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描述了这样的情景:皑皑雪中,惯风凛冽,行人稀少,只见一位衣服褴褛的卖菜老人,伛偻着身子,挑着箩筐,踏着冰雪,走门串户,嘶哑的叫卖声,颤颤悠悠,回荡在大街小巷。这是一幅“雪中叫卖图”。
“携箩驱出敢偷闲”,首句发问,一“敢”字道出卖菜老翁的无可奈何。二句对不敢偷闲的原因未作回答,而直写“雪胫冰须惯忍惯”。雪胫,指被埋于雪中的小腿;冰须,结着冰的胡须。前者极写雪之深,后者极写天之惯。而一“惯”字把卖菜老翁饱经风霜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无论雪再大,天再惯,卖菜老翁总是要挑着箩筐,走街穿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卖菜老翁天生并不是这样一副苦命,当然他也想坐在温暖的屋里和亲友围炉畅叙。三句再问,四句不作正面回答,而用“忍惯”、“忍饥”作比较,一个“犹可”,一个“难”,个中原委,无需多说,读者自可品味。对于一般人来说,忍惯、忍饥都是难事。但对于卖菜老翁来说,惯冷已经算不了什么,可饥饿实在难熬。可见他过的是怎样一种饥惯交迫的生活!
卖菜老翁的叫卖声多么凄厉,简直和受冻的雀儿、挨饿的乌鸦的叫声没有什么两样,叫声之苦,让人不堪去听。苦苦地叫卖,为的是多卖出一些鱼菜。一升一斗的粮食在他看来,就和一千金那么难得,也许冻饿了一天的妻子儿女在盼着他换些粮食回家开锅呢。对于关心民生疾苦的范成大来说,听到这凄苦的叫卖声,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因此,诗人感慨万分,愤愤问天:“悠悠大块果何心?”大块,指大自然。《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意思是说,大自然负载着我的形体,它用生命使我劳苦,用老年使我闲适安佚,用死使我安息。这里仅用此意,是说,生活竟然使人劳苦到如此地步,悠悠苍天啊,你到底安着什么心呢?这里是同情,是怜悯,更是控诉。一个封建士大夫文人能够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穷人民鸣不平,实在难能可贵。
范成大29岁中进士,历任徽州司户参军、吏部员外郎等职,官至参知政事。官位不浅,但他关心社会现实,同情人民苦难,留下相当多诗篇。如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咏河市歌者》以及这两首绝句,反映了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表达了诗人深切的同情心,和唐代白居易著名的《卖炭翁》颇相同。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此诗以夕阳黄昏的江天为观察点,敏锐地捕捉了大自然昼夜转换之际奇妙的景观。诗的一、二两句描绘出一幅壮美的图画,此时太阳刚好落山,平静的江面上,水气不断蒸发积聚,飘浮弥漫,使湛绿的江水更绿更暗,加上光线折射,成为一片朦胧的“绿雾”,向远处延伸。天西边,残余的阳光从地平线后面射入室中,将云彩照亮,形状是由宽而窄,向高处耸起,仿佛无数重叠的峰峦;颜色是浓紫鲜红,光怪陆离,大自然在如此广阔的范围急遽地变幻出奇异的景象,场面是伟大而壮观的。红的晚霞与绿的江水分割了整个画面,形成上红下绿异常饱满的两大色块。红与绿是两种互补的色彩,在一幅画面中交相辉映,显得酣畅淋漓。两句诗用了五个形容词,“绿雾”、“凉波”,状物十分形象,尤其第二句,“巘”比喻云霞,又连用“叠”、“红”、“嵯峨”三个形容词对其形状、色彩加以修饰,给人以无比丰富的视觉感受。与此诗相似的,有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吴融《江行》:“霞低水远碧翻红,一棹无边落照中。”两人写出了江水瞬息变化的奇丽景象,而场面的壮观似均不及李贺此诗。
三、四两句,对江上景物作细节的描写。风云随处皆有,因与江水相关,故称“水风浦云”。“生老竹”与前面“起凉波”句子形式完全一样,但前面所写是事实,这儿只是一种印象。李肇《国史补》下说:“杨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樛,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傍晚天气转凉,而竹林给人的感觉是清寒的,所以说水上的微风,岸边的云霭,仿佛是从竹林里生出来的。天色渐暗,江中小洲笼罩在暮色苍茫之中,远望蒲帆,像是整幅一样。这里,诗人抓住主观感受上的错觉,生动地表现出大自然的某种变化,笔调相当细腻。
五、六两句写江南人民的生活。鲈鱼是江南名产,以产于松江者最佳。《吴郡志》载:“天下之鲈两腮,惟松江之鲈四腮。”晋代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吹起,想到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便弃官而归,是有关鲈鱼的著名故事。“鲈鱼千头酒百斛”,凭藉着造物无私的奉献,南人过着富足安稳的日子。薄暮之中,酒半醉卧,苍翠的山峦宛然在目,非常悠闲自得。
