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都篇》属于乐府《杂曲歌·齐瑟行》歌辞,无古辞。诗写京洛少年斗鸡走马、射猎游戏、饮宴无度的生活。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以为这是曹植早期的作品,是建安年间他看到洛阳贵游子弟耽于逸乐的生活而作,其中甚至有他本人生活的影子。一以为从此诗所写的洛阳少年奢靡豪华的生活来看,不宜出现于建安或黄初年间,因洛阳在汉末经董卓之乱后,破败零落,贵族子弟不可能有如此骄奢淫逸的生活,故此诗宜系于太和年间曹植入京时所作,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考曹植于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所作的《送应氏》中说:“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可见其时的洛阳确实破落不堪,故从后一种说法。
至于此诗的主旨,历来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说以为“刺时人骑射之射妙,游骋之乐,而无爱国之心”(《文选》六臣注引张铣语),即以讽谕为主,意在指责京洛少年的生活奢靡而不思报效国家。一说以为“子建自负其才,思树勋业,而为文帝所忌,抑郁不得伸,故感愤赋此”(《古诗赏析》引唐汝谔语),即以少年自况,由此表示心迹。然笔者以为此诗若定于后期所作,则其时曹植已不是裘马轻狂的少年,而其心境也抑郁不欢,故绝无可能以翩翩少年自况;而且从此诗的字里行间来看,诗人对这些贵游子弟实不无微辞,故在介绍此诗时还是取张铣的说法。当然,有人在此诗中看到了曹植本人早年生活的影子,正说明诗人对这种游乐宴饮的熟悉,而且其描绘的手段也是逼真而传神的。如果借一句前人评论汉赋的话来说,便是“劝百而讽一”,虽然诗人的意图在于讥刺和暴露,而给人的印象却似乎在赞美和颂扬。
全诗主要的篇幅都在写京洛少年的游戏与饮宴。开头二句以邯郸、临淄等著名都市的艳丽女乐来陪衬京都洛阳骄奢的游侠少年,以“妖女’引出“少年”,起调即著色浓艳。随后转入对少年形貌的描写,他佩带的宝剑价值千金,所穿的衣服华丽鲜艳,在装束上已可见少年的富有而放达。接下去便写他的活动:在城东郊外斗鸡,在长长的楸树夹道上跑马。斗鸡是汉、魏时富家子弟普遍爱好的习俗,曹植本人就有《斗鸡》诗极言以斗鸡取乐,据说魏明帝太和年间曾在洛阳筑斗鸡台,这里所写大约也基于当时事实。“驰骋未能半”以下写少年的驰猎,先说他一箭射中两只奔兔,次说他仰天随手一箭又将迎面飞来的鹞鹰射落,再说观者的啧啧称赞,从而将其箭法的高超刻画殆尽。“归来宴平乐”以下则转入对他举行饮宴的描述。平乐观在洛阳西门外,少年在此大摆宴席,开怀畅饮,不惜酒价的昂贵,欲一醉方休。席上有切细的鲤鱼、虾子肉羹,还有酱渍的甲鱼和烧熊掌,呼唤高朋入座,摆开了长长的筵席,可见其穷奢极欲。“连翩”二句复写其宴会后的蹴踘与击壤之戏,表现出少年的动作敏捷奇巧,变化万端。游乐一直持续到了太阳西沉,而时光已不可再挽留,大家这才如浮云一般散去,各自回到了城中的居处。诗写到这里本应结束了,欢乐已尽,人去筵散,然而诗人忽然笔锋一转,说到了明天,人们再重新回来寻欢作乐。
这首诗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主要写了主人公京洛少年的行为。他是一位风度翩翩,身手矫健的英俊少年,骑射的本领十分高超,但只是用来打猎消遣,于国无补;他慷慨好施,穷极奢华,然未知节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虚掷,而无忧国忧民之心。然而,曹植对京洛少年的批评只是以很隐约含蓄的方法来表现的,通过尽态极妍的描绘逗露出来,如写他善射曰:“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又如写他宴会的丰盛:“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其描写未免过份夸张,而诗人正是在这种夸张中暴露了其中不合理的成份,过份的逞才与奢豪,自然会激起人的不满。虽然曹植在这里未著一字批评,然其中的褒贬曲曲可见。又如最后说一天的欢乐已尽,“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已隐寓时光虚度,青春一去不返的惋惜之意,然结句忽又说“清晨复来还”,言外的讽谕之意就更加清楚了。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中说:“白日”二句下,定当言寿命不常,少年俄为老丑,或欢乐难久,忧戚继之,方于作诗之意有合,今只曰‘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而已,万端感慨皆在言外。”说明了曹植此诗中的讽谕纯以含蓄的笔墨出之,不露痕迹而宛然可见。
