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海南岛在宋时被目为蛮瘴僻远的“天涯海角”之地，前人偶有所咏，大都是面对异乡荒凉景色，兴起飘零流落的悲感。苏轼此词却以欢快跳跃的笔触，突出了边陲绚丽的春光和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在中国词史中，这是对海南之春的第一首热情赞歌。苏轼与其他逐客不同，他对异地风物不是排斥、敌视，而是由衷地认同。他当时所作的《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诗中也说“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写溪风习习，顿忘身处天涯，与此词同旨。苏轼一生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或是游宦，或是贬逐，但他对所到之地总是怀着第二故乡的感情，这又反映出他随遇而安的旷达人生观。

　　《减字木兰花》上、下片句式全同。此词上、下片首句，都从立春的习俗发端。古时立春日，“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后汉书·礼仪志上》）。

　　上、下片首句交代立春日习俗后，第二句都是写“春风”：一则曰“无限春风来海上”。作者《儋耳》诗也说：“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风从海上来，不仅写出地处海岛的特点，而且境界壮阔，令人胸襟为之一舒。二则曰“一阵春风吹酒醒”，点明迎春仪式的宴席上春酒醉人，兴致勃发，情趣浓郁。两处写“春风”都有力地强化全词欢快的基调。以后都出以景语：上片写桃花，下片写杨花，红白相衬，分外妖娆。写桃花句，大意是乞得春神之力，把桃花染成粉红。这里把春神人格化，见出造物主孳乳人间万物的亲切之情。写杨花句，却是全词点睛之笔。海南地暖，其时已见杨花。

　　作者次年人日有诗云“新巢语燕还窥砚”，方回《瀛奎律髓》评此诗云：“海南人日，燕已来巢，亦异事。”原来在中原，燕到春分前后始至，与杨柳飞花约略同时。以此知海南物候之异，杨花、新燕并早春可见。而早春时节，中原时或降雪。作者用海南所无的雪花来比拟海南早见的杨花，那么，海南即是跟中原一般景色。于是发出“不似天涯”的感叹了。——这是全词的主旨所在。

　　如前所述，此词内容一是礼赞海南之春，在中国古代诗词题材中有开拓意义；二是表达作者旷达之怀，对中国旧时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这是苏轼此词高出常人的地方。以南北宋之交的朱敦儒的两首词来对读，朱的《诉衷情》也写立春：“青旗彩胜又迎春，暖律应祥云。金盘内家生菜，宫院遍承恩。时节好，管弦新，度升平。惠风迟日，柳眼梅心，任醉芳尊。”这里也有“青旗”、“彩胜”、“惠风”、“柳眼”、“醉尊”，但一派宫廷的富贵“升平”气象，了解南北宋之交政局的读者自然会对此词产生遗憾和失望。比之苏词真切的自然风光，逊色得多了。朱敦儒另一首《沙塞子》说：“万里飘零南越，山引泪，酒添愁。不见凤楼龙阙又惊秋。九日江亭闲望，蛮树绕，瘴云浮。肠断红蕉花晚水西流。”这是写南越的重阳节。但所见者为“蛮树”、“瘴云”，由景引情者为“山引泪，酒添愁”，突出的是“不见凤楼龙阙”的流落异乡之悲。朱敦儒此词作于南渡以后，思乡之愁含有家国之痛，其思想和艺术都有可取之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颜持约词不减唐人语”条也称赞此词“不减唐人语”。但此类内容的词作在当时词人中不难发现，与苏词相比，又迥异其趣。二词相较，对异地风物有排斥和认同的差别，从而更可见出苏词的独特个性。

　　这首词在写作手法上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同字。把同一个字重复地间隔使用，有的修辞学书上称为“类字”。（如果接连使用称“叠字”，如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清人许昂霄《词综偶评》云：“《玉台新咏》载梁元帝《春日》诗用二十三‘春’字，鲍泉奉和用三十‘新’字······余谓此体实起于渊明《止酒》诗，当名之曰‘止酒诗体’。”本来，遣词造句一般要避免重复。《文心雕龙·练字第三十九》提出的四项练字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权重出”，以“同字相犯”为戒。但是，有的作者偏偏利用“同字”来获得别一种艺术效果：音调增加美听，主旨得到强调和渲染。而其间用法颇多变化，仍有高下之别。陶渊明的《止酒》诗，每句用“止”字，共二十个，可能受了民间歌谣的影响，毕竟是游戏之作。梁元帝《春日》诗说：“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春心日日异，春情处处多。处处春芳动，日日春禽变。春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见。不见怀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愁春自结，春结谁能申。欲道春园趣，复忆春时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独念春花落，还似昔春时。”共十八句竟用二十三个“春”字，再加上“日日”、“处处”、“不见”等重用两次，字法稠叠，颇嫌堆垛。再如五代时欧阳炯《清平乐》：“春来阶砌，春雨如丝细。春地满飘红杏蒂，春燕舞随风势。春幡细缕春缯，春闺一点春灯，自是春心缭乱，非干春梦无凭。”这首词也写立春，为突出伤春之情，一连用了十个“春”字，句句用“春”，有两句用了两个“春”字，也稍有平板堆砌之感。苏轼此词却不然。全词八句，共用七个“春”字（其中两个是“春风”），但不平均配置，有的一句两个，有的一句一个，有三句不用，显得错落有致；而不用“春”字之句，如“染得桃红似肉红”，“卷起杨花似雪花”，却分别用了两个“红”字，两个“花”字。其实，苏轼在写作此词时，并非有意要作如此复杂的变化，他只是为海南春色所感发，一气贯注地写下这首词，因而自然真切，朴实感人，而无丝毫玩弄技巧之弊。后世词人中也不乏擅长此法的，南宋周紫芝的《蝶恋花》下片：“春去可堪人也去，枝上残红，不忍抬头觑。假使留春春肯住，唤谁相伴春同处。”前后用四个“春”字，强调“春去人也去”的孤寂。蔡伸的《踏莎行》下片“百计留君，留君不住，留君不住君须去。望君频向梦中来，免教肠断巫山雨”，共用五个“君”字，突出留君之难。这都是佳例。

