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这组诗紧紧扣住春意茁然发生之意，写得气象勃勃。这里没有凛冽的寒风，没有萧飒的情调，有的只是隐约潜行的春天的倩影。体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美好生机的敏感心理，饶有唐韵，清新流丽，情韵悠扬。
“闰后阳和腊里回”，是说闰十一月过后，阳和之气便在腊月里提前降临到人间。闰月是古人调整节令农时的手段，闰十一月之后，腊月事实上就是正月。那濛濛的细雨无声地飘洒着，远处的楼台显得缥缈而又恬静。这哪里像是寒冬腊月，分明是春雨。在雨的梳洗滋润中，柳条榆荚都隐隐地透出绿意。“弄颜色”的“弄”字，把榆柳都人格化了。如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把无意识之物写得绰有情致。而且这个“弄”字，有若有若无、闪烁不定的意味。用于生意初萌的柳条榆荚，准确而生动。诗人想到，榆柳都要绿了，雨过天晴之后，暗怕燕子也要飞来了吧。“便暗”二字，是揣测语气，犹“相将见”之意，透露了诗人急切盼望的心理。
其二
诗人凭借着敏锐的感觉，意识到冰雪即将化去，万物就要萌生，表现出一种无比愉悦的迎春心情。
“亭台经雨压尘沙”，描写景物，清新而又明丽。七字四物，亭、台、雨、沙，各得其所。诗人通过一个“压”字，巧妙地把这四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仅写出了雨后亭台清洁明净，而且还使人想起平时尘沙飞扬的情景，也透露出诗人雨后的喜悦心情。“春近登临意气佳”，抒发情怀，字里行间一派喜气。在春天将要到来的时候，在雨后放晴的天气里，诗人来到亭台游览，兴致是多么高，心情是何等愉快。“春近”，点明季节，回扣诗题。“登临”与上句的“亭台”相呼应。经过如此细致安排，最后的“意气佳”则直抒胸臆，把诗人登临赏景的喜悦心情表露无遗，十分自然。
后两句写诗人更加喜爱残冬的雪景。“更喜轻寒勒成雪”，承上启下，情景相生，用词颇见凝炼。“更喜”，既是诗意的转折，也是承上面的“意气佳”而来，进一步抒写喜悦的情怀，意脉贯通。由于诗人看到的是一年之末的雪景，甚觉难得，所以他别具匠心下一“勒”字，意在告诉人们这雪是轻寒有意逼“勒”下来的，这种视无情为有情的写法，既为下文作了衬笔，又表现了诗人的惊喜心情。“未春先放一城花”，以雪比花，写冷景却给人以暖和之感，通过生动的比喻、巧妙的联想，把人们带进了春天的世界。以花喻雪，这是诗人们常用的手法，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韩愈的“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便是实例。不过黄庭坚这句则有自己的特点，它以小见大，化静为动，比喻中含有想象，不仅写出了雪景的美丽，也写出了迎春的喜悦。
全诗把景和情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诗人“意气佳”也好，“更喜”也好，都是从景中引发出来的；写雨后的亭台也好，写城中的雪景也好，都充满了诗人的喜悦心情。情从景中来，景中也含情。但是，诗人不是静止地写景写情，而是随着自然景色的变换使感情色彩也不断加深，这些都加强了诗歌的抒情气氛。
其三
“小雪晴沙不作泥，疏帘红日弄朝晖”，雪后更有佳处，地上不泥泞，潮湿润地，无沙无尘。初日的光辉照射过来，薄薄的竹帘晃动着，光影闪烁，仿佛竹帘在和朝晖嬉戏。又是一个“弄”字，同样流露了诗人欣喜欢悦的情绪。“年华已伴梅梢晚，春色先从草际归”，年光将尽，枝头的梅花也已经调谢了。然而不要紧，因为春色已经从小草的芽尖上，悄悄地归来了。
其四
“梅英欲尽香无赖”，梅花快要谢尽，清香却还在空气中氤氲荡漾。“香无赖”三字，大有情致。以“无赖”写“香”，并非亵渎，更不是“狂奴”的恶作剧。花谢而香存，似反常，“无赖”有“无端”之意。更重要的是，梅花的清香仿佛含情脉脉，不忍离去。所谓“无赖”，正见其有情。这种细腻而微妙的情趣，非“无赖”二字不足以仿佛。梅香还未散去，草色又已绿，尽管绿色还未均匀遍布，但那是不愁的。“苦竹空将岁寒节”，是说苦竹经冬不凋，颇有岁寒之节。然而春天一到，大地皆绿，苦竹的特立，也就显示不出孤高了。
