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
全诗可分四段。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此话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在《杂诗》之五中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话，可见他本来曾经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一个人对往日美好事物的追忆，常常就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当时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时来褐冥会，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谁谓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为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既然如此，按道家“养志者忘形”（《庄子·让王》）的理论，那么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无所谓。这与作者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所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体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为什么还要说“谁谓形迹拘”呢？作者这里是安慰自己：我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我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对处境的对策，后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路的打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终肯定要返回田园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褐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非常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
《塞上》诗主要描写剽悍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能骑善射。万里晴空之下，辽阔草原之上，数百名健儿纵马驰骋。忽然，一枝响箭穿向云天，大家不约而同地立刻勒马伫立，昂首放目，凝神远望。诗人仿佛是一名技艺超群的摄影师，迅速抓住这瞬间的景象，拍下一个精彩无比的镜头，并且贯注了诗人炽热的主观感情。
在这首诗中，诗人先用“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两句来描写一枝飞箭风驰电掣地刺入高空。《汉书·匈奴传上》：“冒顿乃作鸣镝。”可知响箭是北方少数民族习用的武器，“直上”，表现箭射出后的锐不可当之势。“一千尺”，写箭的射程之远。“天静无风”，不单写出了草原上空的清明宁谧，也写出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寥廓无边。因而那飞箭的呼啸之声就掠过大地，响彻云霄，传送得更加清晰、更加嘹亮、更加遥远——“声更干”。云气潮涩，回音必滞，器物浸润，发音必沉；于是诗人以表现燥性的“干”，来形容箭声的轻脆、尖厉，可谓一字传神。刘克庄《黄蘖诗》说“疏林霜下叶声干”（《后村大全集》卷五），联系落叶的飘然而下的形态，“干”字就用得不是地方，倒不如“萧萧”二字能曲尽其妙。与刘克庄同时略早的徐玑在其《晓》诗中说“犹干竹叶声”（《二薇亭集》），以“干”状风竹之飒飒作响，亦不尽妥帖。惟独形容“天静无风”中“鸣骹”之声用“干”为逼肖。这里，诗人扣着“鸣骹”绘影绘声：上句“直上一千尺”，属于视觉感受，侧重写高，箭身一点，箭影如线；下句“无风声更干”，属于听觉感受，侧重写远，箭声震荡于旷野之上，而这旷野之上的天幕，又恰为箭身、箭影的深色点、线提供了面的浅色背景，点、线、面相互结合而成天然精巧的构图。
