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上似乎有些类似曹植的《名都篇》。首联写天子的狩猎队伍,从皇宫出发经过上林苑到达目的地——闲田。“闲”字至关重要,它说明了天子狩猎不是在良田上举行,不扰民,不害农。二三联写射兔过程,描写了一个热闹紧张的场面,其中“一发遂双连”是直点题目。四联从人、弓两方面描写射猎场景:上句言狡兔,“含霜草”意指霜还未化的清晨时分;“向月弦”,状写弓被拉得极满,如满月,这是借弓称美皇帝的技艺。五联是承上联而来,“欢声”、“喜气”都是对御箭连中双兔的说明,“动寒木”和“满晴天”,极言随从者称颂山呼之声。尾联以议论作结,犹言吾皇实有武技,胜于只在诗篇中空见射猎之事的陈思王曹植。
此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运用了衬托手法。狡兔三窟,兔子其实是一种灵敏矫健的动物,故很难射中,加上为示好生之德,狩猎时要让开一道,更增加了射猎的难度。但尽管如此,天子还是连中了两兔。射中双兔,除了因为有良弓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有百步穿杨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在反衬之下就显得尤为高超了,是对君王射艺的一种称赞。二、尾联含义深刻巧妙。陈思王曹植曾作乐府诗《名都篇》,写洛阳贵族子弟如何耽于斗鸡走马之乐,而无治国忧民之心,中间两度出现“我”字,看似自责,其实是刺世。诗人说“那似陈王意”,就意味着他写这首诗所抱的心情和曹植是不同的,并未对狩猎本事心存讽刺。文治武功向来是封建社会衡量好的君主的两个重要标准,此诗从一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这种观念的影响。
这是一首以乐府体写的寓言诗,表面上是写猛虎危害村民的情景,实际是写社会上某些恶势力的猖獗,启示人们认识现实。全诗比喻贴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
诗的开头,点出猛虎所居,及其大胆妄为之状:“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村行。”猛虎本出入深邃幽暗的山林,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绕村寻衅,比喻恶势力依仗权势,肆意横行。两句发端立意,统领全篇。
接着,步步深入地刻画老虎的凶恶残暴、肆无忌惮之举。“向晚一身当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傍晚之际,猛虎孤身在大路上捕食生灵。这富有启迪性的诗句,可以令读者联想到羽林军的“楼下劫客楼上醉”,宦官们名买实夺的“宫市”,藩镇们的“政由己出”,屠城杀人,以及贪官们的税外“赋敛”羡余,这些都是趁朝廷黯弱之际的“当道”捕食。慑于猛虎的淫威,山中的麋鹿不敢有半点动静,喻指当时社会上一片恐怖,善良的劳动人民只好战战兢兢、忍气吞声地生活。
“年年养子在深谷,雌雄上下不相逐”,也是一种人世社会的借喻。它深刻揭示当时社会的恶势力有着非常深广的社会联系,皇亲国戚,豪门大族,利用封建宗族和裙带关系,结成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统治集团,官官相护,上下勾结,各霸一方,危害百姓。
猛虎施虐为害,受害最深的要算靠近虎穴的山村了:“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家取黄犊。”黄牛是农家的重要生产资料,“取犊”而去,民必不堪。这两句表面是说老虎把爪牙伸向了附近的山庄,把农家的小黄牛咬死、吃掉,实则是写人中之“虎”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残酷手段虐害人民、弄得民不聊生的情形。
五陵年少不敢射,空来林下看行迹。”这两句字面是说,这些猛虎作恶多端,就连那些号称善于骑射、以豪侠自命的人也不敢惹,只是来到林下看看它们的行迹。实际上是讽刺朝廷姑息养奸,为掩人耳目,虚张声势,故作姿态。“空来看行迹”,含有辛辣的嘲讽。
诗人胸中怨悱,不能直言,便以低回要眇之言出之,国事之忧思,隐然蕴于其内。全诗处处写猛虎,句句喻人事;写“虎”能符合虎之特征,寓事能见事之所指,寄思遥深,不言胸中正意,自见无穷感慨。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