这四首诗初看若散缓，其实亦有章法。诗人是将修辞中的顶针或连环句式放大，前后相连，结成一体。第一首写雨，第二首写雪，第三首写梅，第四首写柳。后面三首，每一首的第一句，都点出前一首诗中的景物，以相连缀，形成了组诗的线型结构。这四首绝句风格恬淡清新，色彩、字面、景物、情绪都是淡淡的，仿佛读散文诗，又仿佛是四帧水墨小景。雨是“小雨”，雪是“小雪”，又是“濛濛”“轻寒”“疏帘”“绿未匀”，笔调空灵而协调。两个“弄”字，一个“无赖”，更使得组诗平添了几分活泼气象。这种闲适冲和的风格，和黄庭坚后日的老气横秋大不一样，却很接近程颐和朱熹这些道学家的风格，这倒是很耐人寻味的。
此诗开端“蝃蝀在东，莫之敢指”是起兴，写彩虹出现在东方。古人因缺乏自然知识，以为虹的产生是由于阴阳不和，婚姻错乱，因而将它视作淫邪之气，如刘熙云：“淫风流行，男美于女，女美于男，互相奔随之时，则此气盛。”（《释名》）彩虹在东边出现，自然是一件令人忌讳的事，所以大家都“莫之敢指”。接下去引出正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单这两句似乎看不出诗人的褒贬之意，然联系前面的起兴，诗人无疑是将淫邪的美人虹来象征这个出嫁的女子。所以前两句虽是兴，但兴中兼比，比兴合一，诗的讽意在不言中也就显露了出来。“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二句亦见于《诗经》的《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很可能是当时陈语，因而多引用之。
次章是首章的复叠。隮，亦指虹。所以“朝隮于西”接下便有“崇朝其雨”之句。说了暮虹，又说朝虹，这样反反复复，诗人就是旨在强调这个出嫁女子婚姻的错乱。
第三章点明题目。“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意思就是说：“像这样的女人啊，破坏婚姻礼仪啊。”如此刻薄斥骂的语气，表明了诗人对私奔行为的愤愤不平。这种愤愤不平基于两点，一是“大无信也”，即私奔者只知思男女之欲，而不能自守贞信之节；二是“不知命也”，即私奔者背人道、逆天理，不知婚姻当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全诗结构看，前两章是蓄势，此章为跌出。第一、第二章的横断不即下，欲说又不直说，为此章蓄足了力量，故一经跌出，语意自然强烈。此章四句末尾语助词“也”字的连用，也进一步烘托出诗人对破坏婚姻制度的私奔行为的痛心疾首。
按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不从母命的私奔女子，其实正是一个反抗礼教制度、争取婚姻自由的勇敢女性。封建社会对婚丧喜庆有着极其严格的礼仪规定，如婚事就得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事人无权自主择偶。《齐风·南山》中的“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就反映了当时周代社会的婚姻规范。或许此诗的女主人公就是《鄘风·柏舟》中那个大声疾呼“之死矢靡它”的少女，在得不到父母体谅的情况下，为追求爱情的幸福，义无反顾地私奔到意中人那里自主结合。这种大胆的私奔行为无疑为封建礼教所不容，所以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便将她视作淫妇而进行严厉地斥责。从诗中两引当时陈语“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来看，她的这种愤怒的抗争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同情，诗中所谓的“莫之敢指”，实际正是千夫所指。“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她尽管走出了这反抗的一步，但其悲惨的结局是不难想像的。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