写了天上的“鸣骹”之后，诗人紧接着写地下仰看“鸣骹”的人，这就是诗的后两句：“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碧眼”在这里既突出了北方某些少数民族的生理特征，又切合此时抬头望箭的规定场景，还因为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人物的内在情感与外在风采，都可以通过它来集中体现，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个，指眼珠）中”（东晋画家顾恺之语）。王安石的《明妃曲》诗说“明妃初嫁与胡儿”（《王文公文集》卷四十），欧阳修的和诗也说“维将汉女嫁胡儿”（《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八《明妃曲和王介甫作》），都以“胡儿”称外族年轻人。而在柳开诗中则更包含着亲切的语调。“碧眼胡儿三百骑”，描绘一队少数民族的年轻骁骑，句中虽只排列名词，实是以静写动，使人想像那眉宇间流露着威武气概的草原汉子们扬鞭跃马、奔逐追驰的热烈场面。“尽提金勒向云着”，则又以动写静：拉紧了马缰，抬起了望眼，一个接一个的动作霎时聚落在全体骑手的屏气凝视中；正见喧腾，忽归沉静，“向云看”的“三百骑”深深被“直上一千尺”的“鸣骹”所吸引，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宛如戏曲舞台上的角色亮相，具有一种雕塑型的美。唐人李益有一首题为《从军北征》的边塞诗：“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这末二句，写“征人”因闻笛思乡始翘首望月，情原非由所“看”之“月”引起，“月”仅作为乡心之寄托，故而茫然“回首”，格调低沉、色彩灰暗，且无雕塑型的美。对照起来，柳开诗可谓青出于蓝了。 因为是一首绝句，字数有限，诗中就难以面面俱到地展开一个全过程。诗人恰能利用短小篇幅，舍弃次要情节，捕捉最为精彩动人的意象，将北方少数民族的剽悍性格与尚武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宋代边塞诗的“压卷”之作。
柳开生活在北宋初年，宋诗尚未形成铺陈直述，以议论说理见著的特色。同样的内容，在欧阳修诗里却是“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的质直表现。后来苏辙出使辽国时，在《虏帐》诗中也是“舂粮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钓鱼射鹅沧海东”，“弯弓射猎本天性”（《栾城集》卷十六）的夹叙夹议。比较起来，柳开此诗犹有唐人风韵，空灵蕴藉，情辞丰腴。在以意趣气骨、拗折瘦劲取胜的宋诗中，也应算是别具一格的了。而柳开曾经“部送军粮至涿州”，“使河北”，“知代州”，又“徙忻州刺史”，并且“善射”、“倜傥重义”（《宋史·柳开传》），则又表明《塞上》诗写得如此成功，乃是与诗人身历其境，具有实际生活体验紧密相关的。
该诗借歌咏横波亭，热烈地赞颂了移剌粘合守土安民的功绩，希望移剌粘合为国效劳，收复被蒙古军侵占的西北国土。全诗气魄宏伟，格调高昂。
首联紧扣正题，从横波亭的雄峻落笔，描绘亭的高耸特立和非凡气势。“亭”前着一“孤”字，显示其独立不群；“亭”后着“突兀”二字，以状其高耸特出；再加“插飞流”三字，更着重突现这横波亭凌空横出的雄姿。河至海口，流速已是徐缓，诗人却在“流”前加一“飞”字，这就使凌空飞架的横波亭更有傲岸飞动之势。“气压元龙百尺楼”，是对横波亭豪雄气势的赞赏。陈登曾为官徐州，所以诗人借此典故与横波亭比较，进一步衬托了横波亭的高峻，而且赋予其志向旷远，超凡脱俗的色彩。在这一联中诗人巧用一“插”一“压”，使语意分外挺健。“插”字在状态中显其奇崛，“压”字在比照中显其气势，真可谓一字千钧，境界全出。
颔联接写横波亭周围环境之美。“万里风涛接瀛海”承“孤亭”句，从空间的角度着笔，实写横波亭凭高临远，可望见“飞流”奔人海口，与驱挟万里风涛的瀛海相接，写得气象壮阔，意境高远；“千年豪杰壮山丘”接“气压”句，从时间的角度着笔，虚写地处古徐州的横波亭周围山丘之壮美。山川环境陶冶着人的性格，人的杰出事迹亦在丰富着山川环境的人文内涵。人因境胜，境因人胜，地灵人杰，互为因果。千百年来，像陈登这样的豪杰在这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出了不知有多少个，他们的丰功伟绩、豪气壮志，使这里的山丘更为壮丽。此二句从大处着笔，虚实相应，把地理胜概与人文精神糅合在“万里”“千年”的时空结构中，营构成气势壮阔、豪气激烈的雄浑意境。这两句白描式的抒情，境界开阔，意气高扬，显示了青年诗人的豪情壮志。