最后两句,承五、六两句,谓人们在青山绿水之间,酒醉兴浓,不禁唱起歌来。“醉里吴音相媚好”(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这在生长于北方的诗人听来,一定很有情味。吟唱未终,不觉圆月已从江面升起,此情此景,物我俱化而难分彼此了。“江上团团贴寒玉”句,描写极为精确,“团团”指月轮的形状,“寒”指感觉,“玉”喻质地与颜色,着一“贴”字,形容月亮如同明玉粘附、镶嵌在天幕上。李贺写诗,很少用白描手法,而是借助想象强调事物多方面的性质,使画面变得更鲜明、凸出,具有立体的感觉。此句与孟浩然《宿建德江》中“江清月近人”对读,一则极力描摹,一则淡中有味,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调。
此诗从开头的江中绿雾到结尾的江上寒月,以江水为中心展开了一幅长的画卷,红霞与江水相接,远山是江边所见,南人在江畔宴饮,吃的是江中之鲈,水风浦云,洲诸蒲帆,无一不与江水相关。诗中景物颇为繁复,层次却十分清晰,时间上,从夕阳西坠至明月东升是一条线索。与此相关,一是气温降低,先说凉波、水风,又说寒玉,感觉越来越清楚。一是光线减弱,看天上红霞是鲜明的,看水中蒲帆已不甚分明,到月亮升起的时候,地上景物更模糊了。结构上,前四句描写景物,是第一条线;后四句叙述人事,是第二条线,但此时第一条线并未中断,而是若隐若显,起着照应与陪衬的作用,如第六句出现南山的景致,七、八两句写吟唱未终,江月照人,人与景融合为一,两条线索被巧妙地结合起来。黎简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李长吉集评》)此诗正是如此。
此诗为诗人晚年退职家居期间所作,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尾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此诗用词通俗生动又富有理趣。
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春容的鲜妍与病翁的衰老适成对照,所以说“春容恼病翁”。叹老中隐藏着不服老的情绪。这正是诗人虽年已衰暮,却仍然热爱早春景色的原因。以下两联,即写衰翁眼中的春容。
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早春柳枝返绿时,总是首先从下垂的枝条末梢部分开始,故说“垂处绿”;而小桃花初绽时,也总是首先从上伸的枝条末端开始,故说“末梢红”。下来,上去,分写柳条桃枝的特点;“垂处绿”,“末梢红”,则正是他们在春天到来时的显著变化。这两句观察细致,造语新颖,紧扣题目“早春"写出“动人春色不须多”的特点。
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在华美的亭馆中,珠帘高卷,浓盛的春光映射着,满室充满了温煦的春晖和熏人的春意;拄着拐杖,在溪山郊野间放步漫游,迎面吹来了徐徐的春风。这一联将早春的暖日和风与衰翁居室及出游的活动结合起来写,传出了融洽的春意。“酣酣”、“款款”使人感到舒适欲醉。
尾联转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进入新年之后,新雨下得很足,看来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景,相比之下,去年虽丰收,恐怕还算不上最好的年景。"更入新年”点早春。这个结尾,说明“衰翁”所醉心的并不仅仅是美好的春容,而且关切着民生荣悴。从艺术角度看,可能失之平直,但从思想内容看,却转出新意。
以衰翁写早春,本极易流于颓唐。这首诗的一个好处,正在于无颓唐之态,春天的色彩、活力、希望,都表现得相当充分。
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此处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因此宋人胡仔以之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正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两句相提并论,说是“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渔隐丛话》)。
荷与菊是历代诗家的吟咏对象,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可是为什么此诗一开头却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荷败菊残的形象,展示了一幅深秋的画面?这全然是为了强调和突出一年之中的最好景象:橙黄橘绿之时。虽然橙和橘相提并论,但事实上世人正偏重于橘,因为“橘”象征着许多美德,故屈原写《橘颂》而颂之,主要赞其“独立不迁”、“精色内白”、“秉德无私”、“行比伯夷”。此诗的结句正有此意,在表达上融写景、咏物、赞人于一炉,含蓄地赞扬了刘景文的品格和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