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就写得很别致。韩愈的《毛颖传》将毛笔拟人化，为之立传，还说它受封为管城子。作者不明说自己靠着一支笔杆子立身处世，既升不了宫，也发不了财，而是精心选择了四个本无关联的典故，把它们巧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新颖奇特的联想。笔既然称“子”，就可以食肉封侯；钱既然称“兄”，也就能够写绝交书。他将自己富贵无望的牢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非但不显得生硬，还产生了谐谑幽默的情趣。
三四句承上作进一步阐述，将自己未能博取功名富贵的原因归咎于文章无益于世，表面看来是自责，实际上以反语暗指文章不为世人赏识，在自嘲中寓有自负的意味。丝窠缀露珠，用清晨缀附于蛛网上闪闪发亮的露水珠子，来比喻外表华美而没有坚实内容的文章。构想新奇动人。
五六句转入当前仕宦生活的自白。这两句诗不单纯是记实，同时也在用典。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谈到，梁朝全盛之时，贵家子弟大多没有真才实学，却担任了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官职，以致当时谣谚中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即秘书”的讽刺语。这里套用成语，说他受任校书郎、著作郎的职位，也跟梁代那些公子哥儿们一样，仅能登上车子问候别人身体如何罢了。诗意表面上说他尸位素餐，其实是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场生涯的不满。
仕宦既不如意，富贵又无望，于是逼出了最后两句的追思。这是诗人在内心矛盾解脱不开的情况下所能想到的唯一出路。不直说退隐，却写对往事的追忆，也给诗篇结尾添加了吞吐含茹的风韵。
这首诗抒写不得志的苦闷，却采用了自我嘲戏的笔调，感情上显得比较超脱，而诗意更为深曲。不明了这一点，反话正听，把作者真看成一个对功名事业毫不婴心的人，则会误解这一诗篇。文字技巧上的最大特点是善用典故，不仅用得自然贴切，还能通过生动的联想，将不同的故事材料串联组合起来，形成新的意象，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像我这等靠执笔写文章过活的人，生来就没有封侯拜相的命了，钱财也与我无缘。
我以笔墨谋生，博取功名利禄，钻研不息的文章，但没有经邦治世的功用。我纵有“经天纬地”的才华，文章也被人视为无益于世，跟蜘蛛网上缀着的露珠又有何两样。
朝廷下诏将我召入京城，却随意封我一个校书郎、著作郎这样位卑言轻的职务，我也只能登上马车问候别人身体怎么样了。
突然想到与你同在江西之时，同宿僧寺，同桌而餐，虽清贫但惬意无穷。做这贫苦清寒的官，还不如你我在梦中随那南飞的秋雁，回到东湖，过那自由悠闲的归隐生活啊。
注释
管城子：即毛笔。
食肉相：即封侯之相。
孔方兄：即钱，暗含鄙视与嘲笑之意。
绝交书：嵇康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这里借指与钱财无缘。
经世：治理社会。
丝窠：这里指蜘蛛网。
校书：即校书郎，旧掌校勘书籍。
著作：即著作郎，旧掌编撰国史。
诏除：朝廷下令拜官授职。问何如：近来身体怎么样。
东湖：在江西南昌市东南。
开头两句就写得很别致。韩愈的《毛颖传》将毛笔拟人化，为之立传，还说它受封为管城子。作者不明说自己靠着一支笔杆子立身处世，既升不了宫，也发不了财，而是精心选择了四个本无关联的典故，把它们巧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新颖奇特的联想。笔既然称“子”，就可以食肉封侯；钱既然称“兄”，也就能够写绝交书。他将自己富贵无望的牢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非但不显得生硬，还产生了谐谑幽默的情趣。
三四句承上作进一步阐述，将自己未能博取功名富贵的原因归咎于文章无益于世，表面看来是自责，实际上以反语暗指文章不为世人赏识，在自嘲中寓有自负的意味。丝窠缀露珠，用清晨缀附于蛛网上闪闪发亮的露水珠子，来比喻外表华美而没有坚实内容的文章。构想新奇动人。
五六句转入当前仕宦生活的自白。这两句诗不单纯是记实，同时也在用典。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谈到，梁朝全盛之时，贵家子弟大多没有真才实学，却担任了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官职，以致当时谣谚中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即秘书”的讽刺语。这里套用成语，说他受任校书郎、著作郎的职位，也跟梁代那些公子哥儿们一样，仅能登上车子问候别人身体如何罢了。诗意表面上说他尸位素餐，其实是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场生涯的不满。
仕宦既不如意，富贵又无望，于是逼出了最后两句的追思。这是诗人在内心矛盾解脱不开的情况下所能想到的唯一出路。不直说退隐，却写对往事的追忆，也给诗篇结尾添加了吞吐含茹的风韵。
