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描述了这样的情景：皑皑雪中，惯风凛冽，行人稀少，只见一位衣服褴褛的卖菜老人，伛偻着身子，挑着箩筐，踏着冰雪，走门串户，嘶哑的叫卖声，颤颤悠悠，回荡在大街小巷。这是一幅“雪中叫卖图”。
“携箩驱出敢偷闲”，首句发问，一“敢”字道出卖菜老翁的无可奈何。二句对不敢偷闲的原因未作回答，而直写“雪胫冰须惯忍惯”。雪胫，指被埋于雪中的小腿；冰须，结着冰的胡须。前者极写雪之深，后者极写天之惯。而一“惯”字把卖菜老翁饱经风霜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无论雪再大，天再惯，卖菜老翁总是要挑着箩筐，走街穿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卖菜老翁天生并不是这样一副苦命，当然他也想坐在温暖的屋里和亲友围炉畅叙。三句再问，四句不作正面回答，而用“忍惯”、“忍饥”作比较，一个“犹可”，一个“难”，个中原委，无需多说，读者自可品味。对于一般人来说，忍惯、忍饥都是难事。但对于卖菜老翁来说，惯冷已经算不了什么，可饥饿实在难熬。可见他过的是怎样一种饥惯交迫的生活！
卖菜老翁的叫卖声多么凄厉，简直和受冻的雀儿、挨饿的乌鸦的叫声没有什么两样，叫声之苦，让人不堪去听。苦苦地叫卖，为的是多卖出一些鱼菜。一升一斗的粮食在他看来，就和一千金那么难得，也许冻饿了一天的妻子儿女在盼着他换些粮食回家开锅呢。对于关心民生疾苦的范成大来说，听到这凄苦的叫卖声，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因此，诗人感慨万分，愤愤问天：“悠悠大块果何心？”大块，指大自然。《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意思是说，大自然负载着我的形体，它用生命使我劳苦，用老年使我闲适安佚，用死使我安息。这里仅用此意，是说，生活竟然使人劳苦到如此地步，悠悠苍天啊，你到底安着什么心呢？这里是同情，是怜悯，更是控诉。一个封建士大夫文人能够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穷人民鸣不平，实在难能可贵。
范成大29岁中进士，历任徽州司户参军、吏部员外郎等职，官至参知政事。官位不浅，但他关心社会现实，同情人民苦难，留下相当多诗篇。如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咏河市歌者》以及这两首绝句，反映了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表达了诗人深切的同情心，和唐代白居易著名的《卖炭翁》颇相同。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此诗以夕阳黄昏的江天为观察点，敏锐地捕捉了大自然昼夜转换之际奇妙的景观。诗的一、二两句描绘出一幅壮美的图画，此时太阳刚好落山，平静的江面上，水气不断蒸发积聚，飘浮弥漫，使湛绿的江水更绿更暗，加上光线折射，成为一片朦胧的“绿雾”，向远处延伸。天西边，残余的阳光从地平线后面射入室中，将云彩照亮，形状是由宽而窄，向高处耸起，仿佛无数重叠的峰峦；颜色是浓紫鲜红，光怪陆离，大自然在如此广阔的范围急遽地变幻出奇异的景象，场面是伟大而壮观的。红的晚霞与绿的江水分割了整个画面，形成上红下绿异常饱满的两大色块。红与绿是两种互补的色彩，在一幅画面中交相辉映，显得酣畅淋漓。两句诗用了五个形容词，“绿雾”、“凉波”，状物十分形象，尤其第二句，“巘”比喻云霞，又连用“叠”、“红”、“嵯峨”三个形容词对其形状、色彩加以修饰，给人以无比丰富的视觉感受。与此诗相似的，有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吴融《江行》：“霞低水远碧翻红，一棹无边落照中。”两人写出了江水瞬息变化的奇丽景象，而场面的壮观似均不及李贺此诗。
三、四两句，对江上景物作细节的描写。风云随处皆有，因与江水相关，故称“水风浦云”。“生老竹”与前面“起凉波”句子形式完全一样，但前面所写是事实，这儿只是一种印象。李肇《国史补》下说：“杨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樛，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傍晚天气转凉，而竹林给人的感觉是清寒的，所以说水上的微风，岸边的云霭，仿佛是从竹林里生出来的。天色渐暗，江中小洲笼罩在暮色苍茫之中，远望蒲帆，像是整幅一样。这里，诗人抓住主观感受上的错觉，生动地表现出大自然的某种变化，笔调相当细腻。
五、六两句写江南人民的生活。鲈鱼是江南名产，以产于松江者最佳。《吴郡志》载：“天下之鲈两腮，惟松江之鲈四腮。”晋代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吹起，想到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便弃官而归，是有关鲈鱼的著名故事。“鲈鱼千头酒百斛”，凭藉着造物无私的奉献，南人过着富足安稳的日子。薄暮之中，酒半醉卧，苍翠的山峦宛然在目，非常悠闲自得。
