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袒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议论风发的政治诗。全诗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议论中渗透着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在“我安适归”与“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
歌谣一、二句直陈登上首阳山的高处采薇充饥。这两句用赋体,字句平浅,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却包含有决不与周王朝合作这一态度鲜明的抉择。所说的是采薇这一件实事,也可看作是一纸“耻食周粟”的宣言。
三、四句以议论出之,说明不合作的原因。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义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却并不以此为非。以上四句是伯夷、叔齐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态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对新建立的周王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下转入全诗的另一个层次,写个人的历史性的悲剧。
神农、虞、夏时代都是历史上的圣明之世;说神农、虞、夏转瞬即逝,其用意在于反衬自己的生不逢时,由于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而充满了失落感。“我安适归矣”,故意用无疑而设问的语气,增强了感慨的份量,与《诗经·魏风·硕鼠》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写法正不谋而合。结尾两句是无可“适归”的延伸和发展。当伯夷、叔齐吟唱到此歌结尾时,虽已气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抢地地大声唱叹,但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声音很小甚至不甚连贯,仍然是会动情地顽强地唱出并长久地回响在首阳山的山涯水际的。
诗歌的首句表达了诗人因不能与友人相聚,一起赋诗饮酒,欣赏春色而深感遗憾。
“虽失春城醉上期,下帷裁遍未裁诗。”是说友人因病而错失与自己春日共游饮酒的约定,放下帷幕苦读讲学,未能写成新诗。流露出对友人因病而无法与自己一道游览春光的遗憾惋惜之情。
“因吟郢岸百亩蕙,欲采商崖三秀枝”,前句说自己在室内培养人才,但内心仍想去山崖上采摘三春秀丽的花枝。此句表达诗人因友人无法赴约而也闭门教书,但内心仍旧充满对春天美景的渴望之情,仍旧流露出对于无法饱览春光的遗憾之情。
诗歌第五句写自己如野鹤一般,不受约束,言外之意是自己现在没有在官场,也并不会期待投身官场。
诗歌第六句写诗人虽然吃着朴素的饭菜,但心安理得,非常惬意。言外之意是虽然贫穷,有才难现,即使生活朴素,但我内心宽阔,没有束缚。
诗歌第七句,诗人期待友人的眼疾能尽快好起来,言外之意是我很担心你,希望你一定要战胜病患。
诗歌第八句是说,只要能让皮日休的双目重新恢复健康,不怕将来没有花满枝的美好春景供我们一同游赏,体现出诗人对友人病情的关切与宽慰,希望友人疾病能尽快转的美好祝福,友人一定能恢复康健的信息,以及对将来携手共游的期待之情。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时空往往不是一种理念的逻辑的时空,而是一种情感化的时空,作者在心与物,情与景的交往过程中,因景生情后,大多还有一个为情置景,为情造境的过程,作者笔下景物多为经过变形、适于隐附情感的景物,其空间结构也大多带有模式化、象征化倾向。如狭小闺房,四隅庭院,多用以写心曲之封闭,内心之抑郁;而登高所见,平芜苍茫,则是一种迷惘而阔大的情感象征。若要抒发豪迈超逸,想落天外之意,一般则要借大海长川作背景,仙界梦境作导引。这首词也是采用了这种为情造境、借水生波之法,题目是太湖纵眺,其实写太湖冥想。笔下境界实中有虚,以虚为主。
“眼中何所有?三万顷,大湖宽。”太湖横跨江浙两省,号称三万六千顷,湖中有岛屿数十,为东南一大名胜。起句一问一答,写太湖之浩浩荡荡,语带惊叹。在描写手法上,略去藻绘,不用工笔,只推出“三万顷”之茫茫湖面, 任读者想象湖水苍茫,一片空洞之景。“纵蛟虎纵横,龙鱼出没,也把纶竿”。山深则有虎豹,大泽必生龙蛇,浩瀚太湖,幽壑潜蛟,但任它洪波浩荡,鬼怪出没,我自把定纶竿,垂钓海鳌。当然,此钓非为鲈鱼来,只为陶写性情耳。这几句写景由静而动,又以万顷太湖龙鱼出没为背景,推出一位钓者形象,大有坐钓洪流,虹吸太阳之气概。“龙威丈人何在,约空中同凭玉阑干”。龙威丈人为古代仙人,相传吴王阖闾游禹山,遇龙威丈人,入洞庭湖取《禹书》一卷付之。无边太湖,包孕吴越,登高纵目,八面来风,披襟而当之,浩浩乎如凭虚而御空,飘飘乎如羽化而登仙。恍惚中只觉得有仙人相招,同上玉京。神游归来,“薄醉正愁消渴,洞庭山桔都酸”。登高豪饮,酒后虽意兴飞扬,但酒醒之时,不免唇焦口燥,这时恰好有洞庭山桔留酸软齿,析酲解酒,喉舌生津,口吻之间快意累累,又得一小神仙境界。人生贵在适意,成仙者,亦不过快意于当前也,冬日负曝,夏卧北窗,皆仙家境界也。
