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猎的词,元好问之前已有许多,而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开其先声。由于出猎场面豪阔,气势雄壮,反映到词中,作品易以威武取胜。而元好问此词,更高出寻常威武一筹,在人事的见解上卓有特色,深沉高远。
“少年射虎”两句,劈头先用两个典故,反衬出猎主人的威猛。西汉李将军李广,曾经见草中石而以为虎,拉箭猛射,箭头深没石中。但李广射石,恐非少年时事,此处写法,主要是衬托年二十就以善战闻名的商帅完颜国器。“赤羽千夫膳”全用杜甫《故武卫将军挽词》之二中的一句,原是称颂将帅的立功塞外之事,此处亦说商帅把这视若等闲,可见商帅更比前人高出一头。
“金铃锦领,平原千骑,星流电转。路断飞潜,雾随腾沸,长围高卷。”这几句全写围猎场面。骏马金铃悬头,锦绣围脖,在平原民奔腾驰骋,如星流电转,而千骑齐奔,更见其气势雄大。高超的射猎技艺,使天上飞禽和水里游鱼的路全断了,乖乖地来到人们的囊中;白雾紧随着飞腾的马蹄,蔚为壮观;射猎队伍形成了合围的阵势,准备一网打尽入了围的野物。几句词,声调短促,吻合了射猎车骑风驰电掣的情势。“看川空欲静,旌旗动色,得意似,平生战。”围猎场面壮观,气势雄大,固然可观。然而,仅仅停留于此,则仍是雕虫之技,不足与言大者。这里,作者的笔触轻轻一点:“得意似,平生战”,既写出了商帅的善战,又用“得意”二字,写出了商帅视战争为“等闲”的军人气概。那喧闹车骑的背景,是川空谷阔的静谧,而五色旌旗飘摇飞动,变幻着高深莫测的图景,就像平生常常得胜的战役。
词的上片直写围猎,喧闹非常,都是眼前之景。词的下片切换到围猎回归军营的场景。“城月迢迢鼓角,夜如何?”这两句勾勒出寂寥空旷的夜景:古城上空,悬着一钩残月,鼓角声隐隐从远方传来,清静中富有动感。而“军中高宴”一句,归结了白日围猎满载而归的喜悦之情,也同时衬托了将帅的豪气。“江淮草木,中原狐兔,先声自远。”这里,作者的笔彻底从围猎荡开去了,他用“草木皆兵”之典,把中原大地上的敌军比作“狐兔”,形象描绘了商帅逼人的军威,而这些敌军,听到商帅兵马的声音以前,便已颓然远遁。如此煊赫的军威,用对面状况来表现,更显得气势宏大。“盖世韩彭,可能只办,寻常鹰犬。”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曾在击败项羽的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彭越也曾参与致项羽于死地的垓下决战。这两员战将的战功,千古之下,未敢轻视。而作者则主,他们两人,不过只做到平常的鹰犬罢了。言外之意是,商帅决非此种人物。因此,由上文逼出最后两句:“问元戎早晚,鸣鞭径去,解天山箭。”唐代大将薛仁贵战胜九姓突厥于天山,此指商帅的才略志向,当效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一举扫清边患,这才是将帅本色。
全词气势峥嵘,场面豪阔,情境雄沉,不愧为名家手笔。
《哀郢》结构上最为独特者,是用了倒叙法,先从九年前秦军进攻楚国之时自己被放逐,随流亡百姓一起东行的情况写起,到后面才抒写作诗当时的心情。这就使诗人被放以来铭心难忘的那一幅幅悲惨画面,一幕幕夺人心魄、摧人肝肺的情景,得到突出的表现。
《史记·屈原列传》载,楚顷襄王立,令尹子兰谗害屈原,屈原被放江南之野(郢都附近长江以南之地)。《楚世家》又载顷襄王元年“秦大破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秦军沿汉水而下,则郢都震动。屈原的被放,也就在此时。
此诗不计乱辞,可分为五层,每层三节。前三层为回忆,第四层抒发作诗当时的心情,第五层为对造成国家、个人悲剧之原因的思考。乱辞在情志、结构两方面总括全诗,为第六层。