　　《潇湘神》，一名《潇湘曲》。刘禹锡贬官朗州（今湖南常德）后，依当地的迎神曲之声制词，写了二首，创此词调，此为其中的第二首。潇湘，潇水流至湖南零陵县西与湘水合流，世称“潇湘”。潇湘神，即湘妃。指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博物志》记载，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葬于九嶷，他的爱妃娥皇、女英闻讯后赶至湘水边，哭泣悲甚，其泪挥洒在湘竹上，留下斑斑泪痕，遂成斑竹，她们也就自投于湘水，成为湘水女神，亦称“湘灵”。刘禹锡这首词，便是题咏湘妃故事的。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开头两个叠句，一方面是利用两组相同的音调组成滚珠流水般的节奏，以加强哀怨的气氛；一方面是反复强调斑竹枝这一具体事物，以唤起并加深人们对有关传统故事的印象。词人在这重叠深沉的哀叹中，实际上也融进了自己被贬谪的怨愤痛苦之情，从竹上的斑点，写到人物的泪痕，又从人物的泪痕写到两地相思，层层深入，一气流贯。在词人的笔下，斑竹成为多情相思的象征，是一种隽永幽雅的意象，而不再是普通的自然景物。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楚客，本指屈原。刘禹锡当时正贬官在朗州，与屈原流放湘西相似，所以这里的“楚客”实是作者以屈原自喻，将湘妃、屈原和自己的哀怨，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瑶瑟”，乃瑟的美称，在作者的想象中，湘灵鼓瑟必然极为哀怨，所以说“瑶瑟怨”。当夜深人静、明月高照之时，楚客徘徊于潇湘之滨，在伴和着潺潺湘水的悠扬琴韵中，细细领略其中滋味，此之谓以环境烘托心情。词中创造了一个凄清空漾的境界，更适于传达出词人哀怨深婉的情思，作者和湘灵的怨愤之情融合了，历史传说与现实生活融合了，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也融合了，情致悠然不尽，辞止而意无穷。

　　全词虽为祭祀潇湘神而作，但却借古代神话湘妃的故事，抒发自己政治受挫和无辜被贬谪的怨愤。作者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个真实与虚幻结合的艺术境界，将远古的传说、战国时代逐臣的哀怨和自己被贬湘地的情思交织起来，融化为一体，赋予这首小词以深邃的政治内涵，显示出真与幻的交织和结合，以环境烘托其哀怨之情，虽似随口吟成，而意境幽远，语言流丽，留给读者无穷回味和遐想的余地。

　　这首词，写都城开封元宵节盛况。开头以节令之变换，点出帝京新春和暖。接着写天气晴朗更使气候宜人．“庆嘉节、当三五”，实写具体的佳节之欢。十五元宵，实际上是灯节，“晴华灯”三句，铺写家家张灯结彩，而赏灯人之众之多，却是暗写，以“罗绮”“香风”代替男女人群。“九陌”“十里”说明其广。“十里”三句，再写灯张挂在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萧鼓”在热闹场中吹打着。美丽的花灯配合着音乐演奏。上片大部分是写元宵的气候、灯景、乐器，而人只是在这环境中以衣锦飘香、若隐若现地浮动着，虚中有实，似少实多，以某些特征而代表全人，而人又是“遍九陌”之多的。

　　下片以“天”接“天”，从“喧天箫鼓”过渡到“渐天如水”，一个“渐”字，拉开了时间的线索。时候不早了，“天如水”，天清而静。“素月当午”，月照正中。人自赏灯来，又转入各自寻觅所欢。“绝缨掷果无数”，用了两个典故，这里说此二艳遇故事，但已非一人之艳遇，而是“无数”之多。“更阑”二句，写景极美，写事动人。“烛影花阴”，明明暗暗，朦朦胧胧，“少年人、往往奇遇”，有多少风流韵事，然而乐而不淫，就此煞住。“太平”二句，推广开来，写当时承平气象。词的最后，对景“争忍独醒归去”，是乐而忘返了。