颈联转写萧瑟秋景。“疏星澹月鱼龙夜”写虚静寂寞之境。夜静江平，鱼龙潜藏，有静中寓动之象。前加“疏星淡月”四字，又给诗境增加了凄迷空旷、寂寞难安的色彩。“老木清霜鸿雁秋”写深秋的清旷之境。“木”前着一“老”字，从视觉的角度写败叶凋零，枝权秃兀的景象；“霜”前着一“清”字，从感觉的角度写出白霜的寒气凛冽。“鸿雁秋”三字，又从视觉和听觉的角度，写出北雁南飞，哀声阵阵的情景。诗人选取了三种典型意象，营构成凄清高旷的意境，它既由鸿雁南来的凄厉哀鸣引发出如今黄河以北大半河山惨遭蒙古铁蹄蹂躏、广大人民水深火热的联想，又以凄清高旷的情境为末联的登高望西北铺开了广泛的视野。这一联写得激越苍凉，意象雄浑，象中之意，跃然欲出。
尾联“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这是全诗的落脚点，诗人主旨尽在于此。味“倚剑”二字，其主人翁当指移剌粘合，地点仍是横波亭。古诗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之语，认为“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诗人以“浮云西北”象喻河朔半壁河山惨淡无光。诗人想像在这种背景下，移剌粘合及其幕僚们登上横波亭，怅望浮云低压的西北方向，杯酒慷慨，倚剑长歌的情态，对他们寄寓了同仇敌忾、收复失地的深切希望。这一联沉郁悲壮，忧国之情，溢于笔端。
金哀宗自中都（今北京市）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后，面对国势日蹙、国土日缩的残局，不思集中全力对付蒙古这一强敌，而是对南宋屡开边衅，形成腹背受敌的困境。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深以为忌。元好问在《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曾载杨云翼力谏阻伐宋事，于此可见诗人对时局的见识。诗人的这种卓见远虑早已成熟于胸，遇到切合点，便喷涌而出了，故而收到了沉雄高浑的艺术效果。
诗题中的正题与副题的关系，继承了唐孟浩然《洞庭湖·赠张丞相》，朱庆馀《闺意·呈张水部》的体式，皆明言此而暗喻彼，言在此而意在彼。此诗即是明写横波亭，暗喻移剌粘合，以横波亭的高峻特立，来赞誉移剌粘合的功高望重，在热烈的赞誉中寄寓了诗人对移剌粘合收复故土的热切希冀。
“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城窄被山包围，很压抑，端午节涨水，漓江宽阔，江中的洲子局部被水淹没就产生诗中的“江宽地共浮”现象，作者写的是景，对桂林的印象。也表达了作者的心镜。当时诗人受朝中“牛(僧孺)李(德裕)党争”的牵累，被排斥出朝，随好友桂管观察使郑亚来到桂州，任掌书记闲职，心头自有一番滋味。北宋诗人黄庭坚流放宜州，路过桂林，也为秀丽的桂林山水所吸引、所陶醉，忘却了自己的不幸，写出了《到桂州》：“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蹶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干峰何！”诗中所提到的李成、郭熙皆为著名画家。
“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这两句中“箫鼓”就是扒龙船中的唢呐及龙船鼓。他刚到桂林，对桂林龙船习俗不了解，旧时扒龙船，有在庙里日夜唱龙船歌，唢呐、鼓、锣伴奏的习俗。“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箫鼓的声音从不停息，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祈求呢？真实描述了作者的思索。李商隐的诗句告诉大家，他当时就住在龙船庙附近，近漓江，周边有山，西北有高楼。
桂林至阳朔的百里漓江，碧水萦回，奇峰夹岸，不仅有“山青、水秀、洞奇、石巧”四绝，还有“深潭、险滩、流泉、飞瀑”四观。这些在文人诗作中也都有表现。如唐代许浑《送杜秀才》诗曰：“桂州南去谁与同，处处山连水自通。两岸晓霞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风。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朝霞辉映，绿草千里，斜阳光照，船帆半挂……整首诗如一幅艳丽的水彩画。明代俞安期《漓江舟行》，写出了躺卧小舟漂流漓江的奇妙境界：“桂楫轻舟下粤关，谁言岭外客行艰？高眠翻爱漓江路，枕底涛声枕上山。”枕下流水潺潺，枕旁峰峦渐去，令人神往，令人眷念。清代张联桂《望桂林阳朔沿江诸山放歌》，则描绘了漓江雨后的动人景象，诗中曰：“须臾雨过云亦散，依旧万朵青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