诗的开头,诗人仰天而问,可谓石破天惊。此下即绘出一幅巨大的哀鸿图。“仲春”点出正当春荒时节,“东迁”说明流徙方向,“江夏”指明地域所在。人流、汉水,兼道而涌,涛声哭声,上干云霄。所以诗中说诗人走出郢都城门之时腹内如绞。他上船之后仍不忍离去,举起了船桨任船飘荡着:他要多看一眼郢都!他伤心再没有机会见到国君了。“甲之鼌(朝)”是诗人起行的具体日期和时辰,九年来从未忘记过这一天,故特意标出。第一层总写九年前当郢都危亡之时自己被放时情景。
诗作第二层,为“望长楸而太息兮”以下三节,写船开后仍一直心系故都,不知所从。“长楸”意味着郢为故都。想起郢都这个楚人几百年的都城将毁于一旦,忍不住老泪横流。李贺说:“焉洋洋而为客,一语倍觉黯然!”因为它比一般的“断肠人在天涯”更多一层思君、爱国、忧民的哀痛。诗中从“西浮”以下写进入洞庭湖后情形,故说“顺风波”(而非顺江流),说“阳侯之氾滥”,说“翱翔”,等等。
“将运舟而下浮兮”以下三节为第三层,写继续东行时心情。“运舟”指驾船、调转船头。“上洞庭”言由洞庭湖北行,“下江”言顺流而下。去之愈远,而思之愈切。诗人之去,可谓一桨九回头,读之真堪摧人泪下。
“当陵阳之焉至兮”以下三节为第四层,写诗人作此诗当时的思想情绪。在这一层中才指出以上三层所写,皆是回忆;这些事在诗人头脑中九年以来,魂牵梦萦,从未忘却。“当陵阳之焉至兮”二句为转折部分,承上而启下。此陵阳在江西省西部庐水上游,宜春以南。《汉书·地理志》说:“庐江出陵阳东南”,即此。其地与湖湘之地只隔着罗霄山脉。大约诗人以为待事态平息,可以由陆路直达湖湘一带(俱为楚人所谓“江南之野”),故暂居于此。
诗作第五层,即“外承欢之汋约兮”以下三节,承接第四层的正面抒情,进而揭出造成国家危难之根源。朝廷那些奸佞之徒善于逢迎奉承,不仅因为他们无能,还因为他们无忧国忧民之心,只知为了一己的利益而诬陷正直之士,所以在治国安民方面实在难以倚靠。但关键还在于当政者喜好怎么样的人。“憎愠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便是屈原对顷襄王的评价。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作品表现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诗的前三层为回忆,其抒情主要通过记叙来表现;第四、五层是直接抒情。乱辞总承此两部分,写诗人虽日夜思念郢都,却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国的痛苦和悲伤。“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语重意深,极为感人。全诗章法谨严,浑然一体。
诗作结构上表现了很大的独创性:一,开头并未交待是回忆,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留下深刻的印象。二,四句为一节,三节为一层意思,很整齐。语言上的特点是骈句多,如“去故乡而就远,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背夏浦而西思,哀故都之日远”等,既富有对偶美,也有助于加强感情力度。在风格上,徐焕龙《楚辞洗髓》谓之“于《九章》中最为凄惋,读之实一字一泪也”,诚然。
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
这首词写少妇的哀怨。
上片首二句对举成文,境界凄冷,是女主人公周遭的环境,与后面所表现的她内心的凄寂和谐地统一起来。“玉郎”三句,为女主人公的想象之辞,用“玉郎”在外纵情,反衬自己的孤独。
下片二句是上片感情的直接抒发,“春朝秋夜”,喻时日之长。哀怨之深。“少年”二句,痴情反问,曲尽怨恨,而怨愈重,情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