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沧浪指苏州沧浪亭，在州学之南。这首《古香慢》是吴梦窗的一首咏物词，所咏之物即为沧浪亭的桂。从词风和内容看。此词大约写于公元1243年（宋理宗淳祐三年），反映的是词人面临南宋衰亡的哀感。
此词写于重阳节前，一开始就写秋气萧瑟。“怨娥坠柳，离佩摇葓，霜讯南圃。”以景物起兴，以“霜”点时节，引入本题。写背景，用的是半拟人化手法。“怨娥”指柳叶，柳叶像愁眉不展的怨女一样从枝头坠落。“离佩”指水葓即红蓼的红色花穗分披。像分开的玉佩一样，摇荡着红蓼。然后归结到秋霜已来问讯南圃，意指秋天到了。“讯”也是拟人化的字眼。
词随后写“漫忆桥扉，倚竹袖寒日暮”，就是用拟人手法写桂。词人看到桂，引起无限遐思，漫想是佳人薄袖凌寒，日暮倚竹。“桥扉”即小桥通往宅院的门。下二句另作别想：“还问月中游，梦飞过、金风翠羽。”问是问桂，疑是梦游月宫时，有金风吹来、翠鸟飞过、似曾相识的桂树。到此就点出了沧浪亭桥头的桂树。时间已近傍晚，上片最后二句“把残云剩水万顷，暗薰冷麝凄苦”，又转笔到桂花的现实处境来。日晚云残，天寒水浅，桂树只把周围云水以自己的冷香薰射，内心含着莫乎名状的凄凉悲苦。从第一句起，直到写桂，中间比拟佳人，设想月桂，是顿挫之处，寓有今昔不同之感。写杨柳红蓼及桂树与修竹、云水相依的地方、则完全是体现沧浪亭一片寂寞无主的悲凉，其悲哀远过于“庭草无人随意绿”、“空梁落燕泥”。
下阕，便紧接着“无主”写沧浪亭的情境，再转到看桂上。“渐浩渺、凌山高处。秋澹无光，残照谁主。”一片寒波渺茫，是登上山之高处所见，然后明写词人的感想：沧浪亭的一片冷落淡漠的秋色，这斜阳秋树的主人是谁呢？后一句分明是寄托了濒于危亡、国事无人管的沉痛，这种境界，不仅仅是韩王已死，园林无主的一般诉说。随后又转入本题，再用拟人化手法写桂：“露粟侵肌，夜约羽林轻误。”这里借用《飞燕外传》“飞燕通邻羽林射鸟者，……雪夜期射鸟者于舍旁，飞燕露立，闭息顺气，体温舒，无疹粟（毛孔不起粟）”的故事，却一反其本意，因为桂的花象积聚在一起的金粟，所以说露下侵肌生粟，是入夜约会过羽林郎而被他轻率误期的缘故。这一笔从寂寞无主境况中宕开，写眼中的桂花，用笔很美。然而又陡转入更深一步的悲惜。下二句“翦碎惜秋心，更肠断、珠尘藓路”，因桂花小蕊，故言“碎”，又以“翦碎”为言，似乎桂花之所以是小蕊，乃惜秋而心碎之故。此二句极见词心之细。最后写：“怕重阳，又催近、满城风雨。”用宋人潘大临“满城风雨近重阳”句意，但语言颠倒错置，说：怕重阳将近，又催得满城风雨。这是紧逼一步的写法，句意重点落在随后的“满城风雨”四个字上。不但桂花正纷纷落下，而且葬花天气一来，桂花将不可收拾。但他又不明白写出，只做含蓄的示意，以淡淡的哀愁寄寓苍凉的感慨。
吴梦窗这首词字眼用得美而生动，层次亦极分明，上下阙一开始都是先横写境，然后纵写桂。上阙发挥了自己充分的想象力，用拟人手法写出了桂的美，然而处境凄凉，又写出其与修竹云水相依的寂寞。下阙写残照无主，一片荒凉，再转用拟人法写桂的寂寞无主，在悲寂无廖之中孤独地凋谢了。词中处处有令人感到内心沉痛的情感显现，真是极精之品。
这首词从字面看，是描写一女子对她游荡在外的丈夫久久不归既埋怨又难以割舍的缠绵感情。从一开头的“行云何处去”到最后的“梦里无寻处”，女主人公的情感始终在怨嗟与期待、苦闷与寻觅的交织中徘徊。作为一首优秀的闺情词，由于抒情的深刻与典型，往往容易唤起人们更广泛的联想，因而这首词中所抒发的“忠厚缠绵”之情，似乎也概括了更广泛的人生体验。
词写闺怨。上片以飘荡不归的行云，比作浪子。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这三句是闺中少妇的幽怨之词，表现出她对情郎的惦念。这里以“行云”比喻在外四处游荡的情郎，非常形象贴切。“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春将暮”字面上是指春光将尽，亦指女子的美好年华将逝，这两句为女子的自问自答之词，充满无穷悲叹：美好的春光将要逝去了，而情郎却仍不见归来。
“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百草千花”，用辞也典丽双关，暗中包括那些招蜂引蝶的女人，颇带鄙薄意识。“香车”，代丈夫的行踪。车子停在谁家树下，意指丈夫在谁处冶游。这样写，既切合女主人公倚楼眺望的情景，又形象鲜明，情思宛转，耐人反复寻味。
下片则写闺中少妇的孤独与凄苦，她眼含泪水，倚立楼头，不免如痴如呆，独自念念叨叨。
“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她想到自己的丈夫在外纵行放荡，心中是多么的悲伤呀。“泪眼”写其忧伤；“倚楼”写她对丈夫的盼望；“频独语”三字，把女主人公那种伤心欲狂的精神状态清晰地刻画出来。“双燕”两句是她的询问，她频频问那归来的双燕是否见到自己的夫君。燕子无情，怎听得懂她的言语，这一问极写女主人公之痴。
“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问燕燕无语，这令她多么惆怅，多么悲痛，心中那春愁顿时如柳絮一般，凌乱无序。这里词人以柳絮喻愁，将无形之愁具体化，极写其纷乱。“悠悠梦里无寻处”，既然他不归，她又那般惦念着他，那么便到梦里将他寻觅吧，但梦却那般悠长，令她茫然而不得寻觅。这最后两句写得千回百转，情意缠绵，形象地表达了女主人公的哀怨与痴情。
