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文章第一段交代了写《醒心亭记》的有关背景及写“记”之缘由。在介绍“醒心亭”之前,作者先介绍了“丰乐”亭。“滁州之西南”,示方位;“泉水之涯”,写环境;“欧阳公作州之二年”,记构亭时间:文笔交代简洁。作者所以写丰乐亭,用意在于以丰乐亭作背景,一方面引出醒心亭的位置,丰乐亭往东几百步的高山上;一方面交代了“醒心亭”的环境。写“丰乐亭”就是在描绘“醒心亭”的画面背景。作者行文纤徐曲折,不开门见山,直至段尾才开始点题。这并未使人感到烦琐,而是使画面更加丰满。
文章第二段写醒心亭之胜。作者以“饮”和“望”两字,概括区分了“丰乐”、“醒心”二亭不同的用途:前者用于饮酒,后者用于览胜。一个“望”字,总领景致之叙:群山相环,云烟弥漫,旷野无垠,草木茂密,泉水清冽,山岩峻秀。作者所以写“望”中之景,是为了引出“望”中的感受:耳目一新,心中畅然清爽,从而点明醒心亭所以名“醒心”的原因,并进一步指明“醒心”一词的出处及典故。按韩退之诗《北湖》关于“醒心”句的一首是:“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这一引证,也曲折地反映着欧阳修这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于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的推崇。韩愈擅古文,并非以诗称擅者,《北湖》又非韩愈有名的文章,而欧阳公熟知,可见韩愈诗文之被推重。结句“取乐于山泉”,总结了建亭的心旨,为下文议论的生发作了铺垫,既有“总上”之功,又是“启下”之设。
文章第三段的议论,文眼在“乐”字上。承上段“取乐于山泉”,引出“公之乐,吾能言之”,这句总领全段,来说明欧阳修之“乐”的内涵。第三段有两处璧瑕:其一是,曾巩把“夷狄乌兽草木”,列在一起。反映出了他的“大汉族”的封建正统意识,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其二是,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失实的。虽然,这是当时文章通行的一种时代局限,但毕竟是白璧之瑕。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种移情只不过是在被贬蒙诬中,表现了一种旷达的情志而已。滁州是个小州,无从施展抱负,只好纵山水之情罢了。
文章第四段文眼在“难得”二字,“几百年才能有这相的”,写欧阳修之贤难得。现在的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但百年、千年之后,人们一定会确认这个问题。蕴含的意思是:历史自有公论。欧阳修以流言攻讦被贬到滁州,身被非誉之名,且有涉罪之嫌,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者,曾巩的“公之贤”难遇”说,既是殉流言的反击,也是对欧阳修的声援。当世人不能理解欧阳修,后世人自垫有公论。这是曾巩的一段曲笔。
这是宋代诗人苏轼的一首下元诗。 下元,又称“下元节”“下元日”,为每年农历十月十五这一日,与正月十五“上元日”,七月十五“中元节”,同为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十月十五日,又逢一个月圆之夜,观月正当时,诗人与同僚好友一起登上徐州黄楼。此黄楼,为苏轼担任徐州太守时,率领民众治水成功后所建。楼成之时,诗人心情极为畅快,遂作此诗以记之。
比起中秋时节的好天气,下元日的天气也并没什么不同;无需用红纱灯照着坐位的旁边。这是写“下元之天气”,从侧面描写“下元月明”。用“不用红纱”,反衬“明月皎洁”真匠心别运,巧妙至极。此处化用了唐人诗句“接日红霞照座隅”之诗境。
远远望去,高山之下,白云冉冉,就像横铺的一条白色丝绢;俯瞰楼下,水中倒映一轮明月,就宛如横卧的一幅浮图画卷。这是写“下元之佳景”,从正面描写“下元月明”。水中浮图是明月,清景已然在镜中。此处或亦联想到唐人元稹“浮图诗”,“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早霞”之诗境。
扁舟短棹,尚未备妥,归去三峡,尚待时日;然已约轻舟,泛舟五湖,可拟当下。这是写“下元之志趣”。颇有李商隐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之高洁志向。值得一提的是,此句并非虚写,不久秦少游也来徐州拜师,同登黄楼,并写下《黄楼赋》,且与苏轼相约一同前往江浙游玩。
借问诸位,今日登临,风景绝佳;可是,明年今日,谁还会忆起,我这位太守呢?这是写“下元之感叹”。“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光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谁能预料明年今日会怎样呢?事实上,此时距离“乌台诗案”已经很近了。幸福的诗人毫无察觉,只是将最美的诗歌,献给了这座楼,献给了朋友,也献给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