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八句描绘了诗人春风得意时的生活景象。开头两句写诗人醉眠花柳,与当朝权贵们开怀畅饮。显示出诗人当时的生活之奢华。后面四句则表现出诗人当时的心态。那时候,诗人风华正茂,豪气干云。手握金鞭,走马章台,流连琼筵,出入宫掖,睥睨权豪。花红酒绿时纵情喝酒,歌舞声中尽情享受。随后两句凸显出皇帝对诗人的宠信,诗人能够在宫殿中为皇帝呈献风章,在酒席上流连忘返。表现出诗人在朝廷上的地位之高。
中间两句是转折句,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诗人原本以为这种同赴侯门、走马章台、献赋金宫、醉卧酒筵的得意生活会永远持续下去,谁知好景不长,平地风雷,安史之乱爆发了。“函谷忽惊胡马来”,即指安史叛军攻陷潼关,占领东西两京。一个“忽”字表现出这次战乱的出乎意料,忽然之间,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乱了,诗人再也无法过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最后四句是对诗人战乱爆发后的生活的描述。敌人已经占领函谷关了,许多昔日同僚因兵兴之际,被朝廷越次擢用,好像桃花李花在阳光下盛开。此句或为诗人对当朝统治者的谴责,诗人眼见国家罹难,生民涂炭,欲为国效力而不可得,故而生发哀怨之情。最终诗人独自远谪夜郎,漂泊天涯。只能期待能够等到朝廷大赦天下的时候,使诗人能够有机会重新回归朝廷,为国家尽一份力。最后两句含蓄的表达了诗人希望辛判官能够施以援手,使诗人能够早日回归的心情。
此诗回忆昔日在长安的得意生活,对长流夜郎充满哀怨之情,通过今昔对比,写出他此时此刻企盼赦还的心情。诗中今昔处境的强烈对比,自然有博取辛判官同情之心,也暗含有期待援引之意。由于李白此诗直露肺腑,对当年得意生活颇有炫耀之意,不无庸俗之态,所以历来不少读者认为它非李白所作,即使肯定其豪迈气象,也显得极为勉强。不过穷苦潦倒之时,落魄失意之后,人们都不免会对当年春风得意的生活充满眷念,尤其在一个陷入困境、进人晚年依靠回忆来支撑自己的的诗人身上,这种眷念更会牢牢地占据他的心灵。
诗中使读者看到了诗人凡俗的一面,对失去繁华与功名的痛苦。只是诗人凡俗的这一面并没有主导诗人的精神生活。在更多的痛苦与不称意中,诗人是将自己的精神放飞在大自然中,放飞在睥睨一切的狂放与飘逸中。
这首词的上片写自己一方相思惆怅,孤独无眠。下片突发奇想,一下转到了描绘对方相思的情景,说她也整日里相思而致眉头频皱。如此跳跃之笔,不惟灵动,且更显思致深厚。全词情致含婉,流美动人。
上阙写词人相思惆怅,孤衾难眠。不知道这一晚纳兰又是如何在他那百转千嘲的惆怅中度过的,好不容易睡下,却辗转难眠。几经反复,算了。披衣坐起,却只剩下一声“才睡”的叹息。想来,纳兰最开始应该强迫自己睡下的,只是“愁压衾花碎”,梦难成,愁却小见少,睡也多愁,不睡也罢。前人对于“愁”的描述,有说流不尽的李后主《浪淘沙》: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亦有说载不动的李清照《武陵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而此处纳兰说愁,却只是唯美,让人觉得安静而小心翼翼,一如词人的多情与体贴。“细数更筹,眼看银虫坠”,长夜漫漫,此刻的纳兰却只是坐在时间的边上,看着银烛渐消,烛泪点点,缓缓流下、汇聚、变凉。欧阳澈在《小重山》里说“无眠久,通夕数更筹”,纳兰到底数了多久,或许是一夜。那这样的“一夜”又发生了多少次,无从知晓,只是远远地看着他的影子,让人觉得怜惜而心疼。
下阙笔锋一跃,突发奇想地揣测起恋人此时的情景。他想象此时的伊人也正因幻梦难凭,情郎音讯不明,整日里相思而眉头频皱。烛光恍惚,最有梦幻的感觉,此时相逢却犹恐是梦。多情人,睡梦难凭,那就醒着梦义何妨,纳兰这时大概也在模拟相见的情景吧。 “讯难真”,可知纳兰一定是向太多的人问询了“伊”的消息,然而各人各话、消息缤纷混杂,以致真假难辨了,却可怜了纳兰的一片痴心。最后一句“只是赚伊终日两眉颦”最见纳兰体贴,不禁让人联想到《红楼梦》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龄官划蔷痴及局外”中宝玉只顾着提醒龄官躲雨,而全忘了自己也在雨中的事。痴情者总爱忘了自己,纳兰也如是。
上下阕一为实情,一为虚设之景,但对恋人的相思痴恋之情游走于字里行间,一以贯之。整首词灵动跳跃,使得意境全出,雅致玄妙。
归诗词中常将春和雨以及花和雨联系起来。不过由于时间与气候的变化,有的风雨是送春归,有的风雨则是催春来。而李好古的这首词说:“花过雨,又是一番红素”。大概是属于催春来。“燕子归来愁不语”一句,承上启下,春来燕归,春色依旧,而归来的燕子为什么却闷闷无语呢?自然引出下文——“旧巢无觅处”。“旧巢无觅处”的原因,作者没有直说,犹露犹藏发人深思。这首词有的本调名下有题——《怀故居》,因而有人说,燕子旧巢,比喻自己故居,春来到来了,人无归处,表现了一种无处可归的飘泊之感。其中还寓有家国之感,所以把它理解为那个特定社会现象的典型概括,则更为合适。上片结句,就字面看补足了上文,完成了对“燕子”的描写,就其喻意而言,则引向社会现实,这就为下片预作好了铺奠。
国家山河支离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归这样艰难的时局里,“谁归玉关劳苦?谁归玉楼歌舞?”这句话深刻尖锐,咄咄逼人,“玉关(玉门关,这里泛指边塞)劳苦”者,指的是那些守边的士卒。而归玉楼上取乐的,却是那班不思抗敌、不恤士卒的将领,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大批“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于西湖畔上的、南宋朝廷里的显官达贵。一苦一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读者从对比中,感受到振憾人心的艺术力量!下文词人没有顺着这个调子再把弦儿绷紧,也没有用一般乏味的文字,敷衍成篇,而是别开生面,用假设和推想,从容作结:“若使胡尘吹得去,东风侯万户。”东风“吹去”胡尘“,已是一奇;再进一步,还要封”东风“为万户侯,更是奇特非凡,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最妙则于不经意之中,用这种丰趣活泼的文字,翻空出奇,涉笔成趣。同时,它又归诙谐之中包含着某种庄重,其中隐含了一个重大的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即朝中无人抗金,而百姓则渴望统一。归天真之处展现真情,风趣之中包含着冷峻。
春日,多有“东风”,“旧巢无觅”,才有“东风”吹去“胡尘”盼想,前后照应,此外,词人兼用明快、严肃、含蓄、幽默的多种手法,浑然成篇,自成一格,更是它的独特之处。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