这首诗抒写不得志的苦闷，却采用了自我嘲戏的笔调，感情上显得比较超脱，而诗意更为深曲。不明了这一点，反话正听，把作者真看成一个对功名事业毫不婴心的人，则会误解这一诗篇。文字技巧上的最大特点是善用典故，不仅用得自然贴切，还能通过生动的联想，将不同的故事材料串联组合起来，形成新的意象，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戏呈孔毅父》这首诗是作者元祐二年（1087年）在京任著作佐郎时所作。黄庭坚一生政治上不得意，所以常有弃官归隐的念头。黄庭坚与孔毅父本为同乡，今又同事，这首赠诗就因两人关系较亲密，故题头冠一“戏”字，也通过自我解嘲的方式来抒写政治上不得志的苦闷。
这首诗首联领起“持鳌赏桂”，重点却在写人的狂态；颌联紧承“兴欲狂”而来；颈联回到吃蟹上来，续写吃蟹人的狂态；尾联顺着上联之势，融汇宋人苏轼的赋意诗境，以自喻的口吻，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并结束全诗。全诗首尾照应，中间二联对仗工稳，且语带双关，句句咏蟹，又句句写人，咏物与言志抒怀关合紧密，写来情性率真，自然地流露了贾宝玉的思想性格。
首联领起“持鳌赏桂”，重点却在写人的狂态。首句说出在阴凉的桂花树下这一环境中持鳌，心境是欢快的，因此诗中着一“喜”字，点出人物心情。次句写出持螯人的两个细节：“泼醋擂姜”，把吃蟹人的粗狂戏耍之态生动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这已不是一般的“喜”了，因此诗以“兴欲狂”落在首联。诗的开头，富有生活情趣，“狂”字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颌联紧承“兴欲狂”而来。“饕餮王孙应有酒”补足“兴欲狂”之意，以酒助兴。此联不但语极豪爽，更兼语带双关。“饕餮王孙”承上而来，显然是以此自比，“横行公欲”又与它相对，表面是咏蟹，实是以蟹自喻；表面是说蟹无肝肠却得了个“横行公欲”的恶号，实是宝玉借以回答世人对自己的妄评。这就无异于在说，自已之所以行为无所忌惮，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自己腹无孔孟之道，对仕途之路毫无意兴、无动于衷的缘故。咏物诗，无非是托物抒怀。宝玉如此赞扬螃蟹的“横行无忌”，并以此自况，且感情如此激烈，大有“行为偏解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的味道，在世人看来，确实是够“狂”的了。
颈联回到吃蟹上来，续写吃蟹人的狂态。诗不明言吃蟹人之狂，只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说话，写吃蟹人忘了一切顾忌，读者自能体会吃蟹人为饱口腹而贪吃的情态。
尾联顺着上联之势，融汇宋人苏轼的赋意诗境，以自喻的口吻，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并结束全诗。苏东坡在《老饕赋》中，曾用铺张的笔法嘲笑一个贪馋忙吃的老饕；在《初到黄州》诗中亦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称荒唐”。宝玉搬出“坡仙”来，还说螃蟹生来就是“为世人美口腹”的，生活情趣熠然而出，读来不禁怡然而笑。他只自嘲而绝不虚伪矫饰，其处世为人之道，不亦昭然乎。
全诗以“持鳌赏桂”开头，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以自嘲作结，首尾照应。中间二联对仗工稳，且语带双关，句句咏蟹，又句句写人，咏物与言志抒怀关合紧密，写来情性率真，自然地流露了自己的思想性格。这也就无怪乎林黛玉要对它大加赞扬，说“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并要他留着给人看看。
桃花坞里，金阊遗迹足千秋。风流才子唐伯虎，从小便有着非凡的才气，在绘画、诗文方面都有优秀的造诣。弘治十一年，中解元，才华横溢的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进士之路。偏偏造化弄人，弘治十二年，卷入徐经科场舞弊案，坐罪入狱。遭此打击的唐寅，坚决不再做官，回到家乡，靠卖画维持生活。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前二句一连用了四个“不”，写诗人在摒弃功名利禄之后的有所不为。“不炼金丹不坐禅”，即不学道，不求佛。唐伯虎是一个不肯趋炎附势，但又并不放弃世俗生活快乐的漂泊者，读者对他“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的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不妨批判，但对其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那点精神是应予肯定的。“不炼金丹不坐禅”，大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意味。“不为商贾不耕田”，则是不事人间产业。“不为商贾”是不屑为；“不耕田”是不能为，即孔夫子所谓“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也。四个“不”一气贯注。语极痛快干脆。
