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与《天仙子·晴野鹭鸶飞一只》一样,也是就题发挥,咏刘郎在天台山遇神女的事。据《神仙传》和《续齐谐记》载,汉明帝永平时,剡县有刘晨、阮肇二人人天台山采药,迷失道路,忽见山头有一颗桃树,共取食之,下山,得到涧水,又饮之。行至山后,见有一杯随水流出,上有胡麻饭屑。二人过水行一里左右,又越过一山,出大溪,见二女颜容绝妙,唤刘、阮二人姓名,好像旧时相识,并问:“郎等来何晚也!”因邀还家,床帐帷幔,非世所有。又有数仙客,拿三五个桃来,说:“来庆女婿。”各出乐器作乐,二人就于女家住宿,行夫妻之礼,住了半年,天气和暖,常如春二、三月。常闻百鸟啼鸣,求归心切。女子说:“罪根未灭,使君等如此。”于是送刘、阮从山洞口去。到家,乡里怪异,经查寻,世上已是他们第七代子孙。二人于是又想回返女家,寻山路,不获,迷归。至太康八年,还不知二人下落。唐五代词以《天仙子》为词牌的作品多用刘阮事,托意仙缘,实写人情。与《天仙子·晴野鹭鸶飞一只》不同的是,此词写天人相隔,仙人的恼恨与世人全同。
此词“踯躅花开红照水”写环境,以“鹧鸪飞绕青山觜”写刘阮经岁而归人间的依依之情。最后不写刘阮恼恨不能复返,却从天仙懊恨人神千里之遥,不复再见,更觉深透一层。全词句丽而意清,语真而情挚。
李煜在这篇文章中,极力表达的是对过去奢靡生活的追悔之情。李煜写这篇文章时,萦绕在心中的不仅有思念兄弟之情,更多的是对国事的忧威,即所谓“怆家艰之如毁”,只不过惧于当时的情势,不敢言明而已。
在这篇文章中,李煜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表述了自己手足不得相见的悲伤之情,以及对年轻时候兄弟们奢侈享乐生活的怀念:“量珠聘伎,纫彩维艘。被墙宇以耗帛,论邱山而委糟。”他感觉到,如今的手足分离,和当年这种不思振作的生活恐怕不无关系。“原有鸰兮相从飞,嗟予季兮不来归。空苍苍兮风凄凄,心那用兮泪涟满。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可谓此文名句。就在当年的三月,李煜继续派自己的弟弟李从谦如宋进贡珍宝器用金帛、并买宴钱,数量加倍。
文章以“尔之告我,曾非所宜”为结束,呼应开头的“左右进言”,说明在国破家亡与兄弟离索的悲痛心情下庆祝节日并不合适。
《念奴娇·西湖和人韵》是吟咏杭州西湖的词。此词把自然美与人物美融合在一起来写。别有一番风味。
词的上片吟咏西湖美景。开头三句写雨打新荷的声音。荷而曰新,风而曰晚,点明游湖时是初夏的一个傍晚;顶风冒雨,不嫌其烦,反觉雨打新荷“声乱明珠苍避”,悦耳动听,其游兴之高可想而知。“谁把”二句写雨过天晴,苍日西沉,满天云霞倒映湖中。碧水彩霞,相映成趣。“苍涵湖碧”四字,色彩对比鲜明,西湖湖光山色之美便隐寓其中了。“飞鸟”三句写鱼鸟追逐游船的场景。“翻”“吹”二字用得特别好。“翻”,言鸟在空中上下飞舞;“吹”谓鱼在水里游动吐泡。“惯趁笙歌席”鱼鸟己习惯于逐堡歌追游人,嬉戏觅食了。这看似闲笔,其实非常重要,它不仅表现出西湖的自然美,而且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坐中”二句上承“空歇席”写与友人豪饮。这既点出游兴之豪,又由今人之豪联想古人之逸,自然地过渡到下片对林逋的回忆。
词的下片缅怀西湖名士。林逋少孤力学,刻志不仕,结庐西湖孤山,逋不娶,无子,所居多植梅蓄鹤。有鹤妻梅子之称,其咏梅诗尤负盛名。“遥想”三句,描述的就是林逋的这段生活。“遥想”二字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过片用“遥想”一样,可以说是思接千载,有力地振起了全词。彭孙遹《金粟词话》说:“林处士鹤妻梅子,可称千古高风矣。”这也许就是此词所说“处士风流”的含义。“鹤随人去,已作飞仙伯”,是说林逋死后,不仅上升仙界,而且成为飞仙之长,这和称李白为谪仙人,说石曼卿死后成仙主芙蓉城一样,说明其人不凡。林逋是这样一个风流人物,总会让人怀念林逋。“茅舍”二句写林逋故居己不可见,松竹也非畴昔可比。给人一种人去楼空之感。“欲说”三句宕开一笔,写云与水。和上片“云锦苍涵湖碧”相照应,谓人已不见,物也不存,只有闲话当年望湖楼下,云水忽上忽下,变幻不定的情景了。“醉中”二句收合并映带“看公”二句,意谓尽情饮酒。您意游湖,不必去想桃根桃叶的故事,并以桃叶反衬林逋,缴足了“遥想处士风流”之意。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