心境是欢快的,因此诗中着一“喜”字,点出人物心情。次句写出持螯人的两个细节:“泼醋擂姜”,把吃蟹人的粗狂戏耍之态生动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这已不是一般的“喜”了,因此诗以“兴欲狂”落在首联。诗的开头,富有生活情趣,“狂”字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颌联紧承“兴欲狂”而来。“饕餮王孙应有酒”补足“兴欲狂”之意,以酒助兴。此联不但语极豪爽,更兼语带双关。“饕餮王孙”承上而来,显然是以此自比,“横行公欲”又与它相对,表面是咏蟹,实是以蟹自喻;表面是说蟹无肝肠却得了个“横行公欲”的恶号,实是宝玉借以回答世人对自己的妄评。这就无异于在说,自已之所以行为无所忌惮,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自己腹无孔孟之道,对仕途之路毫无意兴、无动于衷的缘故。咏物诗,无非是托物抒怀。宝玉如此赞扬螃蟹的“横行无忌”,并以此自况,且感情如此激烈,大有“行为偏解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的味道,在世人看来,确实是够“狂”的了。
颈联回到吃蟹上来,续写吃蟹人的狂态。诗不明言吃蟹人之狂,只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说话,写吃蟹人忘了一切顾忌,读者自能体会吃蟹人为饱口腹而贪吃的情态。
尾联顺着上联之势,融汇宋人苏轼的赋意诗境,以自喻的口吻,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并结束全诗。苏东坡在《老饕赋》中,曾用铺张的笔法嘲笑一个贪馋忙吃的老饕;在《初到黄州》诗中亦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称荒唐”。宝玉搬出“坡仙”来,还说螃蟹生来就是“为世人美口腹”的,生活情趣熠然而出,读来不禁怡然而笑。他只自嘲而绝不虚伪矫饰,其处世为人之道,不亦昭然乎。
全诗以“持鳌赏桂”开头,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以自嘲作结,首尾照应。中间二联对仗工稳,且语带双关,句句咏蟹,又句句写人,咏物与言志抒怀关合紧密,写来情性率真,自然地流露了自己的思想性格。这也就无怪乎林黛玉要对它大加赞扬,说“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并要他留着给人看看。
七绝《再过金陵》是一首咏史诗。一曲《玉树后庭花》,断送几多王业。秋风瑟瑟,大雁南飞,诗人再过金陵,面对六朝残破的景象,涌起江山故国之思。那西落的夕阳,其实也是江河日下的唐王朝的象征。“一任斜阳伴客愁”,面对夕阳,无数诗人以自己的诗作营构出凄清晚照中的诗词世界。
特别最后两句是说,山川、江河依旧,它们并不管六朝兴亡更替,谁主沉浮,也不管过往凭吊之客人发出的感叹与悲愁,依然任凭斜阳西照。诗人目睹安史之乱后江山依旧,政事日非的现实,喻以古鉴今,发出深深的感慨,语调凄凉,心事沉重。
斜光照临,日薄西山,处于社会动荡或家业不幸中的人们,更易因以而产生江山己尽、家国衰败的情怀。面对破碎江山,且又斜阳一片,江山不知愁苦,空怀一腔热血,深感悲情万千。
在《周颂·访落》中,周成王诉说自己年幼,缺少治国经验,请求诸侯辅助,既陈实情,又表诚意。当然,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诸侯,更需要的是施以震慑。诗中两提周武王(“昭考”“皇考”),两提遵循武王之道,震慑即由此施出。
参与朝庙的诸侯均是受武王之封而得爵位的。身受恩惠,当报以忠诚,这是道义上的震慑;武王虽逝,他所建立的国家机器(包括强大的军队)仍在,这是力量上的震慑。
最有力的震慑是诗中表达的遵循武王之道的决心。如果说“率时昭考”还嫌泛泛,“绍庭上下,陟降厥家”就十分具体了。武王在伐纣前所作准备有一条“立赏罚以记其功”(《史记·周本纪》)与诗中“上下”“陟降”相似,惟成王所处时局更为严峻,他所采取的措施也会更为严厉。舜即位后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舜典》),这是成王可以效法,并可由辅佐他的周公实施的。
《周颂·访落》其实是一篇周王室决心巩固政权的宣言,是对武王之灵的宣誓,又是对诸侯的政策交代,真诚而不乏严厉,严厉而不失风度,周公也借此扯满了摄政的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