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来到了嘉陵江畔,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开阔清澄的江面,波光粼粼而动,夕阳映照在水中,闪烁不定;起伏弯曲的江岛和岸上青翠的山岚在斜晖的笼罩下,一片苍茫。这一联写江景,交待了行程的地点和时间:日暮时江边渡口。因为诗写的就是渡江情景,所以首联从此着笔,起得非常自然。颔联紧承上联,写人马急欲渡江的情形:渡船正浮江而去,人渡马也渡,船到江心,马儿扬鬃长鸣,好像声音出于波浪之上;未渡的人(包括诗人自己)歇息在岸边的柳荫下,等待着渡船从彼岸返回。这两联所写景物都是诗人待渡时岸边所见,由远而近,由江中而岸上,由静而动,井然有序。
接下来,颈联写渡江,船过沙滩,惊散了草丛中成群的鸥鸟;回望岸上,江田万顷,一只白鹭在自由自在地飞翔。这一联巧用数量词,不但属对工稳,而且深化了诗境。群鸥栖息沙草之间,可见天时向晚,飞鸟归巢,所以万顷江田之上只有一鹭飞翔。这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强烈地渲染了江边的清旷和寂静。后来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中有“争渡,争渡,惊起一滩欧鹭”的词句,其境界正与此联上句所展示的画面相类似,而下句江田白鹭的空阔悠深和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积雨辋川庄作》)更是神韵同出。
前面三联描绘了一幅宁静而充满生机的利州南渡图,作为餬口四方、疲于奔走的诗人摹然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不能不触景生情,遐想联翩。所以尾联偶然兴起了欲学范蠡急流勇退,放浪江湖的愿望。这两句的言外之意是,自己便有淡泊遗世,忘却机心之志,也没有人能够理会。
温庭筠的诗中曾有“自笑谩怀经济策,不将心事许烟霞”(《郊居秋日有怀一二知己》)的自负与自嘲,这里却浩然有归隐之志,实际上是失意后的无奈之语。“独忘机”,其实并不能忘机。这一点和范蠡也是共通的。范蠡是因越王勾践难共安乐才辞官隐遁的。所以,两个人都可谓是极有机心的人。
这首诗描写行旅在利州南渡时的所见所感,景物描写江中,岸上交递着墨,层次分明,色彩清丽,静中有动,栩栩如生,特别是颈联,是被人们传诵的写景名句。最后触景兴感,自然真切。全诗八句,无不与“水”相关,但清隽而不堆砌。在章法上,此诗别具一格,不落俗套。按照律诗的一般规律,前后四联,起承转合,各有所归。此诗前三联却递相承接,景物描写得很充分,意境幽远淡雅。尾联由写景转而遐思,但仍从“舟”、“水”絻结,以致转中有合,脉络依然清晰完整。有人说,温庭筠的以山水、行旅为题材的诗多感慨深切,气韵清澈,以这首诗来看,确实如此。
按照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文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这篇文章善于通过对话和行动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外交辞令也写得委婉含蓄,表面上谦恭有礼,实则暗寓讥讽,意在言外。
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文章以晋文公出殡开端,卜偃假借晋文公的神灵告诫晋国大夫: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这表明秦晋两国争霸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这是觳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文章故意颠倒事件发展顺序,次写秦国决策,而把卜偃的预见放到最前面,对于揭示战争起因、渲染战争气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柩有声如牛”,以卜筮之官的预言说明秦要伐晋,使文章一起笔就充满怪诞神秘的色彩,这也是《左传》叙事的常用手法。
第二个情节写杞子给秦送密报。杞子等三人是秦穆公在郑国的内线,他们骗取了郑国信任、掌管了郑都北门的锁钥,以为袭郑时机已经成熟,就派人给秦穆公送信。信中提出“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暗示秦穆公尽快出兵、夺下郑国。这个情节虽然只有一句话,却是导致觳之战的直接原因。
紧接着写蹇叔对秦穆公的劝阻。蹇叔是秦国元老,在秦国享有很高威信。秦穆公“访诸蹇叔”,问他袭郑与否。蹇叔坚决反对,指出: “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秦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郑国对秦国潜师偷袭的意图必然得知而有所准备,内线密报的准备就等于白白浪费。“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指出晋国必然密切注视秦军态势。蹇叔深谋远虑,他的战略分析鞭辟入里,颇中肯綮。但穆公野心膨胀,拒绝劝告,一意孤行,悍然出师。
“蹇叔哭师”的场面描写尤为生动深沉。怀着拳拳忧国之心.这位近百岁的老人痛哭流涕地送秦师于东门。他先对孟明说: “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人也。”明确地指出秦军必丧。“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秦穆公傲慢无礼的回答让他伤心不已,于是他哭送随军出征的儿子,更是老泪纵横:“晋人御师必于彀……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不仅表达了父子诀别的悲痛,更从地理形势、敌我部署等方面对秦军必败的预言作了,具体说明:此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完全是按照他的预言发展的。可见,蹇叔哭师的情节在全篇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
