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一开头，就以“一粒粟”化为“万颗子”具体而形象的描绘了丰收，用“种”和“收”赞美了农民的劳动。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诗的后两句是说，普天之下，没有荒废不种的土地，劳苦农民，仍然要饿死。
第三句推而广之，描述四海之内，荒地变良田。这和前两句联系起来，便构成了到处硕果累累，遍地丰收的景象。“引满”是为了更有力的“发”。前三句诗人用层层递进的笔法，表现出劳动人民巨大的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就使下文的反结变得更为凝重，更为沉痛。丰收了又怎样呢？“农夫犹饿死”，它不仅使前后内容连贯起来了，也把问题突出出来了。勤劳的农民以他们的双手获得了丰收，而他们自己呢，还是两手空空，惨遭饿死。诗迫使人们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思索：是谁制造了人间悲剧？答案是很清楚的。诗人把这一切放在幕后，让读者去寻找。这就把矛头直指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
第二首诗，第一句“锄禾海当午”，概括的写出农民从事的活动、时间和天气情况。海当午，是指到了中午，太阳当头照着，是一天最热的时候，诗人没有一般地写农民锄禾如何劳累，而是集中写他与第一句“海当午”紧相呼应。这两句的意思是：夏天的中午，农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田里给禾苗锄草松土。由于天气炎热，劳动紧张，农民累得满头大汗，汗水一滴滴落到禾苗下的泥土里。
第三、四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诗人在抒发感慨。盘，盘子，这里指碗。餐，指饭食。皆，都。意思说：有谁知道碗里的饭，一粒一粒都是农民辛苦劳动得来的呀！言外之意，世上的人们，难道不应该珍惜每一粒粮食、尊重农民的劳动吗？
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浅显易懂，但却十分感人，主要原因是借助形象的描述、形象的议论，来揭示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描述，细致写烈海下农民田中锄禾;议论，紧紧围绕人人必需的“盘中餐”。而且，诗的前后联系很紧，顺理成章。没有前面两句的描述，后面两句议论就显得空泛，没有根基，没有力量。反之，没有后面的议论，前面的描述也就还停留在表面，意义也就没有这样深刻了。
这两首小诗在百花竞丽的唐代诗苑，同那些名篇相比算不上精品，但它却流传极广，妇孺皆知，不断地被人们所吟诵、品味，其中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这两首诗所抒写的内容是人们经常接触到的最熟悉的事情。但是，最熟悉不一定真知道，生活中就有许多熟视无睹的情况，如果一旦有人加以点拨，或道明实质，或指出所包含的某种道理，就会觉得很醒目，很清楚，从而加深了认识。这两首小诗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有这一方面的道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个春种秋收的景象大概是人人习见，众人皆知的，然而往往难于像诗人那样去联系社会、阶级而思考一些问题。诗人却想到了，他从“四海无闲田”的大丰收景象里看到“农夫犹饿死”的残酷现实。这一点拨就异常惊人醒目，自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如“盘中餐”，这原是人们天天接触，顿顿必食的，然而并没有谁想到把这粒粒粮食和农民在烈海之下的汗水联系在一起。诗人敏锐地观察到了，并凝聚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这就给人们以启迪，引人去思索其中的道理，从而使那些不知珍惜粮食的人受到深刻的教育。
其次，诗人在阐明上述的内容时，不是空洞抽象地叙说和议论，而是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说明道理，这就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像第一首的前三句，从总体意义来说都是采用了鲜明的形象概括了农民在广大田野里春种秋收等繁重劳动的辛苦。这些辛苦并换来了大量的粮食，该说是可以生活下去的，但最后一句却凌空一转，来了个“农夫犹饿死”的事实。这样，前后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引发读者从对比中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如此就比作者直接把观点告诉读者要深刻有力得多。再如第二首，作者在前两句并没有说农民种田怎样辛苦，庄稼的长成如何不易，只是把农民在烈海之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节作了一番形象的渲染，就使人把这种辛苦和不易品味得更加具体、深刻且真实。所以诗人最后用反问语气道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就很有说服力。尤其是把粒粒粮食比作滴滴汗水，真是体微察细，形象而贴切。
最后，诗的语言通俗、质朴，音节和谐明快，朗朗上口，容易背诵，也是这两首小诗长期在人民中流传的原因。