此诗虽然是一首叙事诗,然诗人的描写与叙事是经过极缜密的剪裁取舍的,诗并没有原原本本地记录京洛少年的家庭、社会地位与生活的每个侧面,而只是选了他一天之中的活动,这样便有利于将笔墨集中到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的描写上去,能够简略分明、繁简适度地来展开描写。因而于这一天的活动中诗人抓住了少年的射猎与饮宴两件事,其他如斗鸡、跑马、蹴踘、击壤只是一句带过,表现了诗人剪裁上的匠心。他用了“驰骋未能半”至“众工归我妍”十句来刻画铺叙少年射猎的娴熟本领,写来绘声绘色,如耳闻目见,“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两句不仅描绘出他射艺的出神入化,而且一个傲然自得的少年形象已跃然纸上,“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又从侧面将其箭法的出群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正如古乐府《陌上桑》中写少女罗敷的美貌,通过旁观者的赞美与反应来写,而这里所不同的只是妙龄女郎换成了翩翩少年,其手法则同出一辙。总之此诗在谋篇布局、剪裁详略上颇有成功之处,故吴淇曾说:“寻常人作名都诗,必搜求名都一切事物,杂错以炫博。而子建只推出一少年,以例其余。于少年中,只出得两事,一日驰骋,一日饮宴。”可见前人已注意到了此诗写作上追求典型、详略分明的特点。
在一个初秋的阴天,作者登上了江边的一个小阁,仰望初秋的天空看见迷蒙的云气还没有浓结到要化成雨点的样子,俯视下面可以看到江水和沙渚,境界是开阔的,并带着些静漠与冷清。作者只轻轻地把它描写成“小阁倚秋空,下临江渚,漠漠孤云未成雨”,概括了登高之事和周围环境,并描写视觉中景物,运化周邦彦《感皇恩》“小阁倚晴空”的词句,王勃《滕王阁》“滕王高阁临江渚”的诗句。“数声新雁,回首杜陵何处。”接着是写听觉,并由此引出作者的联想。雁是“新雁”,知秋是“新秋”;云是“孤”云,雁只“数”声,“数”字中也反映出主客观的孤独意象的两相契合。
长安这个汉唐故都,是华夏强盛的象征,也是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之地。陆游急切地盼望南宋统治者能从金人手里收复长安;他从军南郑,时时遥望长安,寄托其收复故国山河的思想感情。他向宣抚使王炎建议:“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诗文中写到想念长安的也很多,如《闻虏乱有感》的“有时登高望跾杜,悲歌仰天泪如雨”,《东楼集序》的“北游山南,凭高望跾、万年诸山,思一醉曲江、渼陂之间,其势无由,往往悲歌流涕”,这样的词句很多,可见其感触之深且痛,因此经常地提及。古人写闻雁和长安联系的,除陆诗外,还有许多如杜牧《秋浦道中》的“为问寒沙新雁到,来时为下杜陵无”,于邺《秋夕闻雁》的“忽闻凉雁至,为报杜陵秋”,只是一般的去国怀都之感。作者写的,如《秋晚登城北门》的“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这些是和关心收复长安的信息是有关的词中写闻新雁而回头看不到长安,也是感叹收复长安的好消息的不能到来。“壮心空万里,人谁许!”空有从军万里的壮怀,而无人相许(即无人赏识、信任的意思),申明“回首”句的含意,这里的描写从含蓄的寄概到激昂的抒情,体现了作者写作的特点从作者的诗词风格看,他是比较习惯于采用后一种写法的;在这一首词中,他极力抑制激情,却较多地采用前一种写法。
过片用了“黄阁紫枢,筑坛开府,莫怕功名欠人做。”黄阁、紫枢,指代宰相和枢密使,是宋代最高文武官吏。黄阁,宰相官署,卫宏《汉官旧仪》:“丞相听事阁曰黄阁”;宋代的戎服多用紫色,故以紫枢指枢密院。筑坛,用了汉高祖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的典故;开府是开幕府,置僚属,在宋代,高级行政区的军政长官有此种权力。第一、二句指为将相,第三句说不怕这种职位无人可当,意即用不着自己怀抱壮志与准备担当大任。陆游并不热衷于当高官,但却始终抱着为效忠国家而建立功名的壮志。他曾向往于这种功名,他的《金错刀行》诗说:“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书怀》诗说:“老死已无日,功名犹自期。清笳太行路,何日出王师?”他这三句词,说得很平淡,很坦然,但他不会真的会这样轻易放弃自己的壮志、相信一般的将相也能够担负恢复祖国统一大业的重任。他的热情性格和当时冷酷的现实使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的自慰之辞,只不过是愤激的反语罢了而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曲折、更为深沉的感慨。是从“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汉宫春》)的乐观,到“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的绝望过程中的感慨。
