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杭州西湖春景诗。这首诗前六句写景,突出一个“绿”字,后两句写情,突出一个“恋”字,做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后人评论此诗“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全诗不仅结构上曲折委婉,而且借景深化了诗旨。
西湖的春天,像一幅醉人的风景画,三面群山环抱中的湖面,汪汪一碧,水平如镜。群峰上,松树密密麻麻排满山面,千山万峰显得一派苍翠。一轮圆月映入水中,好像一颗明珠,晶莹透亮,跳荡悬浮。
早稻初生,似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上面铺满厚厚的丝绒线头;蒲叶披风,像少女身上飘曳的罗带群幅。一幅格调清新的山水画图展现眼前,诗人不由发出对西湖风光的赞美。春色如此秀丽,作者不愿离开杭州回京,有一半因素就是舍不得这风景如画的西湖。
诗的前三联绘景,尾联抒情,全诗则情景交融,物我划一。首句鸟瞰西湖春日景色,谓其“似画图”。作者以具有如此浓重感情色彩的字眼儿入诗,并非偶然。在孩童时代,白居易曾立志要到杭州做官,心愿得酬,自然为之欣喜,其对杭州的深情于此可见一斑。此诗不仅是白居易山水诗中的佳构,亦是历代描写西湖诗中的名篇之一。
“乱峰”以下三句,具体描绘如画之景:群山环绕,参差不一,湖上水面平展;排排青松装点着山峦,如重重叠叠的翡翠,皎洁的月亮映入湖心,象一颗闪光的珍珠,这是多么诱人的美景呵!然而诗的旨趣并没有凝滞在范山模水的层面上,“碧毯”二句出人意表地把笔舌转到对农作物的体察上。在山水诗中嵌入农事,弄不好会雅俗相悖,很不协调,而白居易却别出心裁地把农事诗化了:早稻犹碧毯上抽出的线头、新蒲象青罗裙上的飘带。如此精妙新奇的比喻本身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湖区人民的关怀,使读者由此可以联想到正是这位自幼向往杭州的白刺史,一到任便体恤民瘼,浚井供饮,把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从而铭戢其德惠。同时,在诗的写作上也是一种变格、一种可贵的出新,它比作者描绘西湖的另一名篇《钱塘湖春行》,立意更加新颖,语言益见精妙。
这首诗的结构曲折委婉,别有情致,特别是最后两句“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唐宋诗醇》)那么其“言外余情”是什么呢?这得联系作者的有关行迹和创作来探寻。除杭州刺史之前,白居易原在长安任中书舍人。面对国是日荒,民生益困的现实,屡屡上书言事而不被采纳,眼见时局日危,朋党倾轧加剧,便自求外任,来到杭州。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做隐士不好,做京官也不好,只有做杭州刺史闲忙得当,正合其意,即所谓“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这话是出自《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一诗,在其他篇目中 尚有不少类似的说法,这既是作者的心里话,也是此诗的“言外余情”。
因为“皇恩只许住三年”,白居易抱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西湖,这种情绪本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西湖早已是驰名中外的湖山形胜之地,此诗亦不胫而走,值得玩味的是如今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景观的命名,有的很可能是从这首《春题湖上》中的相应诗句衍化而来的。
从艺术上看,《春题湖上》最精采的是中间四句。诗人以幽丽华美的笔触,用一连串精妙的比喻,勾画出西湖的旖旎风光。比喻的精妙,表现在比物与被比事物的密合无间上。用翡翠比喻松树的绿色,用明珠比喻夜半时分高而远的明月,用碧毯细短的线头比喻幼小的绿色秧苗,用青罗裙飘拂的长带比喻舒展着的绿色的蒲叶,无不妥贴入微,真切动人。同时,诗人对湖上春光的珍惜与爱悦的感情,也在这几个比喻中自然地隐隐泄出。全诗由于有了中间这四句精当传神的比喻,一二句中的“似画图”才有了充实的具体内容,末两句的“勾留”之意才得以顺势推出。
“画图”二字是诗眼,下五句皆实写画图中景,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
此诗写于安史之乱陷落时候,杜甫被迫困居孤城。诗题“对雪”,却正是国仇家恨一起都来时候,对雪穷身,国事凋零,因为白描;非特因雪寄兴,也非仅仅自伤困顿。却是从一个个体遭遇的侧面,描写整个时局国势的困窘无奈状况。杜甫称为“诗史”,能将个人感遇融合到时局国事的大背景里,从忧身而到忧国,故诗境界深,格局大,意境远,气韵厚。所以此诗以“战哭多新鬼”起,以“数州消息断”结,很有电影剧本的剪辑特色,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历从细节和侧面,去反映整个大的时局战争的愁苦艰难状态。从此着眼,方是看此诗方法。
此诗一二句中“战哭多新鬼”,正暗点了这个使人伤痛的事实。房琯既败,收复长安暂时没有希望,不能不给诗人平添一层愁苦,又不能随便向人倾诉。所以上句用一“多”字,以见心情的沉重;下句“愁吟独老翁”,就用一“独”字,以见环境的险恶。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正面写出题目。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次写旋风中乱转的急雪。这样就分出层次,显出题中那个“对”字,暗示诗人独坐斗室,反复愁吟,从乱云欲雪一直呆到急雪回风,满怀愁绪,仿佛和严寒的天气交织融化在一起了。
