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春风把我的船吹到了浯溪岸边,我拄着拐杖上山,细细地读着崖上刻的《中兴碑》。
我一生中有半世都只见到这碑的拓本,今天终于能亲手抚摸着石刻,可怜我双鬓已雪白如丝。
唐明皇没有安定国家的深谋远虑,任由着安禄山,把天下搅得一塌糊涂,无法收拾。
宗庙宫廷都沦陷敌手,明皇凄凉地逃往川西;百官们犹如乌鹊选择良木,纷纷投降伪朝,低声下气。
统率军队,守护国家,这是太子的本分,肃宗匆匆地登上皇帝的宝座,难道不显得过分心急?
平定祸乱本来是很困难的事,能够取得胜利,真是徼天之幸,太上皇终于能跼蹐不安地返回了京师。
从此后他失去了自由,在宫中要看张后的脸色行事,在宫外又要听从李辅国的颐指气使。
他在南内偷安苟活,高力士去后,事势便更加危急。
臣子元结在舂陵上书献策,臣子杜甫在四川,见到杜鹃再次下拜和泪作诗。
可怜世人有谁知道忠臣刻骨的悲痛,只是争相欣赏诗文中优美的文词。
一起看碑的有六七个和尚,还有几位文士相随。
我站在断崖边青苔上,一阵暴雨打来,仿佛要洗去前朝无尽的悲思。
注释
浯溪:在今湖南祁阳县西南五里。
藜:藜杖。
墨《:拓《。
摩挲:抚摸。
苞桑计:比喻牢靠的治国方略。苞桑:亦作“包桑”,根深蒂固的桑树。
九庙:指太庙,古天子庙九室。此代指京城。
乌择栖:指朝臣们另找靠山。
趣:急忙。
大物:国家。
跼蹐:无法舒展的样子。此指玄宗回国都后,受肃宗所制,无法舒展。
张后:肃宗皇后张良娣,与李辅国勾结,干预朝政,牵制玄宗。后被废。
李父:李辅国。颐指挥:用脸部表情来示意指挥。
南内:玄宗自蜀回,住南内兴庆宫,后迁西内软禁。高将军:高力士。
臣结:指元结。元结曾任道州刺史,多次上表言事,并作有《舂陵行》诗,反映民间疾苦。臣甫:杜甫。
琼琚:华美的佩玉。此指文辞华丽。
“同来”二句:据《山谷先生年谱》,这次同游的有进士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等人。
冻雨:暴雨。
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本,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本,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本”,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本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本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
黄庭坚这首诗作于崇宁三年(1104年),前一年,他以“幸灾谤国”的罪名从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昌)贬往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这一年春天,他途经祁县,泛舟浯溪,亲见《中兴颂》石刻,写下这篇名作。
《金菊对芙蓉》,这个词牌华美而清妍。题副是“上元”,由词题看是咏节序。此类诗词是比较难写的,南宋的张炎曾慨叹:“昔人咏节序,不唯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后有刘永济在《词论》中言:“咏节序风物之作‘贵能直写我目、我心此时、此际所得。’”容若这篇则是以咏节为蓄,实乃怀人之想,予景于情,清朗自然,婉转流深,情深意切。
上元佳节,本是团圆欢聚的日子,这更让敏感多情的容若黯然神伤。容若思念着见阳,那个可以互诉衷肠把酒言欢的兄长知己,正身处战火纷飞之中。战地太过凶险,随时将有性命之忧,所以,他那细腻盛烈的心意中之深深牵念如何做的到独善其身呢?纵使再多书信,再多诗词,亦消融不了那一刻他心头凝结的悲凉愁绪。那,便是感人千古的义重如山啊。
这首诗是《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黛玉所作菊花诗。这首诗用拟人化的手法写菊花的梦境,实际上是写黛玉自己梦幻般的情思,带有明显的谶语的意味。诗的第一句写入梦,以下依次写梦境,末后两句承“蛩鸣”“惊回”好梦而道出梦醒时的“幽怨”之槽。咏者一进入梦境,就说是“和云伴月不分明”。那种恍惚不定,依稀难辩的梦中情景,犹如人的命运之不可主宰。次联说的是梦中的追求。“庄生蝶”,指庄周做梦化为蝴蝶翩翩飞舞的故事。这里引来点出“梦”。“陶令”即曾做过彭泽县令的陶潜,他与菊花有着不解之缘。这里借来指所要追寻的知音。
诗的前四句,其中之意,可证诸黛玉的乎生遭遇。林黛玉父母俱丧,寄食于贾府,世身可怜。但是,她的叛逆的思想,却是封建贵族大家庭所绝不能容让的。她怀抱的希望,只能从梦中去寻找,而她所迫寻的梦,又是如此的轻飘模糊,追不到,摸不到。她在“亿旧”即“梦旧”当中,最终也是不能寻得“海上鸥盟”那样的知交好友的。于是林熏玉唱出“登仙非慕庄生蝶”,把“梦”都了结于“逝者登仙界”的最后归宿之中。
诗的后四句写“惊回”“醒时”的情景。“醒时幽怨同谁诉”。黛玉有满肚子的‘幽怨”,她虽然有视为平生知己的宝玉,但是又没有谁可倾诉。黛玉的《咏菊》诗写过“满纸自伶题素怨”,《问菊》更直白地说“孤标傲世偕谁隐”。这样看来,黛玉存有的“幽怨”,那是她孤高的品格不能融合于贾府的鄙俗;而黛玉的这种品格,又是以她的叛逆思想作为基础所形成的。可以这祥说,封建社会的道德思想,对叛逆者的思想行为的压迫和摧残,是造成林黛玉“幽怨”满怀的最根本原因。林黛玉的“幽怨”,即深藏的哀怨之所以找不到诉说之人,想来曹雪芹原著所写,是黛玉还泪未尽“登仙”之时,宝玉已因贾府事败、抄没而遭祸。所以黛玉梦醒时找不到知己倾诉,剩下的却只有“衰草寒烟无限情”的衰败悲凉的肃杀秋情。