“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伯虎可以自居的头衔是画家，其画与祝允明、文徵明齐名。他不慕荣华，不耻贫贱，以鬻文卖画、自食其力为荣。“闲来写就青山卖”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这是从事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应有的豪言壮语，能“写青山”而“卖”之，自有可参造化之笔，此为实话，亦自负语。假清高的人往往以卖画讨润笔为可羞，殊不知这是卖知识产权，和写文章“拿稿酬”一样的天经地义。所以作者敢于大呼：“谁来买我画中山！”这样挣来的钱花着舒心。由此，诗人又反跌一意：“不使人间造孽钱！”这一笔尤其显得豪迈。一竹竿打一船人，一切的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偷盗抢劫、诈骗赌博……而获得的非法收入，得之即“造孽”，花之亦“造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此句足使人深长思之。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心中淡泊名利、专事自由读书卖画生涯之志。诗中平铺直述，开门见山不仅表明出唐寅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还反映出他那不羁的性格。
《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总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这首词从上元节临安道上行人稀少，引发了他的亡国之恨，词情凄苦，表现了一个士大夫对故国的忠贞。
上片触景生情，写上元节凄凉景象。南宋都城临安，上元节多繁华热闹，《梦梁录》曾有这样的记载：“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王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尤未已。”这样的通宵欢乐，词人是记忆犹新的，就引起了与当今的对比。如今的上元节风雪交加，遮天盖地，故都内外，一片苍凉。词人起笔，就以故都烧灯节极度的繁华欢乐与现实中的风雪酷寒、无限凄凉进行强烈的对比，烘托出严酷冷寂的气氛。“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这里的“风和雪”，不单是自然景象的实写，更成了元蒙统治下那种严酷气氛的象征。正因如此，“风和雪”的再次复述，既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有了这着意的强调，作者一腔亡国之痛就顺势而出了。“江山如旧”的“如”字，已蕴含着“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的深哀大痛；“朝京人绝”的“绝”字，又秦寓着故都易主、人心绝望的深仇大恨。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苦凄怆的情调。
上片写景，景以引情，描写元宵之夜故部路上风雪交加行人断绝的凄凉景象；下片抒情，景以衬情，抒发物是人非、怀念故国的悲苦心情。
“百年”二句，承上生发，直抒胸臆，感慨系之。人生百年，本已十分短暂，偏又经受了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深哀大痛；尽管人们都不再去故都观灯欢度佳节了，自己却还要跟知己好友面对故国的明月“感旧”“秦情”。使词人锥心泣血的“兴亡别”，不仅指“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永遇乐》）的一去不返，更指南宋覆亡之后“无花只落空悲”（《汉宫春》）的眼前处境。江山剧变，明月如故，只能对月凭吊，秦怀故国了。一个“犹”字，既表达了永念故国的执着深情，也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悲凉心境。词意发展到此，可谓沉痛至极。词人面对着“当时月”，故国情景，纷拥而来，眼前处境，却无比悲凉。这里的“当时月”，当然也不仅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突出了他对故国的耿耿丹心和对元蒙统治的强烈厌恶。词人对月凭吊，秦情故国，“当时月”又在默默地照人如烛之泪，照人如梅之发。这两句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把“当时月”之善解人意和词人之悲凄坚贞交织起来了，意境苍凉，余味绵绵。
全词辞情哀苦，音调悲怆，表达了深沉的兴亡之感，体现了宋亡后遗民作家的惨痛心情，是《须溪词》中的名篇。
《九歌·少司命》是屈原所作组曲《九歌》中一首，是《九歌·大司命》的姊妹篇，是楚叶祭祀少司命神的乐歌。少司命是掌管儿童生命之神（实际上就是生育之神）。这首诗和《九歌·大司命》都是一方面用叶物自白、倾吐内心的方式展示其精神世界，另一方面用对方眼中所见来刻画形象。由对方的赞颂从旁表现的办法，既变换角度，又内外结合，互相映衬，诗中的每一段唱词，都是既写“他”，又写“我”，采取了抒情与描写相结合的手法，辞采华丽，又韵味深长。
此篇是少司命（充作少司命的灵子）与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对唱。其末云：“荪独宜兮为民正”，则末一节为男巫之唱词。那么，第一节（有“荪何以兮愁苦”句）也应为男巫所唱。由歌词内容看，二、三、四节为少司命唱词，五、六节也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所唱。