最后两句，承五、六两句，谓人们在青山绿水之间，酒醉兴浓，不禁唱起歌来。“醉里吴音相媚好”（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这在生长于北方的诗人听来，一定很有情味。吟唱未终，不觉圆月已从江面升起，此情此景，物我俱化而难分彼此了。“江上团团贴寒玉”句，描写极为精确，“团团”指月轮的形状，“寒”指感觉，“玉”喻质地与颜色，着一“贴”字，形容月亮如同明玉粘附、镶嵌在天幕上。李贺写诗，很少用白描手法，而是借助想象强调事物多方面的性质，使画面变得更鲜明、凸出，具有立体的感觉。此句与孟浩然《宿建德江》中“江清月近人”对读，一则极力描摹，一则淡中有味，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调。
此诗从开头的江中绿雾到结尾的江上寒月，以江水为中心展开了一幅长的画卷，红霞与江水相接，远山是江边所见，南人在江畔宴饮，吃的是江中之鲈，水风浦云，洲诸蒲帆，无一不与江水相关。诗中景物颇为繁复，层次却十分清晰，时间上，从夕阳西坠至明月东升是一条线索。与此相关，一是气温降低，先说凉波、水风，又说寒玉，感觉越来越清楚。一是光线减弱，看天上红霞是鲜明的，看水中蒲帆已不甚分明，到月亮升起的时候，地上景物更模糊了。结构上，前四句描写景物，是第一条线；后四句叙述人事，是第二条线，但此时第一条线并未中断，而是若隐若显，起着照应与陪衬的作用，如第六句出现南山的景致，七、八两句写吟唱未终，江月照人，人与景融合为一，两条线索被巧妙地结合起来。黎简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李长吉集评》）此诗正是如此。
此诗为诗人晚年退职家居期间所作，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尾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此诗用词通俗生动又富有理趣。
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春容的鲜妍与病翁的衰老适成对照，所以说“春容恼病翁”。叹老中隐藏着不服老的情绪。这正是诗人虽年已衰暮，却仍然热爱早春景色的原因。以下两联，即写衰翁眼中的春容。
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早春柳枝返绿时，总是首先从下垂的枝条末梢部分开始，故说“垂处绿”；而小桃花初绽时，也总是首先从上伸的枝条末端开始，故说“末梢红”。下来，上去，分写柳条桃枝的特点；“垂处绿”，“末梢红”，则正是他们在春天到来时的显著变化。这两句观察细致，造语新颖，紧扣题目“早春"写出“动人春色不须多”的特点。
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在华美的亭馆中，珠帘高卷，浓盛的春光映射着，满室充满了温煦的春晖和熏人的春意；拄着拐杖，在溪山郊野间放步漫游，迎面吹来了徐徐的春风。这一联将早春的暖日和风与衰翁居室及出游的活动结合起来写，传出了融洽的春意。“酣酣”、“款款”使人感到舒适欲醉。
尾联转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进入新年之后，新雨下得很足，看来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景，相比之下，去年虽丰收，恐怕还算不上最好的年景。"更入新年”点早春。这个结尾，说明“衰翁”所醉心的并不仅仅是美好的春容，而且关切着民生荣悴。从艺术角度看，可能失之平直，但从思想内容看，却转出新意。
以衰翁写早春，本极易流于颓唐。这首诗的一个好处，正在于无颓唐之态，春天的色彩、活力、希望，都表现得相当充分。
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此处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因此宋人胡仔以之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正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两句相提并论，说是“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渔隐丛话》）。
荷与菊是历代诗家的吟咏对象，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可是为什么此诗一开头却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荷败菊残的形象，展示了一幅深秋的画面？这全然是为了强调和突出一年之中的最好景象：橙黄橘绿之时。虽然橙和橘相提并论，但事实上世人正偏重于橘，因为“橘”象征着许多美德，故屈原写《橘颂》而颂之，主要赞其“独立不迁”、“精色内白”、“秉德无私”、“行比伯夷”。此诗的结句正有此意，在表达上融写景、咏物、赞人于一炉，含蓄地赞扬了刘景文的品格和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