《相逢行》一作《相逢狭路间行》,乐府《清调曲》名。也作《长安有狭邪行》。《乐府解题》谓这一曲辞的内容主要写当时富贵人家的奢华排场,含有宣扬之意。第一首诗题下注云:“一云有赠。”有人认为此诗为李白失意于君,托男女以致辞。第二首诗用大写意的旷放手法,勾勒出一种昂扬积极的人格理想。
人们生活在大千世界中,相逢总是免不了的。但是相逢之际有各种各样的情形,或热烈缠绵,或冷漠平淡如路人,或失之交臂,相见恨晚,凡此种种,皆因性格使然。飘逸豪迈的李白自有他独特的性格,与人相见便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如贺知章在长安初见李白便呼为“谪仙人”,立即解金龟换酒相待,可见他的与众不同。
第一首诗就写一种相逢情形。“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李白朝见大唐天子离开皇宫之后,偶然遭遇了一场艳遇。“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谁家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坐着香车缓缓而来。“金鞭遥指谁”,是这个少女在告诉他到哪个地方去。“疑从天上来”,体现了李白的个人喜好,他特别喜欢说“天上来”,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天上来的,看到这个少女也说人家是天上来的。“蹙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是说他们一见钟情,就马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欢乐开怀了,多么香艳的美丽相遇啊。“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是形容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好像云中的月亮,李白最宝贵的东西是月亮,碰到一个心仪的美女,就把她也比作月亮。
但是,这场偶然的艳遇在李白的笔下却显得神秘莫测。“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李白此时突然感到很伤心,不知怎么回事,见了一次后就不能再见面了。“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不用开口就知道心里想什么。“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意谓:为什么一个人苦守空房、孤枕独眠呢?“锦衾与罗帏,缠绵会有时。”让锦衾与罗帏见证,一定有在一起缠绵的机会的。“春风正澹荡,暮雨来何迟。”“春风”代表思春,“暮雨”暗示男女之事。李白是有想法的。“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意思是说:现在我还身强体壮,你也青春美貌,为什么不能巫山云雨呢?“当年失行乐,老去徒伤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旷佳期。”李白最后还说:当年没有及时行乐,老了就会徒感悲伤。既然我们都有柔情蜜意,还是再找个机会一起缠绵吧!这与“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千古名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艳遇诗。李白一生爱女人,这也是他能写出《相逢行》这样的艳遇诗的真正原因。
第二首诗写另一种相逢情形。“相逢红尘内,高揖黄金鞭”,“红尘”,有两个意思,一是指闹市街衢的飞尘,代指都市的繁华。另一个意思是指人世或尘世的纠纷和烦恼,是佛家语,如“看破红尘”。这里李白所选择的当是第一个意思,也就是班固《西京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云烟相连”;徐陵《洛阳道》:“绿柳三春暗,红尘百戏多”,以及刘禹锡诗“紫阳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描绘的是春华时节都市的盛况。在李白的一生中,长安的繁华生活一直是他引以为骄傲的回忆,因为他在最高统治者身边形式上“参政”了,那么毕竟在热闹繁华的都市里能够以一个精神与物质都相对自由的面貌出现,“高揖黄金鞭”不啻是光彩的。曾几何时,玄宗赐酒,高力士脱靴,使得李白引以为荣耀,以为文人价值得到了实现。这比“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境遇无疑要舒心。“黄金鞭”指相当身份的装饰,傅縡诗:“本珍白玉灯,因饰黄金鞭。”在这种场合下很有气度地相逢打招呼,那高贵潇洒的举止,不管是李白的体验或其他所见情形,都传达了诗人昂扬奋发的积极入世与参政意识,所谓“平交诸侯”,“不屈己干人”的思想性格,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对功名富贵的醉心。
至于马鞭,常常是李白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工具象征。如《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十一)“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他的“试借”,豪迈俊逸,出语惊人,盖世英雄式的自我形象跃然纸上,与此诗的“高揖黄金鞭”有精神气质上的相通之处。
