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有感——这标题真是巨大无比，虾蟆吃天，且看他如何下口：“试课阳坡，春后添栽，多少杉松。”——谁也想不到，此篇竟会是这样一个开头：词人悠哉优哉，踱到自家庄园的南山坡上来核检开春后新栽树木的棵数了。此情此景，实即辛弃疾同调词《灵山齐庵赋》中之所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见出作者此时也已告老还乡。但这和读《史记》有什么关系？让我们耐着性子再往下看：“正桃坞昼浓，云溪风软，从容延叩，太史丞公。”——啊，原来在这之前词人确曾研读《史记》来着，不但读了，而且还有许多感想，这不，他乘着春光明媚，东风和软，悠到当然挨得着。这就叫文学艺术么。
君不见刘过有一首《沁园春·斗酒彘肩》词，把唐代白居易、北宋林和靖、苏东坡都找来，与自己（南宋人）在西湖聚会吗？文学就有这种思接千载、打破时间、空间的法道。在这首词中，实则词人只不过把眼前的深邃山林看作司马迁罢了。同上引辛弃疾词就有“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的形象比喻，程词仍由此生发而出。
词人究竟向司马迁叩问了些什么呢？其一：“底事越人，见垣一壁，比过秦关遽失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春秋时名医秦越人服了神人长桑君给的灵丹妙药，从此能“视见垣一方人”，即隔墙见人。靠着这双魔力无边的神眼，为人看病，尽见五脏症结之所在。后入秦都咸阳，秦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遂使人刺杀之。对此，词人质疑道：越人既能洞察他人肺腑，为什么看不出李醯有谋杀他的用心？难道说他的“x”光透视眼一入秦国便不灵了么？其二：“江神吏，灵能脱罟，不发卫平蒙？”——《史记。龟策列传》载长江神龟出使黄河，中途被宋国的渔人以网捕获。龟乃托梦给宋元王，向他求救。王遣使者自渔人处求得此龟，正要放生，宋博士卫平却说此龟乃天下之宝，不可轻易放过。于是元王便剥龟甲为占卜之具。这个故事，词人认为也难以置信；龟为江神使者，其神异乃能托梦给宋王，从而逃脱渔人之网，却为何不能令卫平增智，使自己免遭杀身之祸？
如此叩问，真是闻所未闻！这哪是什么“请教”？套用一句大白话，诚所谓“一根筷子吃藕——专挑眼儿”了。《史记》能够这样去读么？其实，以上二问，不过是词人抖出的两段“包袱”，无非“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辛弃疾《西江月。遣兴》）之意，实质性问题还在下阕：“休言唐举无功，更休笑丘轲自阣穷。”——战国时，燕国人蔡泽四处干谒诸侯，皆不见用，遂请唐举相面。唐举见其形象奇丑而挖苦他。但蔡泽自信必能富贵，并不因此而自卑，乃继续游说不已，后终得秦昭王赏识，拜为丞相。事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与蔡泽相比，孔丘、孟轲的运气要糟得多，是地地道道的“倒霉大叔”。他们周游列国，竭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无功而返，只好退而著书。见《史记》的《孔子世家》及《孟子荀卿列传》。读了上述几篇人物传记，词人的感想是：不要因为蔡泽的富贵而去评说唐举的相面术没有功效，更不要由于孔、孟的穷困潦倒而去笑话他们缺乏能耐。一言以蔽之，政治上的显达也罢，沉沦也罢，都不值得关注。此话怎讲？待我们读了下面几句再说。