“如今熟计,只有故乡归路。石帆山脚下,菱三亩。”这里说的是现在再三思忖只有辞官东归,回到故乡山阴的石帆山下,去种三亩菱为生。这是积极的理想找不到出路,被迫要作消极的归隐之计,经过一番思考,连归隐后的生活都作了具体的设想,所以最后出现一个江南水乡的图景。痛苦的心情融化于优美的自然景物,表面上是景美而情淡,实际上是闲淡中抑制着内心的愤激,深藏着内心的痛苦。
这是陆游的一首要用归隐的办法来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词作,情景结合,看似很矛盾但解决得比较圆满,作者的心情在这首词中表现得比较闲淡。深入体会,仍然透露出理想对现实的尖锐冲突和强烈抗议,所以意境是曲折的,感慨是深沉的。
李胄,一作李曹,又作李渭,其人,其事,以及他与韦应物的关系,似已无考;从此诗看,想必两人的交谊颇漠。诗中的“楚江”、“建业”,是送别之地。长江自三峡以下至濡须口(在今安徽省境内),古属楚地,所以叫楚江。建业,原名秣陵,三国时吴主孙权迁都于此,改称建业,旧城在今南京市南。
这是一首送别诗。首联写送别之地,扣紧“雨”、“暮”主题。二、三两联渲染迷离暗淡景色;暮雨中航行江上,鸟飞空中,海门不见,浦树含滋,境地极为开阔,极为邈远。末联写离愁无限,潸然泪下。全诗一脉贯通,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虽是送别,却重在写景,全诗紧扣“暮雨”和“送”字着墨。
首联“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起句点“雨”,次句点“暮”,直切诗题中的“暮雨”二字。“暮钟时”,即傍晚时分,当时佛寺中早晚都以钟鼓报时,所谓“暮鼓晨钟”。以楚江点“雨”,表明诗人正伫立江边,这就暗切了题中的“送”字。“微雨里”的“里”字,既显示了雨丝缠身之状,又描绘了一个细雨笼罩的压抑场面。这样,后面的帆重、鸟迟这类现象始可出现。这一联,淡淡几笔,便把诗人临江送别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同时,为二、三联画面的出现,涂上一层灰暗的底色。
下面诗人继续描摹江上景色:“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漠不见,浦树远含滋。”细雨湿帆,帆湿而重;飞鸟入雨,振翅不速。虽是写景,但“迟”、“重”二字用意精漠。下面的“漠”和“远”又着意渲染了一种迷蒙暗淡的景色。四句诗,形成了一幅富有情意的画面。从景物状态看,有动,有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帆来鸟去为动,但帆重犹不能进,鸟迟似不振翅,这又显出相对的静来;海门、浦树为静,但海门似有波涛奔流,浦树可见水雾缭绕,这又显出相对的动来。从画面设置看,帆行江上,鸟飞空中,显其广阔;海门漠,浦树远,显其邃邈。整个画面富有立体感,而且无不笼罩在烟雨薄暮之中,无不染上离愁别绪。
景的设置,总是以情为转移的,所谓“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吴乔《围炉诗话》)。诗人总是选取对自己有独特感受的景物入诗。在这首诗里,那冥冥暮色,霏霏烟雨,固然是诗人着力渲染的,以求与自己沉重的心境相吻合,就是那些用来衬托暮雨的景物,也无不寄寓着诗人的匠心,挂牵着诗人的情思。海门是长江的入海处。南京临江不临海,离海门有遥遥之距,海门“不见”,自不待言,何故以此入诗?此处并非实指,而是暗示李曹的东去,就视觉范围而言,即指东边很远的江面,那里似有孤舟漂泊,所以诗人极目而视,神萦魂牵。
然而人去帆远,暮色苍苍,目不能及;但见江岸之树,栖身于雨幕之中,不乏空寂之意。无疑这海门、浦树蕴含着诗人怅惘凄戚的感情。诗中不写离舟而写来帆,也自有一番用意。李白的名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是以离帆入诗的,写出了行人远去的过程,表达了诗人恋恋不舍的感情。此诗只写来帆,则暗示离舟已从视线中消失,而诗人仍久留不归,同时又以来帆的形象来衬托去帆的形象,而对来帆的关注,也就是对去帆的遥念。其间的离情别绪似更含蓄漠沉。而那羽湿行迟的去鸟,不也是远去行人的写照吗?
