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道是“苏门六君子”之一。黄庭坚曾赞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他的词纤细平易，如《蝶恋花》：“路转河回寒日暮，连峰不计重回顾。”《南乡子》：“花样腰身宫样立，婷婷，困倚阑干一欠伸。”《菩萨蛮》：“天上隔年期，人间长别离。”都是较有名气的词句。但是，最足以代表他的词风的，则是这首《清平乐》。
这首词描绘秋天景色。上片写晨景，下片写夜晚。
“秋光烛地，帘幕生秋意。”开宗明义，写秋景，“秋光”、“秋意”，一派秋天的气氛。“露叶翻风惊鹊坠，暗落青林红子。”进一步写秋景，含着露水的树叶，由于秋风的吹动，纷纷落下，连树上的鹊雀，也被惊动了。言简意赅，细腻生动，几个字，便勾勒出一个正在落叶的生动画面。“一叶知秋”，作者抓住了这一最有特征性的动态，一下子把秋景写活了。语言、画面、意境，都活灵活现地摆在读者的面前。
“微行声断长廊，熏炉衾换生香。”入夜了，秋天的夜晚是凄凉的：走廊的脚步声没有了；火炉里散发出木柴燃烧后的香气。夜深了，“灭烛却延明月，揽衣先怯微凉。”吹熄了蜡烛，月光却照进屋中；词人感到秋天的凉意，将衣披在身上。
这首词，情意深婉，用语精警，笔力拗峭，颇能代表陈师道的词风。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陈无己所作数十首，号曰语业，妙处如其诗。但用意太深，有时僻涩。”这样的优点与缺点，在这首词中均有所体现。
薛宝琴对自己幼年经历的夸耀和这些怀古诗的总的情调比较低沉是一致的，都曲折地反映出她原先的家庭已经每况愈下了，否则她不会前来投靠贾府。不过，她眼前所过的总还是贵族小姐的奢华生活，她真正悲哀的日子将随着四大家族的没落而到来，那时候她还会再一次走得远远的，而且将以十分感伤的心情来回忆大观园的生活。
这首《怀古绝句·交趾怀古》在小说中的寓意实际上是说贾元春的。头四个字，《红楼梦》脂砚斋版本一律作“铜铸金镛”，这肯定是原文。后人为切合“交趾”、“马援”，改成“铜柱金城”，这样改，以史实说是改对了，从寓意说是改错了，因为作者用“金镛”是为了隐指宫闱。汉代张衡《东京赋》中有“宫悬金镛”的句子；南朝齐武帝则置金钟于景阳宫，令宫人闻钟声而起来梳妆。要宫妃黎明即起，就是为了“振纪纲”。总之，首句与贾元春“册子”中所说的“榴花开处照宫闱”用意相同。“声传海外”句与她所作灯谜中说爆竹如雷，震得人恐妖魔惧一样，都比喻贾元春进封贵妃时的煊赫声势。马援正受皇帝的恩遇而忽然病死于远征途中，这也可以说是“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望家乡，路远山高”。但由于贾元春之死详情莫知，诗末句的隐义也就难以索解了。
《怀古绝句》不是真正的咏史诗，也不是纯粹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制的春灯谜。它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某些鉴赏，并不一定代表作者或小说人物的历史观。
这是描写筵席间歌女表演的词
上片写歌女的静态。她乌黑如云的鬓发梳理整齐，衣服的颜色鲜艳得好像太阳初升时的彩霞。她准备要表演了，欲唱未唱，静静地站立在翠绿色的主席上宛如不知何故下凡的巫山神女。
下片写歌女的动态。表演开始。她的歌声衬着节拍破喉而出，如同对镜高歌的鸾鸟。她的舞姿轻盈曼丽，如同燕子突然飞空时的轻快干脆。霞衣随着舞姿而飞扬。令观看者不禁担心：别让红袖翻过窗户。外面春光正好，柳絮轻柔，不要让她被扬花吸引，离开这里随春风而去！
本词对歌女的描写，动静结合，动静有致。静时待歌凝立。蓄势待发，静中亦含动。动态描写就更加鲜活，极具动感而又传神。对歌女的描写不仅是形容歌女的美丽和歌喉舞姿的美妙，观者的感受也融入其中。她静止时是美的。欲唱未唱令人期待。她动起来更美。歌舞水平的高超令观者惊喜并融入其中。”莫翻”二句极妙。莫是规劝的，希望阻止的，与下文的”怕”相呼应。通过观者紧张而又陶醉的心情，侧面说明了歌女美妙的舞姿。反语赞人，手法绝佳。
长江中春水碧绿，颜色浓得简直可以作为染料，荷叶刚刚长出水面，一个个才有铜钱那么大。诗句写暮春景色，可引用以表现江南春景，或只用作表示暮春时节。以“堪染”表现色彩之浓重，其夸张手法可作借鉴。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