“算汨罗醒处，元来醒里；真敖假孟，毕竟谁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忠于楚国，直言极谏，先后遭到怀王、顷襄王的放逐。他披发行吟于洞庭湖畔，面容憔悴，形容枯槁，有渔父问其何故至此，他答道：“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又《滑稽列传》载春秋时楚国贤相孙叔敖为官廉洁，死后家无余财，其子只好靠背柴度日。于是滑稽演员优孟便妆扮成孙叔敖模样，往见楚庄王。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优孟诈言回家与妻子商议，三日后答复庄王说：妇言楚相不足为。孙叔敖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国，使楚王得以称霸诸侯，但他死后，儿子却没有一席之地。与其作孙叔敖，还不如自寻短见呢。庄王闻言大惭，遂赐孙叔敖之子封地四百户。四句语意紧承上文，略谓：细细想来，屈原自以为清醒，其实这正说明他的沉醉，因为他还没看破红尘，还执着于政治啊！从政有什么意思？君王们向来妍媸不分。请看，真孙叔敖和假孙叔敖，楚王到底封的是谁吧！读到这里，我们总算恍然大悟了：词人并非真的在和司马迁抬杠，正相反，他是把司马迁看作同调，在向那牢骚满腹的太史公倾吐自己的满腹牢骚呢。读其《洺水词》中《水调歌头主战的爱国之士；观》洺水集《里论备边、蠲税诸疏，又可知其拳拳于国计民瘼，是立朝以经时济世自任的名臣；及览》宋史《本传，更可知其晚年因受奸相史弥远的猜忌，处处受别于人，因此屡请退休养老。知人论世，我们不难理解词人读》史记《时何以会有这样的感慨。
作者的问题业已提尽，牢骚也都发完，现在该轮到司马迁作答了。可是——“太史亡言，床头酿熟，人在晴岚烟霭中。”——司马迁竟然不赞一辞！是被词人问得无言以答，还是对词人的“高论”表示默许？或者，两方面兼而有之？这些都不必深究，反正词人想说的话俱已说出，可以从精神苦闷中自我解脱了。
家酿新成，正堪痛饮；山林晴好，不妨优游。于是作者勒回野马般的思绪，依旧去检阅自家的杉松：“新堤路，喜樛枝鳞角，夭矫苍龙。”——看，那新堤路上枝干弯曲绞结的松木，树皮如鱼鳞，丫杈似虬角，形状象夭娇的苍龙，多么可爱！词人终于在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中暂时平息了对于世事的不平之鸣。
这首词，以记叙文的笔法写议论文的题材，把易流于呆板的内容写得极其活泼；以旷达的笔调写愤懑的心胸，把易失之浅露的情怀写得十分深敛。笔力遒劲，笔势飞舞，笔锋犀利，笔墨停匀。以叙事起，以绘景结，步步推进，徐徐引去，而中间说理，过片不变，反复论难，纵横捭阖，结构奇特，章法别致，波涛起伏，妙不可言，确能使人耳目一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洺水集》谓程珌“诗词皆不甚擅长”，就总体而论是客观的，但三流作家有时也能写出一两篇质量较高的作品来，操选政者宜披沙简金，勿使有遗珠之憾可也。
“共有樽中好，言寻谷口来。”首联是介绍过郑斋的缘起。诗人说：我和郑七都有饮酒的爱好，所以来找他。隐居与饮酒几乎是不可分离的，它是隐士们高雅、旷达情怀的表现。可见，诗中的言外之意，是说郑七有隐者的高洁胸怀，诗人对他十分倾慕，引为同调，因此才去拜访他。“言寻谷口来”一句，用典故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用典十分贴切，一个“寻”字，也透露了山斋的幽深。两句诗看似平常，却有深刻的义蕴，不仅曲折地交待了郑七的身份和思想情操，也婉转地点出了过山斋的原因和二人深厚的友情。接着诗人以极大的兴趣，用工细的笔墨，在中间两联描绘山斋内外的景色，展现出一幅优美的山居夏图。