这首词连用了三个问句：“几日行云何处去？”“香车系在谁家树？”“双燕飞来，陌上相逢否？”一次比一次问得更迫切，从而描绘出女主人公越到后来越濒近绝望的心情。这是一种层层加码式的手法。双燕尚懂得归来而人却不知，离愁被春光撩拨得像悠悠扬扬的柳絮，漫天飞舞，使你在梦里也觅不到踪迹。作者以轻灵缥缈之笔写朦胧梦境，怨而不怒，蕴藉深婉，可谓别开新境。
这首咏柳花的词曾被苏轼赞为妙绝，但词史上，人们多赞赏东坡的和柳花词，而对这首原作却颇多微词。实际上，这首词清丽和婉，不失为词中精品。
首句“燕忙莺懒芳残”开篇点题，写燕忙于营巢，莺懒于啼唱，繁花纷纷凋残，表明季节已是暮春：“堤上”，指明地点：“柳花飘坠”，点明主题。
破题之后，用“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紧接上句，把柳花飘坠的形状作了一番渲染。它为下文铺叙，起了蓄势的作用。韩愈《晚春》诗云：“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意思是说：“杨花和榆荚一无才华，二不工心计；不肯争芳斗艳，开不出千红万絮的花。韩愈表面上是贬杨花，实际上却暗寓自己的形象，称许它洁白、洒脱和不事奔竞。章楶用这个典故，自然也包含这层意思。
“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写到此，词人竟把柳花虚拟成一群天真无邪、爱嬉闹的孩子，悠闲地趁着春天的游丝，象荡秋千似地悄悄进入了深邃的庭院。春日渐长，而庭院门却整天闭着。柳花活似好奇的孩子一样，想探个究竟。这样，就把柳花的形象写活了。
“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柳花紧挨着珠箔做的窗帘散开，缓缓地想下到闺房里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旋风吹起来。这几句深得南宋黄升和魏关之的欣赏。黄升说它“形容居”（《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评）；魏庆之说它“曲尽杨花妙处”，甚至认为苏轼的和词也“恐未能及”（《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当然，把这首词评苏轼和词之上是未免偏爱太过；但说它刻画之工不同寻常，那是确实不假。这几句除了刻画出柳花的轻盈体态外，还把它拟人化了，赋予它以“栩栩如生”的神情，真正做到了形神俱似。
下片改从“玉人”方面写：“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唐圭璋等《唐宋词选注》称此词为“闺怨词”，估计就是从这里着眼的。到这里，“玉人”已成为词中的女主人公，柳花反退居到陪衬的地位上了。但通篇自始至终不曾离开柳花的形象着笔，下片无非是再通过闺中少妇的心眼，进一步摹写柳花的形神罢了。柳花终于钻入了闺房，粘少妇的春衣上。少妇的绣花床很快被落絮堆满，柳花象无数香球似地飞滚着，一会儿圆，一会儿又破碎了。这段描写，不仅把柳花写得神情酷肖，同时也把少妇惝恍迷离的内心世界显现出来。柳花少妇的心目中竟变成了轻薄子弟，千方沾惹，万般追逐，乍合乍离，反覆无常。
“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这几句既着意形容柳花飘空坠水时为蜂儿和鱼所贪爱，又反衬幽闺少妇的孤寂无欢。“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借两个典故，既状写柳花飘坠似泪花，又刻画少妇望不见正“章台走马”的游冶郎时的痛苦心情。唐崔颢《渭城少年行》：“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即其一例。至于柳与章台的关系，较早见于南朝梁诗人费昶《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杨柳何时归，袅袅复依依，已映章台陌，复扫长门扉。”唐代传奇《柳氏传》又有“章台柳”故事。
这首词若有不足，当是上下片主题不一，从而造成了形象的不集中。然而瑕不掩瑜，此词仍值得用心玩味。
这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所写的咏史诗。它认为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之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对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周瑜统率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百万的曹操大军，一举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的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的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临漳西）。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