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虽以“梦”为题,却不同于一般的纪梦诗。以“梦回”衬托幻境旋灭,极言异乡漂泊之苦。
“梦回荒馆月笼秋”,交代了时间是秋夜,地点是异乡之客舍,梦醒后的环境是一轮清冷的秋月笼罩着荒凉的客舍,极言异乡漂泊的孤寂和凄苦。此时四野寂静,唯有两种声音传入耳中,引起诗人诸多感慨。
“何处砧声唤客愁”,远处传来阵阵的捣衣声,牵动着游子的思绪。俗语云:“寒士悲秋”。作为亡国遗民和他乡游子,国破家亡,已是愁肠九结,又值秋夜,更添愁绪,恰在此时又听到这捣衣声,更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诗人愁绪倍增。此“愁”也就不只是一般的秋思和乡愁,而是更蕴涵着家国沦亡的沧桑之感。
“深夜无风莲叶响,水寒更有未眠鸥。”这是诗人梦醒后听到的第二种声音。这两句诗自身是一种因果关系,“深夜无风”而“莲叶响”的原因,是因为有“未眠鸥”在枯荷中辗转。从字面上看,这二句是写景,而实则是诗人以“未眠鸥”自喻,写自己的愁肠百结,辗转反侧。鸥鸟在秋夜寒水中不能安然入眠,正是自己在冷寂的馆舍难以入睡。不言而喻,诗人在“未眠鸥”身上寄托了难于明言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这两句诗全都是描写景物的语言,但字里行间渗透出的是作者的感情。景中有情,情寓景中。
小令题为“怨风情”,很明显是描写一位闺中女子对爱情的埋怨和绝望,其中交杂着忧愁、猜忌、悲伤、怨恨等多种复杂情愫。在这支小令中,乔吉运用了一系列的双关和比喻的手法来衬托主人公心中对爱情的失望。这首小令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女子失恋后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心世界,其中纠结着相思忧愁、困惑疑猜、怨愤绝望等复杂的情感,令人倍感伤情。
当往事渐渐成为往事,熟悉的渐渐变得不那么熟悉,回忆却像一条蛇还停留在曾经的故事里,女主人公虽然不能忘情,但她面对现实,必须努力走出失恋的阴影,从而减轻因失恋带来的梦魇式的痛苦、相思的煎熬和忧愁的折磨。因此,小令起首用一鼎足对将这种复杂的心境展露无遗。这里的“眼中花”并非真花,而是自己的心上人,“怎得”表明白己与意中人的爱情山穷水尽,很难结合在一起。为此,她忧心忡忡,双眉紧蹙,仿佛被一把锁紧紧困住。她不能就此自怨自艾终其一生,必须找到打开眉上锁(亦即心锁)的那把钥匙。“描笔儿勾销了伤春事”,可见,描几笔字画无疑是她情感释放的最佳方式,于是,她在抑郁之中,提笔写下断肠诗,她希望那些失恋的相思、怨愤和痛苦能找到一个隐秘的突破口发泄出来,那些青春爱情的烦恼、令人感伤的琐碎情节和心灵的痛苦能就此一笔勾销。可是,蓬山已远,锦书难托,纵然写好情书又不知寄往何处。
“闷葫芦铰断线儿”,心上人没有说什么,就无缘无故中断了联系。她在心里反复掂量这件事,种种可能的原因被一一提起,又一一被否决,最终,像闷葫芦一样,她找不到发生变故的原因所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锦鸳鸯别对了个雄雌”,困惑之余,她猜测心上人很可能是看上了别的女子,另觅新欢了。
最后三句,写出了她的怨恨和绝望。她没料到,自己的心上人和其他轻浮薄幸的男子一样,不把感情当回事,像野蜂一样,到处寻花问柳,踪迹难寻。这个痴情的女子在刹那间彻悟了男人的劣根性,恨自己为什么那么痴傻,何苦要为这样滥情不专的臭男人坚守贞操,白白地害相思。她的心底升腾起一种愤激的情感,她要自己坚强起来,要像蚕蛹一般停止吐丝,把曾经的心上人从心里摈弃,从而决绝地告别过去,活出一个真正的自己。最后三句看起来具有“俚曲”特点,从正、反、侧三个方面,又多用衬字,描写出了自己的失意。
这首小令大量采用俗语口语人曲,摈除典故和藻采,一以本色出之,使这位女子声口毕肖,生动传神,尤能展现元代散曲质朴通俗的特点。曲中每句皆用比喻,形象得体,语言活泼俏皮,清爽洒脱,风格迥别于赋体小令和清丽之曲,值得品味。
《莺莺传》中有莺莺复张生信,文词并茂,早已脍炙人口,却将元稹先赠莺莺之诗略而未录。文中只略称:“明年文战不胜,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而此诗被大多学者视为《莺莺传》之张本。
首句“半欲天明半未明”,写两情如胶似漆,不料却又天将拂晓,幽期密约恨短;次句“醉闻花气睡闻莺”,写醉梦温柔乡,花气馥郁,莺啼娇啭,缠绵悱恻难舍。“醉闻”句互文连属,犹言醉而卧,闻到花香,听见莺啼,妙语双关。