“薜萝山径入，荷芰水亭开。”上一句说，在通往郑七山斋的曲折的山路上，长满了茂盛的薜荔和女萝，隐隐传达出山斋的幽深和清静。接着是进入山斋后的景象：在水亭周围的水池中，一望无际的荷、菱开放出纯洁清丽的花朵，在微风中散发着清香。“山径”是崎岖的，而水池却是开阔的，从狭窄山路中穿行而至来到山斋后，诗人顿觉豁然开朗，诗中“入”字和“开”字，不仅实指了诗人的行动，也透露出心情的变化。接着，在“日气含残雨，云阴送晚雷”一联中，诗人又把笔触从平面的描写转向立体的空间：在那荷、菱盛开的水池上，雨后初晴，空中铺下明朗的阳光，照在残留的雨水上，蒸气冉冉升腾；到傍晚，天气渐渐转阴了，天边又传来隐隐的雷声。其中“日”、“雨”、“阴”几个字，暗示着天气变化很快。诗人来之前，刚下过雨（“含残雨”），而到达时天气才放晴，傍晚又转阴，并且传来隆隆的雷声，又要下雨了。这正是深山中特有的天气，诗人用天气变化之快，烘托山斋的既幽且深，既是实写，也有助于诗歌意境的表现。同时在“日”、“晚”二字中，也包含着时间的推移，暗示了诗人在山斋中逗留的时间。通过这一联的描写，充分渲染了山斋的幽静景色，地上风物和空中景象融为一体，在静谧中包含变化，在幽深中充满生机。诗人形象的描写，使山斋风光充满着感人的魅力，令人心驰神往。中间两联，似乎全是写景。其实，主人的酒盛情款待，席间杯觥交错的欢乐气氛，全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中。
“洛阳钟鼓至，车马系迟回”，与天边隆隆的雷声相应和，洛阳城里报暮的钟、鼓之声也清晰地传来，诗人该回程了，但车马仍然拴着，迟迟没有起程。诗到这里戛然而止，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余韵，在迟迟未回中，既包含着诗人对山斋风光的倾心爱慕、流连忘返，同时也表现出主人的深情厚谊。在这悠远的余韵中，诗歌产生了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这首《夏日过郑七山斋》，是杜审言五律中的成功之作。不仅在文字、结构、意境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在诗歌的声律上，对仗工稳，音韵协调，整体匀称，也表现出纯熟的技巧。
“举秀才，不知书。”凡举作秀才科的人，本应文才深秀、学富五车，但实际上却连字都不识，于是便产生了名与实强烈的对比，夸张又并不让人觉得虚诞。
“察孝廉，父别居。”孝、廉本来两科，后来合而为一，应是事亲孝顺、处事廉洁之人当选。这里复词偏义，重在讲“孝”。孝之最为基本的，就是奉养双亲。但这位被荐之人，竟是与父亲分居而住，就中国古代家庭观念来看，无疑是不孝之举了。
“寒素清白浊如泥”，寒素与清白，可能是性质相近的两个科目。汉代察举科目，只随皇帝高兴与需要而定，所以并不固定。《晋书·李重传》中讲到举寒素要符合“门寒身索，无世祚之资”的条件，选举制度汉晋相延，变化不应很大。范哗在《后汉书·扬雄传论》中说：“中兴以后，复增淳朴、……清白、敦厚之属。”可见二者都是选举科目。一般科目之名称与它所要求的品质应是相当的。故清白、寒素科出来的，应是出身清贫、为官清正之人，而实际上，劳动人民的评价则是“浊如泥”，可见他们是当不起那四个字的。
“高第良将怯如鸡。”汉代不仅文官由重臣推荐，武将也如此。《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诏举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七月，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大概武将之举，均要求“列将子孙”，正因此，此科目才取名“高第”吧。高第与文学对举，在此又与良将并举，可知与上面“寒素清白”一样，是两个相近科目。被荐之人，应“刚毅武猛，有谋谟（《顺帝纪》）”，然而实际上却胆小如鸡，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首民谣，用一两个典型的细节，通过形象的比喻与夸张，将一个个名不符实的推举现象并列起来，将封建时代选拔人材的虚伪、腐朽与可笑揭示得淋漓尽致，表现了劳动人民高超的战斗与讽刺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