汉朝宫女王昭君远嫁匈奴单于呼韩邪的故事，因为故事精彩、寓意丰富，自汉代以来就在民间广泛流传，不仅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也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经久不衰的一个创作题材。千百年来，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民间传说，而且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也多得数不清。唐朝大诗人李白的《王昭君二首》，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
公元752、753年（唐天宝十一、二年）间，李白继幽州之行又有一次漠北之行，他离开幽州南下魏郡又沿太行北上，入河玉道，至云中郡，而后北行至单于都护府凭吊昭君墓，写下《王昭君二首》。因为对于昭君出塞，李白满怀惋惜之情，所以诗歌通篇都弥漫着一种伤怀、伤感的气氛。
第一首诗一开头就用一个“月”字，来烘托昭君远嫁匈奴的伤感主题：中原汉家的月亮，那光华跟随着远嫁匈奴的昭君。然而她一踏上通往玉门关的路，就如同去了天涯，永不回归。“月”在这里既代表家乡的月亮，也代表故乡、故国。然而一个小小的玉门关，竟会把这一切无情阻隔。回望家乡那轮圆月，就要在眼前永久消失，这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不能不让人平添几分惆怅。
接着诗人又以“月”字发出忧伤的慨叹：汉家的月亮到了明天又会从玉海升起，但昭君西嫁，却是一去不返。这种别离，让诗人既感到无奈，又感到无望，所以更加重了忧伤的思绪。诗人又提到了燕支山，在诗人看来，匈奴那里的燕支山，终年酷寒，不生草木，只有落雪作花，所以诗人想象，昭君嫁到匈奴，就连曾经倾国倾城的美貌，也憔悴衰老，埋没在黄沙滚滚的塞外。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却是汉代后宫的画师，昭君她生前没有黄金送给后宫的画师，死后也只留下一座青冢，令后人凭吊，扼腕叹息。
关于“枉图画”，有一个传说，昭君曾作为掖庭待诏，被选入汉元帝的后宫。当时其他宫女为了早日博得恩宠，都用黄金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希望把自己画美，被皇上选中。独有王昭君自恃貌美，不愿行贿，所以毛延寿便在她的画像上点上丧夫落泪痣。昭君便被贬入冷宫三年，无缘面君。把昭君所谓的“悲剧”和宫廷画师相联系，尽管有些牵强，却更能加深悲伤的主题。
第二首诗写昭君拂净了马鞍，流着眼泪上马向西而去.。“今日”还是汉朝的宫里人，“明朝”就是匈奴单于的妻妾了。按照丁启阵先生的说法，当诗人到写第二首时，似乎情无以堪，只能勉强完成一首五言绝句，不同于第一首的五联十句。
昭君出塞的故事，历来都被人写作多种主题。李白的这两首诗尽管走的是悲悯伤情路线，读来仍然让人伤怀、感动。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阆州”是说明“地名”，当时阆中人已在被唐玄宗赐为“仙穴山”的灵山祭祖祭神，用大量的白花、白幡挂放于满山、满坡、满树枝，映衬得此山一片片白色而象征“灵山白”。“城东”“城北”，是在介绍相关的地理位置；“灵山、玉台”，是专指具体的地方；“白、碧”，是在以景喻事。这两句叙述了阆中当地的清明祭祀活动之事。
“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两句是针对第一联从现实性出发所记载的阆中当地清明节祭祖活动之盛况。“松浮欲尽”，是指松枝在摇动中“想”把本不属于松树的什么东西摇开。可能把一些由唐代阆中人在清明节有人先挂在松树上的白花（诗中喻为白云）、挂在松树上的青纱（诗中喻为乌云）摇散、摇落，但又有后来人在清明时节陆续再在树枝上挂上白花或青纱，让阆中的灵山与玉台山的松树上在这段时间内，能较长期存在着可拟为白云或乌云的白花和青纱，故而能“不尽云”。接着以唱叹的语气写出江面的盛况。唐代阆州盛大持久的祭祖、祭天、祭神、祭亡灵的活动，因不少仪式是官民共同参与，来自陆路与水路的敬拜者络绎不绝：在山祭山神，在水祭水神，在庙祭祖宗，在宇祭上天；这一因船只在江面涌动、陆上又有吹打弹唱而震得岩体欲崩的群体性民俗活动，能震撼目击者的心灵。
第三联上句“那知根无鬼神会”中“根”与“鬼神”均与清明节的活动有直接关系，与《杜臆》所释“阆中山多仙圣游迹”相符合。下句“已觉气与嵩华敌”的诗意不是在讲阆山的山势能与嵩山和华山的高度相似而可“敌”，而仍然是描写阆山清明祭祖活动的空前盛况与磅礴气势。上句中“那知根”正好与下句“已觉气”成为一问一答的对应；而“无鬼神会”和“与嵩华敌”的描写，也是对应式的自问自答。这就是杜甫以《阆山歌》来记叙阆中清明祭祖盛况之诗歌中所表现来的睿智。
最后，“中原格斗且未归”是表达诗人在参加阆中清明节的祭祖活动中，仍不忘记国家的大事。杜甫一直关注着国家大事，即使他在参加阆中的清明祭祖活动以及写其《阆山歌》之际，仍在牵挂着不稳定的中原局势。此时身在阆州，耳闻目睹阆中人民爱祖爱国的民俗与热情，诗人表明自己也要与阆中人民同忧同思同作同为——“应结茅斋著青壁”。这个结句有几层大意：第一，在叙述与感叹中认为自己不能只是一个清明活动的记录者，也同时应当以行动来表示爱祖爱国；能在自己所居茅屋的墙壁著上表示哀愁的青纱，也是一番衷肠的诉说。第二，诗人从阆中清明祭祀活动中所领会“爱祖爱国民俗”的画境，和他要求一首诗所应达到“篇终接混茫”的诗境是近似的、相通的。第三，篇首的“灵山白”与篇末的“著青壁”，一“白”一“青”，又呈现出“白花与青纱”的对仗。这般前呼后应的诗歌结构，强烈地显现出《阆山歌》写作于清明时节的祭祀文化的风格。
杜甫在阆中的时间虽然不长，创作的诗篇却不少。就创作的速度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高产期。这首《阆山歌》专咏阆山之胜，它与《阆水歌》一起成为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