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同李白的友谊,首先是从诗歌上结成的。这首怀念李白的五律,是天宝五载(746)或六载杜甫居长安时所作,主要就是从这方面来落笔的。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第一联是说,李白的诗作无人能敌,他那高超的才思也远远的超出一般人。
首句称赞他的诗冠绝当代。第二句是对上句的说明,是说他之所以“诗无敌”,就在于它的思想情趣,卓异不凡,因而写出的诗,出尘拔俗,无人可比。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第二联是说,李白的诗作既有庾信诗作的清新之气,也有鲍照作品的那种俊逸之风。
借着赞美李白的诗像庾信那样清新,像鲍照那样俊逸。庾信、鲍照都是南北朝的著名诗人。庾信在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司徒、司空),世称“庾开府”。鲍照刘宋时任荆州前军参军,世称“鲍参军”。
开头四句,一气贯注,笔力峻拔,热情洋溢,都是对李白的热烈赞美。对李白奇伟瑰丽的诗篇,杜甫在题赠或怀念李白的诗中,总是赞扬备至。从此诗坦荡真率的赞语中,也可以见出杜甫对李白诗是何等的钦仰。这不仅表了他对李白诗的无比喜爱,也体现了他们诚挚的友谊。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第三联是说,如今我在渭北独自对着春日的树木,而你在江东远望那日暮薄云,天各一方,只能遥想思念。
表面看来,第三联两句只是写了作者和李白各自所在之景。“渭北”指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江东”指李白正在漫游的江浙一带地方。“春天树”和“日暮云”都只是平实叙出,未作任何修饰描绘。分开来看,两句都很一般,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作者把它们组织在一联之中,却自然有了一种奇妙的紧密联系。也就是说,当作者在渭北思念江东的李白之时,也正是李白在江东思念渭北的作者之时;而作者遥望南天,惟见天边云彩,李白翘首北国,惟见远处的树色,又自然见出两人的离别之恨,好像“春树”、“暮云”,也带有深重的离情。这两句诗,牵连着双方同样的无限情思。回忆在一起时的种种美好的时光,悬揣二人分别后的情形和此时的种种情状,这当中该有多么丰富的内容。这两句,看似平淡,实则每个字都千锤百炼;语言非常朴素,含蕴却极丰富,是历来传诵的名句。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末联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同桌饮酒, 再次仔细探讨我们的诗作呢?
上面将离情写得极深极浓,这就自然引出了末联的热切希望: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欢聚,像过去那样,把酒论诗,这是作者最难忘怀、最为向往的事,以此作结,正与诗的开头呼应。言“重与”,是说过去曾经如此,这就使眼前不得再次会晤的怅恨更为悠远,加深了对友人的怀念。用“何时”作诘问语气,把希望早日重聚的愿望表达得更加强烈,使结尾余意不尽读完全诗后,作者的无限思情仍在心中回荡。
整首诗杜甫先从李白的诗歌才华写起,交代思念的缘由;而后顺理成章的抒写自己对李白的浓浓的思念之情,为此表达再次相逢论诗的愿望。层层铺垫,又环环相扣。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厚无比,情韵绵绵。
清代浦起龙说:“此篇纯于诗学结契上立意。”(《读杜心解》)道出了这首诗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全诗以赞诗起,以“论文”结,由诗转到人,由人又回到诗,转折过接,极其自然,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对人和对诗的倾慕怀念,结合得水乳交融。以景寓情的手法,更是出神入化,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厚无比,情韵绵绵。
这首诗的前两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坚实有力,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是流传较广的名句。作者没有多用笔墨去铺叙事情的原委,一开始就用哲理性的诗句,雄辩地提出那种“无情”之辈未必是真正的豪杰,而“怜子”者倒完全可以是大丈夫。诗句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抽象地玩弄“有情”、“无情”的论客,严正指出,以“无情”自嘘的人并不就是英雄,用攻击别人的“怜子”,以显示自己的“无情”更是卑鄙可笑。在鲁迅看来,是否英雄,不在于它是否怜子,而在于他对敌人是否无情。诗句,先用一个“未必”,否定了“无情”论者,又用一个“如何”,诘问攻击“怜子”者,使之无言以对。这两句诗,是对仗的写法,但不是情对,也不是景对,而是理对。它的哲理性很强。气势也很壮。鲁迅在当时的众矢飞射之下,理直气壮地热爱其子,并把这种感情泛而至于广大人民,并不失为丈夫本色,而那些标榜“无情”的人却跟豪杰一点也不沾边。诗人痛斥“无情”论者,没有回避“怜子”,相反地正以“怜子”来证明攻击者的卑鄙,这就完全取得了主动的地位。这两句诗语意深刻,对仗天成,有否定,有肯定,有判断,有诘问,毫不费力,轻而易举,使得讥讽者自讨没趣,本相毕露。
后两句“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把“怜于如何不丈夫”的句意,扩展开来,在生动的比喻中给攻击者以嘲笑和挖苦;把老虎虽猛也要怜子之意充分表现出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记述说:“海婴性格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答客诮》一诗,完全写出了这种爱怜的情绪。”
这首诗,作者鲁迅分别通过否定句、反问句、疑问句,完成了诗的“起”、“承”、“转”;诗的首句“无情未必真豪杰”采用了否定句,这在诗歌创作中并不常见,但直白易懂,起到了开宗明义的作用;第二句“怜子如何不丈夫”承接第一句,通过反问句式,在意思上更进一层,把“丈夫”与“怜子”联系起来。全诗的题旨更加具体显豁,范围由一般意义的“豪杰”缩小到有孩子的“丈夫”们;第三句干脆不再讲究委婉与周严,直接用“知否”打头,发出无可辩驳的质问——“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推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语气也更加坚定。“未必”、“如何不”、“知否”都有否定语,却使立论步步深入,也使感情越来越强烈,为最后一句的“合”做了充分的铺垫。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