按照礼节,各国军队经过周都洛邑北门时,将士应该下车步行而过,以表示对天子的恭敬。但是秦军却只是摘掉头盔,并不脱甲,也不收兵器,好多人刚刚下车,马上又跳回去,十分轻佻放肆。这恰好被王孙满看见了。王孙满年龄虽小,但透过秦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表面现象,却看到了他们纪律涣散、骄横傲慢的本质,得出了“秦师轻而无礼,必败”的正确结论。这与蹇叔的看法不谋而合,是从另一方面说明秦师必败的原因。
郑周商人弦高,在去周都经商的路上碰到袭郑的秦军。这个机智的郑商,用四张熟牛皮、十二头牛作为礼物,以郑军使者的名义“犒劳”秦军,暗示郑围已有所准备。而这其实是在稳住秦军,派人回郑国报信,使郑同做好应战秦军的准备。郑穆公收到情报后,立即派人察看杞子等人,果然发现他们已捆束行装,磨砺兵器,喂足马匹,做好了内应的准备工作二于是郑穆公赶快派皇武子赶走了杞子、逢孙、扬孙三人。这同前面蹇叔所言“师之所为,郑必知之”相照应,说明了蹇叔的分析完全正确,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
晋在得知秦袭郑未成而还的情况下,讨论是否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截击秦军。先轸以秦国劳民伤财、傲慢无礼为由,驳斥了,以栾枝为代表的反对意见,主张“必伐秦师”二晋国由于地理优势,又是以逸待劳,致使秦师全军溃败。骰之战的战争过程只以“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骰,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一笔带过,言简意赅,交待了,交战的时间、地点和结局。至此,蹇叔的预言已全部应验,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从文赢请三帅以下则是崤之战的尾声。秦穆公之女、晋文公夫人文赢请求将孟明等三位秦国主帅放归秦国,得到应允。先轸闻讯赶来,怒唾于朝,表现了一介武士的有胆有识、深谋远虑和对晋国的赤胆忠心,在文章结构上则引出了以下情节:晋国阳处父追孟明于河中,孟明巧妙地谢绝阳处父假托君命所赐的骏马,回到秦国。不过秦穆公并没有杀掉他们,而是勇于自责、悔改可见,最后两段的作用预示着秦国并没有彻底失败,秦晋争霸的新的战争又在酝酿之中。
全文并不重在描写战争过程,而是对秦晋役之战的起因、酝酿和结果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意在揭示秦国败绩的原因:一是出师错误,这在蹇叔哭师一节中有详细的原因分析;二是骄兵无礼,这是王孙满观师所说明的道理。因此,文章在反映秦晋争雄的同时,重点在对战争发展规律的揭示,为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
陶诗一大特点,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基本上是直陈其事的“赋”笔,运用比兴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语虽浅而涵义实深,虽出之平淡而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似枯而实腴”。魏晋人侈尚清谈,多言生死。但贤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叹;而真正能勘破生死关者,在当时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释》诗的结尾处说:“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意思说人生居天地之间如纵身大浪,沉浮无主,而自己却应以“不忧亦不惧”处之。这已是非常难得了。而对于生与死,他竟持一种极坦率的态度,认为“到了该死的时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顾虑!”这同陶在早些时候所写的《归去来辞》结尾处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实际是一个意思。
这种勘破生死关的达观思想,虽说难得,但在一个人身体健康、并能用理智来思辨问题时这样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等到大病临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如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写成自挽诗,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渊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几岁(梁启超、古直两家之说)还是活到六十三岁(《宋书·本传》及颜延之《陶徵士诔》),至今尚有争议;因之这一组自挽诗是否临终前绝笔也就有了分歧意见。近人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就持非临终绝笔说,认为陶活了六十三岁,而在五十一岁时大病几乎死去,《拟挽歌辞》就是这时写的。对于这三首自挽诗,吴小如先生断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写的。而诗中所体现的面对生死关头的达观思想与镇静态度,毕竟是太难得了。至于写作时间,由于《自祭文》明言“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诗的第三首开头四句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竟与《自祭文》时令全同,倘自挽诗写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这三首诗隶属于作者临终前绝笔更为适宜。