第三句“𤞇儿撼起钟声动”,写的是黄色小犬撼动寺钟,划破寂静的夜空;结句“二十年前晓寺情的“寺”,正是《莺莺传》中所谓:“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馀里,有僧舍曰‘普救寺’。”为张生寓居所在。“晓寺情”正是诗的前三句所叙的情与事。同时也合于《莺莺传》叙张生、崔莺莺合欢之词,即“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及明,睹妆在肩,香在衣。”二十年前山寺如约幽期那销魂的春日拂晓,令人难忘。此结尾含蕴深长。
陈寅恪先生说,明乎此,则知《春晓》所写一段难忘的恋情,实即诗人元稹与双文(即莺莺)缱绻之情。说这首诗是《莺莺传》之张本,实不过分。结句“晓寺情”又照应题目,渲染题旨,含蓄深蕴,耐人寻味。无论是内容与形式、体裁与风格,都达到了和谐与统一。
这首诗以月亮为意象,以“对月”为题,自己即将离开蜀地的时候,故人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只有月亮是不懈的伴侣,表明了诗人孤独的处境和凄凉的心境。
这首诗的前四句是说作者即将离开蜀地的时候,故人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只有月亮还一直陪伴在身边。起言“百壶”载酒,以示在凌云山设酒送行的人很多,但“谁似”二字轻轻一拨,就在故人的陪衬下突出了峨媚山月同作者的联系。这是《舟中对月》一诗最成功的艺术手法之一:从此“月”便成了故人,下边的抒写全在“月”、“我”之间进行。
中间四句主要写月。峨媚的月亮到了渝州,尚且频频“窥船”,可见月有情;即将到达渝州,凌云之酒方才“初醒”,在浓醉的背后读者也许看得出“不忍别”时作者借酒浇愁的初衷,是人有意。更妙的是人初醒时看见的只有月光的“凄冷”,这里“月色恼人眠不得”竞成了“月挂凄冷眠不成”了。诗中说“江空”、“人静”,因此“钓丝”当指竹,“葛巾影”当是作者自己的影子。“江空”两句不用“月”字,但竹形袅袅,人影翩翩,分明是一片空明的月光,状物至此,可谓神笔。对月只见“葛巾影”,不但再写孤独,而且以“起舞弄清影”启下句中的“哦诗”。
最后四句诗终于由孤寂进入飘逸,在清寒中寄寓作者对自我解脱的追求。诗至此,人由醉中别友到江船初醒,再到哦诗不睡;月则由峨媚山巅到时窥船窗,再到清光满船,最后月光入骨、月人一体,把“舟中对月”这一题目发挥到淋漓痛快的地步。
结尾两句,“更漏不到”直承“我欲仙”,同时又用无更漏暗台唯有月满船的意思——这里明写更漏,暗写月光,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虚无的是更漏,实际存在的倒是月光。“沙禽背船”继续写“月满船”,因为只有月光明亮,离去的沙禽才清晰可见;不过,诗句又以沙禽背船而去照应诗人遗世欲仙:这两句字字不离“月”和“我”,却又能字字不涉“月”和“我”,象这样的诗句,其可谓炉火纯青,余音满万壑。本篇截中有纵,是善于收束的神品。
方东树的《昭昧詹言》说它是李白、苏轼合作,大约首先是因为起句用东坡《送张嘉州》诗中“颇愿身为汉嘉守,裁酒时作凌云游”,第四句、第六句用太白《峨媚山月歌》:“峨媚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第八句又用太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更重要的却是此诗清隽奔放,飘逸欲仙,酷似太白;轻灵流丽,如行云流水,又颇类东坡。然而也应该看到,陆游是一位个性十分鲜明的诗人,他向一切入学习长处,同时又主张:“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蹦敷、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你。”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他以超迈的笔力熔太白、坡公于一炉,自铸雄浑奔放、明朗流畅的风格,因而使这首诗既如李白、苏轼合作,又为陆游所独有。
这首诗描绘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写昭君的风度、情态之美,以及这种美的感染力,并从中宣泄她内心悲苦之情,同时还揭示出她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
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
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