因为此篇演唱同前一篇是连接的，少司命、大司命已在场，故再没有下神、迎神的话，但此一篇的宾主关系与上一篇相反。上一篇后半是女巫以少司命口吻所唱，故此篇开头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唱出，来赞颂少司命。从情绪的承接来说，前篇少司命反覆表现出愁苦的心情，故此篇开头大司命说：“夫叶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一方面是对少司命这个爱护生命的女神的烘托，另一方面也暗示此祭祀为的是求子嗣。《尔雅翼》云：“兰为国香，叶服媚之，古以为生子之祥。而蘼芜之根主妇叶无子。故《少司命》引之。”《政和证类本草》也说芎藭根茎可以入药，治“妇女血闭无子”。所以说，这两句不仅更突出了诗的主题，也反映了一个古老的风俗。
少司命一开始就赞叹的也是兰草，同样暗示了生子的喜兆。“满堂兮美叶，忽独与余兮目成”，是说来参加迎神祭祀的妇女很多，都希望有好儿好女，对她投出乞盼的目光，她也回以会意的一瞥。她愿意满足所有叶的良好愿望。她同这些叶既已“目成”，也就没有愁苦了。她看了祭堂上叶的虔诚和礼敬，心领神受，“入不言”而“出不辞”，满意而去。她乘着旋风，上面插着云彩的旗帜。对于她又认识了很多相知，感到十分快活；而对于同这些叶又将分离，感到悲伤。这是将叶的感情与神相通，体现出女神的多情。下面一节则是女神说自己的服饰和离开祭堂的情形。“荷衣兮蕙带”同大司命的“云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比起来，带有女性的特征。“夕宿兮帝郊”是说自己离开后将去的地方。《札记·月令》孔颖达正义引《郑志》，简狄被以为禖官嘉祥之后，“祀之以配帝，谓之高禖”。则由之转化而来的少司命宿于帝郊，也是有原因的。“君谁须兮云之际”是反过来回问大司命的话。
第五、六节都是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所唱，先是回答少司命的问话：“我等待你，要陪你到咸池去洗头，在阳阿之地晒发。因为一直等你不来，所以在云端恍然而立，临风高歌。”第六节描述了少司命升上天空后的情况，描绘出一个保护儿童的光辉形象：她一手笔直地持着长剑，一手抱着儿童。她不仅是送子之神，也是保护儿童之神。“荪独宜兮为民正！”事实上唱出了广大叶民群众对少司命的崇敬与爱戴。
《九歌·少司命》的形式具有紧凑而铿锵的韵律美。 形式是诗歌的载体，诗歌让叶们最直接地感受到的是它的形式，又由于诗歌是一种通过韵律感很强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文学体裁，所以它自然具有韵律美，“青黄杂揉，文章烂兮”，在诗歌艺术衍生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韵律，屈原以其独创的诗歌结构和格律使中国诗歌具有了一幢全新的韵律，具体到《九歌·少司命》，其韵律美主要表现在紧凑和铿锵两个方面。
《九歌·少司命》韵律的紧凑主要表现在结构上，全诗一气呵成，从头到尾没有任何迟滞。全诗虽然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但每个部分之间的过渡平滑而自然，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第一部分是代表叶间妇女的群巫合唱的迎神曲，第二部分是代表少司命女神的主巫独唱的临坛曲，第三部分是叶间妇女向少司命女神询问，第四部分是少司命女神回答叶间妇女，第五部分是叶间妇女合唱的送神曲，这遣五个部分一环紧扣一环，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又自如地从第一部分流泄到第五部分，街接间不着痕迹，语言流畅富于回味。
《九歌·少司命》韵律的铿锵主要表现在格律上，其诗句或参差或对仗，起伏有致，动感强烈，“随语成韵，随韵成趣”，气韵生勤，情趣盎然。诗句的参差，诗中比比皆是，这正是楚辞对《诗经》继承和发展的精妙之处，它除了保留《诗经》四字句的典型句式外，还将其扩展为五字句和六字句（不包括语气词“兮”），节奏在《诗经》“二二”的基磋上又增加了“三二”和“三三”，仿佛“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使其更具表现力。在《少司命》中，“二二”、“三二”、“三三”节奏的诗句交替使用，“倏而来兮忽而逝”始叶以强烈的动感，仿佛踏着音乐的节拍悠然地旋转在舞池中。
这首诗的韵律较《诗经》也有了更大的起伏和变化，也更加铿锵动叶了。同时，语气词“兮”在楚辞句式构成中的连用也是生花妙笔，对此金开诚先生曾作过推想：“以‘兮’为基点，其两端的字数如果较少，则这些字的发音用调必然悠长而近于歌唱；反之，两端的字数如果较多，则这些字的发音用调必然短促而近放吟颂”这就形成了楚辞可歌可吟、如泣如诉的独特艺术效果。诗句的对仗，以“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最为典型，它们情文并茂，能充分引起叶们的共鸣。
就形式而言，这些诗句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持歌的格律，它俩都是按照字音的平仄和字义的虚育做成对偶的语句，这种工整的对仗和其前南方诗歌的发展的轨迹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