第一首开宗明义,说明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这是贯穿此三诗的主旨,也是作者对生死观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体写从生到死,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录。从诗的具体描写看,作者是懂得人死气绝就再无知觉的道理的,是知道没有什么所谓灵魂之类的,所以他说:“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尸体纳入空棺而已。以下“娇儿”、“良友”二句,乃是根据生前的生活经验,设想自己死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断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彻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断气,一切了无所知,身后荣辱,当然也大可不必计较了。最后二句虽近诙谐,却见出渊明本性。他平生俯仰无愧怍,毕生遗憾只在于家里太穷,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纪实,未必用典。不过陶既以酒与身后得失荣辱相提并论,似仍有所本。盖西晋时张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见《晋书·文苑》本传)与此诗命意正复相近似。
此三诗前后衔接,用的是不明显的顶针续麻手法。第一首以“饮酒不得足”为结语,第二首即从“在昔无酒饮”写起。而诗意却由入殓写到受奠,过渡得极自然,毫无针线痕迹。“湛”训没,训深,训厚,训多(有的注本训澄,训清,似未确),这里的“湛空觞”指觞中盛满了酒。“今但湛空觞”者,意思说生前酒觞常空,现在灵前虽然觞中盛满了酒,却只能任其摆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酿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开始酝酿,第二年春天便可饮用。“浮蚁”,酒的表面泛起一层泡沫,如蚁浮于上,语出张衡《南都赋》。这里说春酒虽好,已是来年的事,自己再也尝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写死者受奠。“昔在”四句,预言葬后情状,但这时还未到殡葬之期。因“一朝出门去”是指不久的将来,言一旦棺柩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可见这第二首还没有写到出殡送葬。末句是说这次出门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无穷无尽之日了。一本作“归来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长夜无穷,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亦通。
从三诗的艺术成就看,第三首写得最好,故萧统《文选》只选了这一首。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基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看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而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大意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使它即将化为尘埃,同山脚下的泥土一样。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呢。
至于前面说的此三首陶诗极有新意,是指其艺术构思而言的。在陶渊明之前,贤如孔孟,达如老庄,还没有一个人从死者本身的角度来设想离开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方面的情状发生;而陶渊明不但这样设想了,并且把它们一一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了诗,其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当然,艺术上的创新还要以思想上的明彻达观为基础。没有陶渊明这样高水平修养的人,是无法构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来的。