经过铺写渲染烟雨、暮色、重帆、迟鸟、海门、浦树,连同诗人的情怀,交织起来,形成了浓重的阴沉压抑的氛围。置身其间的诗人,情动于衷,不能自已。猛然,那令人肠断的钟声传入耳鼓,撞击心弦。此时,诗人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潸然泪下,离愁别绪喷涌而出:“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随着情感的迸发,尾联一改含蓄之风,直抒胸臆;又在结句用一个“比”字,把别泪和散丝交融在一起。“散丝”,即雨丝,晋张协《杂诗》有“密雨如散丝”句。这一结,使得情和景“妙合无垠”,“互藏其宅”(王夫之《姜斋诗话》),既增强了情的形象性,又进一步加漠了景的感情然彩。从结构上说,以“微雨”起,用“散丝”结,前后呼应;全诗四联,一脉贯通,浑然一体。
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此诗借古代神话中著名的夸父逐日故事,歌咏失败的英雄,寄托对某些政治斗争中的失势者的复杂感情。
夸父追日的神话以绝妙天真的想像极度夸张地表现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勇气和信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第九首即据此写成。但诗人不是一般地复述神话的情节,而是凭藉卓越的识见,运用简妙的语言,对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独特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评价,因而又有其不同于神话的审美价值。神话反映事物的特点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因此,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此诗对夸父追日其人其事的歌咏,自然也是一种含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歌咏。诗人之言在此,诗人之意则在彼,所以不像直陈情志的诗那么容易理解。
开篇二句咏夸父之志。《大荒北经》原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言外似乎还有点不以为然的意思。诗人却说:夸父产生了一个宏伟的志愿,竟然要同太阳赛跑!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不胜惊叹的情感,有力地肯定了夸父创造奇迹的英雄气概。这里表面上是赞扬夸父“与日竞走”的“宏志”,实际上是赞扬一种超越世俗的崇高理想。“俱至”二句咏夸父之力。《大荒北经》原有“逮之于禺谷”一语,诗人据此谓夸父和太阳一齐到达了虞渊,好像彼此还难分胜负,暗示夸父力足以骋其志,并非“不量力”者,其“与日竞走”之志也就确是“宏志”而非妄想了。本言胜负而不下断语,只用“似若”两字点破,故作轻描淡写,更有一种高兴非常而不露声色的妙趣。诗人对夸父神力的欣赏,也隐含着对一切奇才异能的倾慕。“神力”二句咏夸父之量。《海外北经》说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想像一个人把黄河、渭水都喝干了还没解渴,似乎有点不近情理。诗人却说:夸父至有如此特异的可以追上太阳的神力,则虽倾河而饮又何足解其焦渴?用反问的语气表现出一种坚信的态度,把一件极其怪异的事说得合情合理,至欲使人忘其怪异。在诗人的心目中,夸父的豪饮象征着一种广阔的襟怀和雄伟的气魄,因而有此热烈的赞颂。篇末二句咏夸父之功。《海外北经》说夸父“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想像夸父死后,抛下的手杖变成了一片桃林,固甚瑰奇悲壮,但尚未点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好像只是一件偶然的异事。诗人则认定这片桃林是夸父为了惠泽后人而着意生成的,说夸父的遗愿即寄托在这片桃林中,他的奇功在身后还是完成了。意谓有此一片桃林,将使后来者见之而长精神,益志气,其功德是无量的。诗人如此歌颂夸父的遗愿,真意乃在歌颂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意蕴是非常深广的。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生前虽未能施展其才能,实现其抱负,但他们留下的精神产品,诸如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气节,正直的品质,以及各种卓越的发现和创造,往往沾溉后人。非止一世,他们都是“功竟在身后”的人。陶渊明自己也是一个“欲有为而不能者”(《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少壮时至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忆我少壮时》)的豪情,归耕后复多“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白日沦西阿》)的悲慨,他在读到这个神话时自然感触极深而非作诗不可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也寄托着他自己的一生心事。
用神话题材作诗,至须顾及神话原来的情节,又须注入诗人独特的感受,并且要写得含蓄和自然,否则便会流于空泛和枯萎,没有余味和生气。陶渊明毕竟是“文章不群”(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高手,他把神话原来的情节和自己独特的感受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平淡的言辞中微婉地透露出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深情礼赞,使人不知不觉地受到诗意的感发,从心灵深处涌起一种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惊叹和向往之情,并由此引出许多联想和想象,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怡悦。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原诗·内篇》)。陶渊明此诗可谓真正达到这样的“至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