“万户垂杨里,君家阿那边”,二句渲染一种环境气氛,似是相逢问候的答语:我就住在杨柳重重繁华热闹的街市里啊。宣扬居处的热闹繁华在于映衬主人的富有和高贵,这情景似直又曲,遮蔽中有开阔,很惬意很自豪。“阿那”即“婀娜”,柔顺美好的样子。诗的结尾在垂柳飘拂,余韵萦绕的柔美画面中为相逢后意趣相投的探访留下想象的空间。
这首诗写相逢的一瞬间,或是诗人的自我写照,或是诗人所见,写的都是一种诗人李白式的精神面貌,是全无隐忧的醇酒美人之外的出仕建功的体貌气质,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种神态的某一次情绪外化的大写意。
这首诗以近散文化的笔法,古朴的语言,直陈其事,主客互相吟诵诗句,一唱一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衷情互诉,洒脱疏放,别具一格。
诗里写了张署的“君歌”和作者的“我歌”。题为“赠张功曹”,却没有以“我歌”作为描写的重点,而是反客为主,把“君歌”作为主要内容,借张署之口,浇诗人胸中之块垒。
诗的前四句描写八月十五日夜主客对饮的环境,如文的小序:碧空无云,清风明月,万籁俱寂。在这样的境界中,两个遭遇相同的朋友不禁举杯痛饮,慷慨悲歌。韩愈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在三十二岁的时候,曾表示过“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他不仅有忧时报国之心,而且有改革政治的才干。公元803年(贞元十九年)天旱民饥,当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和张署,直言劝谏唐德宗减免关中徭赋,触怒权贵,两人同时被贬往南方,韩愈任阳山(今属广东)令,张署任临武(今属湖南)令。直至唐宪宗大赦天下时,他们仍不能回到中央任职。韩愈改官江陵府(今湖北江陵)法曹参军,张署改官江陵府功曹参军。得到改官的消息,韩愈心情很复杂,于是借中秋之夜,对饮赋诗抒怀,并赠给同病相怜的张署。
诗的开头在描写月夜环境之后,用“一杯相属君当歌”一转,引出了张署的悲歌,是全诗的主要部分。诗人先写自己对张署“歌”的感受:说它声音酸楚,言辞悲苦,因而“不能听终泪如雨”,和盘托出二人心境相同,感动极深。
张署的歌,首先叙述了被贬南迁时经受的苦难,山高水阔,路途漫长,蛟龙出没,野兽悲号,地域荒僻,风波险恶。好不容易“十生九死到官所”,而到达贬所更是“幽居默默如藏逃”。接着又写南方偏远之地多毒蛇,“下床”都可畏,出门行走就更不敢了;且有一种蛊药之毒,随时可以制人死命,饮食要非常小心,还有那湿蛰腥臊的“海气”,也令人受不了。这一大段对自然环境的夸张描写,也是诗人当时政治境遇的真实写照。
上面对贬谪生活的描述,情调是感伤而低沉的,下面一转,而以欢欣鼓舞的激情,歌颂大赦令的颁行,文势波澜起伏。唐宪宗即位,大赦天下。诗中写那宣布赦书时的隆隆鼓声,那传送赦书时日行万里的情景,场面的热烈。节奏的欢快,都体现出诗人心情的欢愉。特别是大赦令宣布:“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这当然使韩、张二人感到回京有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写到这里,诗情又一转折,尽管大赦令写得明明白白,但由于“使家”的阻挠,他们仍然不能回朝廷任职。“坎轲只得移荆蛮”,“只得”二字,把那种既心有不满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地是“荆蛮”之地,职又是“判司”一类的小官,卑小到要常受长官“捶楚”的地步。面对这种境况,他们发出了深深的慨叹:“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天路幽险”,政治形势还是相当险恶的。
以上诗人通过张署之歌,倾吐了自己的坎坷不平,心中的郁职,写得形象具体,笔墨酣畅。诗人既已借别人的酒杯浇了自己的块垒,不用再浪费笔墨直接出面抒发自己的感慨了,所以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接一转,写出了自己的议论。仅写了三句:一是写此夜月色最好,照应题目的“八月十五”;二是写命运在天;三是写面对如此良夜应当开怀痛饮。表面看来这三句诗很平淡,实际上却是诗中最着力最精彩之笔。韩愈从切身遭遇中,深深感到宦海浮沉,祸福无常,自己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生由命非由他”,寄寓深沉的感慨,表面上归之于命,实际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八月十五的夜晚,明月如镜,悬在碧空蓝天,不开怀痛饮,就是辜负这美好的月色。再说,借酒浇愁,还可以暂时忘却心头的烦恼。于是情绪由悲伤转向旷达。然而这不过是故作旷达而已。寥寥数语,似淡实浓,言近旨远,在欲说还休的背后,别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深意。从感情上说,由贬谪的悲伤到大赦的喜悦,又由喜悦坠入迁移“荆蛮”的怨愤,最后在无可奈何中故做旷达。抑扬开阖,转折变化,章法波澜曲折,有一唱三叹之妙。全诗换韵很多,韵脚灵活,音节起伏变化,很好地表现了感情的发展变化,使诗歌既雄浑恣肆又宛转流畅。从结构上说,首与尾用酒和明月先后照应,轻灵简炼,使结构完整,也加深了意境的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