“瓢弃尊无绿,炉存火似红。”无绿可沽酒瓢便弃,拥炉求暖火只如红,很朴实近乎枯笔白描的写法,背后隐言困城无酒、求碳也稀的困窘境地。这大概是看杜诗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在描写大时局的背景下,对个人境遇最直白写实地手法,却正是以通过细节和个体写实来反应大时局大场面的一种最有力的手段。两句极见困城之物资匮乏,偷生之余生活的窘境。关于“似”字之疑,固有多解。但是其实这里就是说有炉而火不旺,火苗不起,只有一片红光罢了,不必更做他解。因为困顿,必思解救。然则作者所能寄盼的好消息全无来处,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最后又将个人感遇返还回战事时局的忧虑之中,完成了从一个片面描写、感叹史实全局的一个过程。
“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中诗人再归结到对于时局的忧念。至德元载(756年)至二载(757年),唐王朝和安禄山、史思明等的战争,在黄河中游一带地区进行,整个形势对唐军仍然不利。诗人陷身长安,前线战况和妻子弟妹的消息都无从获悉,所以说“数州消息断”,而以“愁坐正书空”结束全诗。这首诗表现了杜甫对国家和亲人的命运深切关怀而又无从着力的苦恼心情。
这是一场遭到惨重失败的战役。杜甫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四泽唐军如何溃散,乃至横尸郊野,而是第一句就用了郑重的笔墨大书这一场悲剧事件的时间、牺牲者的籍贯和身份。这就显得庄严,使“十郡良家子”给人一种重于泰山的感觉。因而,第二句“血作陈陶泽中水”,便叫人痛心,乃至目不忍睹。这一开头,把唐军的死,写得很沉重。
至于下面“野旷天清无战声,四泽义军同日死”两句,不是说人死了,野外没有声息了,而是写诗人的主观感受。是说战罢以后,原野显得格外空旷,天空显得清虚,天地间肃穆得连一点声息也没有,好像天地也在沉重哀悼“四泽义军同日死”这样一个悲惨事件,渲染“天地同悲”的气氛和感受。
诗的后四句,从陈陶斜战场掉转笔来写长安。写了两种人,一是胡兵,一是长安人民。“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两句活现出叛军得志骄横之态。胡兵想靠血与火,把一切都置于其铁蹄之下,但这是怎么也办不到的,读者于无声处可以感到长安在震荡。人民抑制不住心底的悲伤,他们北向而哭,向着陈陶战场,向着肃宗所在的彭原方向啼哭,更加渴望官军收复长安。一“哭”一“望”,而且中间着一“更”字,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情绪。
陈陶之战伤亡是惨重的,但是杜甫从战士的牺牲中,从宇宙的沉默气氛中,从人民流泪的悼念,从他们悲哀的心底上仍然发现并写出了悲壮的美。它能给人们以力量,鼓舞人民为讨平叛乱而继续斗争。
从这首诗的写作,说明杜甫没有客观主义地展览伤痕,而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根据战争的正义性质,写出了人民的感情和愿望,表现出他在创作思想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首两句从隐者的居所和处境着笔,称扬隐者的德行。“无媒”语出《韩诗外传》:“士不中道相见,女无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原意女子因无人为媒难以出嫁,这里指士子因无人推荐、引见而无法用于世。正因为无汲引者问津,隐者门可罗雀,屋前小路长满了荒草,一片萧索冷落。“草萧萧”暗用汉代张仲蔚事。据《高士传》载,张仲蔚“善属文,好诗赋,闭门养性,不治荣名”。透过萧萧荒草,一个安于索居的隐者形象呼之欲出。“云林”,高入云中的山林,这里指隐者隐之处。市朝,指交易买卖场所和官府治事所在。自古以来,隐者乐于洁身自好,有意避开这些争权夺利的尘嚣地,“退不丘壑,进不市朝,怡然自守,荣辱不及”(《周书·薛端传》)。清心寡欲,恬淡自适,诗人对隐者的洁行高志,流溢出钦羡、称颂之情。
末两句从白发落墨,生发健拔高昂的议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白发与忧愁有着不解之缘。隐者“无媒”,因而怀才不遇。社会的压抑使他产生忧愁,难以驱逐的忧愁又使他早生华发。他叹息英雄无用武之地,痛恨扼杀人才的社会势力,呼吁世间公道。诗人充分理解隐者的心境,他与隐者灵犀相通,命运与共,对人世、对社会有着相同的见解。他以为,世间只有白发最公道,即使是达官贵人的头上也照长不误,决不饶过。不受财富摆布,不向权贵拜倒,不阿谀,不恂私,一切都公平合理,这就是人间的公道。诗中“唯”字,包含言外之意:除了白发,人世间再没有公道可言。社会不公正,在诗人笔下得到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针砭。这是理性的批判,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有力鞭苔。
全诗随情感的流动、意绪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节奏和语势:前两句如静静溪流平和舒缓,后两句如滔滔江潮激荡喷涌。批斥的锋芒直指不公道的封建社会制度,议论警动,憎爱分明,痛快淋漓而又不乏机趣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