这是一首七言古诗,共八句。前六句专写金陵妓。开头两句,诗用行人“窃听琴声”发端,琴声自“碧窗里”传出,表明弹琴的人是女子,琴声能引来行人窃听,可见琴声悠扬优美,弹琴的人技艺娴熟。这两句描写金陵城东的歌妓善弹古琴。“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度西江水。”以一片落花喻指金陵子,形容她好像仙女,气韵不凡,自天而降落人间,随人们一起渡过西江水,来到金陵。“楚歌吴语”二句,描写金陵子富有情致:金陵子能唱楚歌,她操一口吴侬软语,娇滴滴未成腔调先有情。李白《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小妓金陵歌楚声。”李白对这位才艺、容貌双全的歌妓曾倾心过。他写的诗句“我亦为君饮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倾”(《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其四),透露过这个消息。
最后两句,诗人以摅写自己的心迹结束全篇。他借用晋朝谢安的典故,喻写自己的意愿。谢安旧时隐居于会稽东山,后来居住金陵,他便筑土山以比拟东山,常携妓纵情游赏。李白的《东山吟》也写过这则典故,他在题下自注:“去江宁城三十五里,晋谢安携妓之所。”诗云:“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这首《金陵子》结句与《东山吟》意义类似。“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诗人正邀约金陵子,携手在林泉佳处游赏。谢安志在东山,李白志在林泉,诗意故作放旷,而不满现实、退隐青山之志,隐然可见。魏颢《李翰林集序》记载李白的事迹:云:“ (太白)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按,谢灵运封康乐公,魏氏误以谢灵运为谢安),故世号李东山。”
摹写歌妓,如果着意于容貌、服饰和纤秾艳丽的色彩,必流于平庸。李白却用宕逸轻灵之笔,清新洒脱的语言,形容金陵子的才艺、气韵、情致,不落俗套,情意缠绵。结句切金陵城,借用谢安典故,比喻自身意绪,就地起兴,喻意恰当,妥贴自然,更增添了诗篇的超逸神韵。
在诗人生命的历程中,也许是伤心的经历太多、太长,也许是伤心的程度太深、太重,这首以“伤心”为题的短歌并不专写哪一件伤心之事,他既没写伤心经历之“实”,又不写伤心情怀之“虚”,而只写眼下自己的景况与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全诗八句可分为上下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先以三句写自身形象。首句“咽咽”是状写悲吟之声。全句写自己“咽咽”地学习效法楚辞,咏吟着忧怨哀愤的诗句;第二句写自己多病的身躯经不住幽冷清寂的侵袭;第三句写自己早生华发,年轻的躯体现出衰飒的“秋姿”。第四句“木叶啼风雨”,转入环境景物,写风雨中纷纷飘落的残枝败叶。这一句环境景物的描写,既是对自身的悲凉境况加以烘托,也具有强化自身形象的比喻象征意味——诗人自身的“病骨”、“秋姿”就像“风雨”中的“木叶”。同时,这句写景又引出以下第二层身边琐屑景物的描绘,使诗歌从第一层向第二层自然地过渡,确乎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后四句是第二层。先以三个诗句写身边景物。眼前灯油将尽,灯焰闪着阴阒宛如鬼火的青光,飞蛾在扑打着燃焰将熄的残光;背后,古旧的墙壁上积满厚厚的尘灰,就在这鬼气森森的环境中,末句写李贺这羁旅之客一缕诗魂在幽梦中依然喃喃自语。这后四句先写周围景物,残灯、落照、飞蛾、凝尘,最后以羁魂夜语的形象对周围琐屑景物加以点染。这点染加重了全诗阴暗、悲凉的氛围;深化了诗人“病骨”、“秋姿”的枯寂凄伤情怀,类乎颊上添毫,倍见丰神;同时它又与诗歌首句“咽咽学楚吟”首尾相呼应、相补充,诗人那漂泊的羁魂即使在幽渺的梦幻中仍得不到解脱,依旧在咽咽楚吟。这最后一句确乎又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总观这一首《伤心行》,全诗四十言不露一个“伤心”字样,但在自身形象与周围景物的相融相生之中,字字句句都明显地外现出诗人内心那难言难述、繁久深重的伤心之意,从而也外现了震颤于诗人躯体中那颗已经伤透了的心,也表现出一位年轻且卓有才华的诗人在不合理的社会里,生活得多么艰难、多么不幸。
清人黎简评长吉诗“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长吉诗集评》)李贺诗确实多不大注意章法,《伤心行》这首五言古诗,虽则八句,却绝不沿袭律诗起、承、转、合的层次结构。但从上述对全诗的剖析来看,《伤心行》前后两层把自身景况与周围景物自然熨贴地交揉在一起,当属于黎简所谓“细心寻绎始见”其“井然”章法之作。诗人通过独具匠心的章法布局,把伤心的主题表现得那样浓重、那样沉郁、那样深幽。
李贺诗向以想象丰赡、设色瑰奇而著称。明人许学夷评长吉诗“调婉而词艳,然诡幻多昧于理。”(《诗源辩体》卷二十六)但《伤心行》写自身景况与周围环境,故而多用实笔,极少虚诞想象;多用白描,极少浓彩设色;含情含理,绝无诡幻谲妄。诗中所写的景况都是真实的写照,即使“羁魂梦语”也非虚拟,而是诗人现实形象的反照。至于周围环境,无论大景小景,可能均系眼前实景,即使并非实景而是诗人借助想象而构成的种种意象,但它却更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所处现实境遇的凄冷、阴寂。这“实”与“朴”的特色,缩短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强化了艺术上“真”的感染力。全诗在实笔、白描之中,也偶或闪现出新奇造语的火花,如用“秋姿”写自己形貌,更见其衰飒枯槁;用“凝尘”写壁上灰土,更见壁之残古、尘之积铸;用“落照”借指残灯弱焰,更见其无可挽救的衰竭。如此新奇造语增加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度。正是这种种情况,形成《伤心行》独有的格调:古淡质实之中,蕴涵着李贺特有的凄伤色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