　　这首词，以铺叙见长，气象渲染，浓淡适宜。写景则时疏时密，用典则结合时宜。人物都是在良辰美景中出现而又活跃着的，呈现出太平景象，结合起来含有欢乐常保的意义。

　　此诗的开篇四句，便直接了当地表现战事，渲染了全国各地被紧张、恐慌的气氛所笼罩着，人们都在惊惧不安。“羽檄”，指上插羽毛的征调军队的文书，表示紧急；“虎符”，是朝廷调兵遣将的凭据，以铜刻作虎形，劈为两半，调兵时需二者验合。说“羽檄”像夜空里的流星一样快速地飞来，可见急上加急；说“虎符”在各州各郡一个个地合着。更见征调之多、频繁不已，边疆告急，形势紧张的情况则不言而喻了。继之“喧呼”一句，紧承前两句诗意，写出催迫应边之状。是谁在“喧呼”呢？诗中并没交代，但不难体会，这里既有传檄人的呼声，也有调兵长官的命令、嘈嘈嚷嚷，一片慌乱，以至连林中的鸟雀在深夜中为之惊动都鸣叫不已，则人之被惊扰不宁可以想见了。这几句诗，尽管没有描写刀光剑影相互拼杀的战斗场面，没有具体叙述官吏随便抓兵拉夫的情景，但却把紧张慌乱形势下，人们的惊恐之状和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和盘托出，起势有力，文辞奇挺，扣人心弦。

　　接着，犹如影、视镜头转换一般，“白日”以下四句诗，又展示了一幅升平安宁的画图。“白日”象征皇帝，“紫救”比喻朝廷；“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为朝臣中官位最高的，故合称“三公”。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按道理说应该把天下治理得清明太平，借用老子的话就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即天下统一、四方安定。这里在颂扬以往承平的景象之中，暗暗谴责了当权者，通过前后鲜明的对照，对于征南诏的发动者策划者给予了讽刺，诗人和广大人民反对不义之战的思想自然地渗透其中，意蕴深刻、耐人寻味。

　　“借问此为何？答言楚征兵”。这两句是对以上诗意的具体说明，意思是：国家原来很安定。现在为什么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呢？这完全是因为南侵而大肆征兵造成的。古时以“楚”泛指南方，“楚征兵”，即征讨南方的军队。这里运用问答的形式，不仅在句式上显得灵活变化，而且在前后意思的构架上也起到了勾联纽结的作用，可谓匠心独运。“渡泸及五月”，这个“泸”指金沙江，古时称“泸水”，相传江边多瘴气，以三、四月间最为厉害，五月以后稍好些，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句。“将赴云南征”，这不仅是诗人的叙述，也表达了士兵的心情，他们听说要渡过泸水，去遥远的云南打仗，心头紧缩，都感到有去无回，很少有生还的希望。写到这里，诗人对统治者这样的穷兵黩武，而不顾惜人民的生命，感到异常愤概，充满不平之气，于是议论道：“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意思是说，他们都是被抓来的百姓，没有经过阵势，是难以上战场的，更何况去边陲之地的云南呢？把李唐王朝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深刻地揭露出来了。

　　从“长号”到“心摧”四句，具体地描写了出征战士被迫离家时的悲惨情景。被抓去充军的人们，临行前和他们的父母、亲人告别，这是生的分离，也是死的作别，彼此号大哭，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直到哭尽了泪水，流出了血水，心肝摧断，两无声息。诗中连用“长号”、“惨”、“泣尽”、“心摧”，充满感情色彩，从听觉视觉上造成强烈效果，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展现了这种生离死别惨绝人寰的悲剧。

　　“困兽”四句，又是议论，以“困兽”、“穷鱼”喻没有战斗力的“怯卒”、以“猛虎”、“奔鲸”喻凶悍强大的敌人。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进行着扩边的战争，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众多的应征士卒，也只能白白地送死，“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葬身于沙场之上，成为统治者进行不义之战的牺牲品。这几句通过形象的比喻，适当的夸饰，对当权者的罪行给予了批判和控诉，也体现出诗人对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闪烁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

　　诗的结末两句，内容上又发展到一个深的层次，进一步地揭示了诗的主旨，表达了个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干”是盾牌，“戚”是大斧，以这两种兵器用在误乐上，表示行德政而不用征伐。“有苗”，古代部族名，传说舜时有苗叛乱，大禹建议用武力去征服他们，舜不同意，于是修明德政，三年以后，他举行了一次操舞盾牌、大斧的演习，有苗氏便归服了。诗人引用这个典故，正是暗讥“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动辄诉诸于武力，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偃武修文、实现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显然这里的意思与“白日”以下四句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相互呼应的。在结构上如此巧妙的安排，前后勾联、浑然一体，亦可见诗人艺术构思上的独到之处。

　　李白诗歌向以浪漫主义著称于世，这首诗在运用传说、夸张及想象方面，虽也体现出来了这些特点，但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的。叙的是实事，写的是实景，抒的是实情，并运用对比、问答手法，将描写、议论、抒情等巧妙地融合起来，达到了精湛的程度，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