词的上片风格豪爽,下片则一转,境界奇险而近于荒诞。“更残,黑雾杳漫漫,激电闪流丸”。夜已深,更已残,词人仍独立在太湖边,但此时太湖景色并非浩月千里浮光跃金,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而是黑雾弥漫,闪电激发,金蛇狂舞。这种奇险壮观的场景充满了一种宏大的气势,显示了一种崇高美的力量。康德列举崇高的实例时写道:“天边层层堆叠着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和雷鸣,……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荒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判断力批判》)作者置身在这么一种雄奇险恶的自然面前,感受到了宇宙的另一种实相,再次进入了一种“非想非非想”的境界。“有上界神仙,乘风来往,问我平安”。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笔下的形体巨大奇险莫测的自然客体形象并不是一种与主体分享的庞然可怖的对立物,而是诗人心灵追求的赋形,在这充满奇情险境的太湖面前,诗人表现的不是恐惧与卑伏,而是感受到了一种自由旷放的解放,词人在幻觉中见到上界仙人,乘风御气,泠然而行,是多么地自在自得。而且云中诸君并不是金刚怒目式的可怕形象,而是飘飘而下,亲切慰问,富有浓郁的人情味。在这种幻景的背后,表现了诗人渴求轻举逸飞,与雄奇大自然合为一体的超迈意识。“思量要栽黄竹,只平铺海水几时干?”“黄竹”代指仙家福地,语出《穆天子传》。因歆慕仙家之自在生活,词人突发奇想,思量要遍栽黄竹,即刻造成一片人间仙境。但三万六千顷茫茫湖面,平铺到天边,没有一口能吸尽西江水的本领。又怎能片刻之间化沧海湖泊为桑田竹地呢?人生总是“有待”啊,但能得片刻逍遥也就是人生乐事了。至此,兴尽而归:“归路欲寻铁瓮,望中陡落银盘。”铁瓮指镇江子城,相传三国吴大帝孙权建此城时,内外皆甃以甓,坚固如金,故曰铁瓮城。词人夜半归去,只见乌云消尽,一盘银轮似的明月悄悄落到了水底,又是一个光风霁月,静影沉璧的美妙太湖,犹如诗人经历了感情上的巨大起伏后,又回归到一种平静之中。
这首词驰骋想象,杂糅仙境,形象迭出,频繁转换,充满了神奇恍惚,光怪陆离的趣现实描写,造成了一种剧烈的令人惊叹的审美效果。作者所描写的仙境以虚为主,为了抒发豪迈超逸的情致而改造了实有景象,塑造了一个神秘险怪的太湖形象。
辛弃疾的这首词由登楼而有感,登高远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作者胸怀天下,仍不能忘怀的是还在沦陷的中原大地,但作者同样对失地的收复充满希望。
上片描写奠枕楼的宏伟气势以及登高远眺的所见所感,“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拥出浮。”五句以来往行人的口吻来描述高楼的气势,一是奠枕楼建设速度之快,如同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二是奠枕楼高耸入出,气势非凡。“征埃成阵”,“今年太平万里”是人民安乐的根本条件,点出了行客如出,市场繁茂,以前的饥荒凄凉的景象,已经绝迹。接下来写的是登上楼以后的感受。首先,作者感到欣喜,因为金兵没有来侵扰,老百姓今年获得了一个安定丰收的好年景。作者的思路沿着滁州这一个地区扩展到全国,步步深入,一环扣一环,最后把矛头直接刺向南宋当朝:“东南佳所,西北神州。”弓刀陌上,车马如流是作者把思路从广阔的视野又收回到奠枕楼周围的实景中去。在楼上远眺,一是寄希望于南宋朝廷,二是面对中原感到痛心不已,东南虽然可以苟安一时,但是不可以忘记了北伐中原的大业。
下片头三句“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是由古人联想到自己。当年李德裕在滁州修建了怀嵩楼,最后终于回到故乡嵩山。但是作者自己处于这个南北分裂的时代,祖国不能统一,故土难回,肯定会让李德裕笑话自己。这里已经道出了词人心中的悲痛,但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繁荣景象,作者又有了信心。辛弃疾初到滁州,见到的人民是:“方苦于饥,商旅不行,市场翔贵,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风作,惴惴然不自安”。(见《铅刀编·滁州奠枕楼记》)而现在完全换了另一种景象,这是他初现身手的政绩,也是他的骄傲。“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作者无法抑制自己喜悦的心情,感到自己即将有所作为,一定能够让滁州百姓的生活像黄帝梦中华胥国那样宁静和平。
这首词豪放雄伟,起伏跌宕,层次分明,步步深入,是辛弃疾南渡后,在抗金前哨的一首重要的词作。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