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是姜夔效法辛弃疾词而又不失自己特色的一篇佳作。

　　公元1204年（宋宁宗嘉泰四年），抗金老将辛弃疾由浙东安抚使被派知镇江府。其秋，写下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姜夔此阕，即步稼轩原词之韵以和。二词同是就登北固楼事而生感之作，但主题思想与表达方式有异。辛词怀古伤今，自抒其满怀忠愤。姜词则借古人古事以颂稼轩，通过赞扬稼轩来寄寓自己心系国家兴亡，拥护北伐大业的政治热情。此词最可贵之处，在于反映了北方人民盼望统一的迫切心情，并激励老年的辛弃疾努力完成收复中原的重任。

　　词的上片，由楼前风景起兴，引出抗金英雄辛弃疾独当一面、统率千军万马的高大形象。起三句，言江山没有什么变化，而往古英雄已经作古。言外之意是，当前国家急需英雄以御外侮、以图中兴。这个意思与辛词开头略同，但写法与意境各异其趣。辛词起三句出语豪壮，不重写景，直呼古人，以见本怀。姜词这里却用对仗十分工整的对偶句写出此间的情境。“云鬲迷楼”，写望不见江北云雾遮隔的扬州：“苔封很石”，点北望所在之地的北固山。很石为刘备孙权共商抗曹大计之处。点处英雄遗迹，自有它的深刻涵意。白石十分注意不蹈辛弃疾的词的老路。在情景交融的含蓄境界中别饶雄浑隽永的韵味。接下来三句：“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处来去。”承上而来，写古代英雄往矣，只有秋烟中的征骑、寒潮中的船只，仍然年复一年处自来去。这里的意思与辛词同位句“舞榭”三句也略同，都是寓江山寂寞、时势消沉之慨，但在具体写法和风格特征上却不遗余力。辛词此处正面吊古，写已经消失的事物，笔力雄大，感慨从语气中直接流露，显得悲壮而沉郁；姜词此处却出以侧笔，写楼前景致，借千古长有之物反衬已逝的人事，暗寓感慨于言外，显得凄婉而处灵。姜词之学稼轩而善于变化，于此可见一斑。通过这一番不胜今昔之感的慨叹，呼唤当世英雄的主题就可水到渠成地展现了。

　　如果说，辛、姜二词的前六句怀古之意相近，而表现手段不同，那么，它们的下文就只是保留风格上的某种一致，而在内容上和抒情意象的塑造上却都自成一体，各具审美意义了。辛词的下文，继续怀古，以南朝刘宋之初两代皇帝北伐的成败，来鉴诫当前，表达自己的政见，并于篇末透露自己处具北伐壮志的悲愤。辛词的基本点，是利用典故含义来寄寓本怀。

　　而姜夔此阕的下文，虽也多次运用历史典故，其用途却在于塑造自己所崇敬的当代英雄——辛弃疾的形象，并在这个众望所归的英雄豪杰的形象里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从“使君心在”以下至篇末，中间虽有上下片的界限，但在内容上却只是一个大段落，一个大层次，全是歌颂辛弃疾其人。“使君”三句是说：辛弃疾长期罢官闲居，本已热爱上了青崖绿嶂的田园生活，但政局的变化，国家的需要，使得他被委派到京口这个北疆门户来坐镇，无法遂其隐居之志了。这里既赞颂了辛弃疾的高风亮节，又隐隐约约地表示了对他长期被投降派顽固势力排斥打击的不平。上片末二句，承“北门留住”而来，描写辛弃疾在镇江练兵备战的赫赫军威。上句用东晋桓温“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的话（见《世说新语·捷悟》刘注引《南徐州记》），切地切人又切事，可谓融化不涩，体认点题；下句以军旗之图案暗示辛弃疾部下将士的勇武，和这位主帅本人的治军有方。过片三句，进一步热烈的推崇、赞颂辛弃疾，把他比为致力北伐大业、为国事鞠躬尽瘁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认为南宋要收复中原，非辛弃疾莫属。这三句赞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南宋有识之士对辛弃疾的公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辛弃疾的才德堪与古代最杰出的将相比肩，如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云：“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刘宰《贺辛待制知镇江》云：“某官卷怀盖世之气，如圯下子房；剂量济时之策，若隆中诸葛”。姜夔这种坚信辛弃疾有惊人胆略才干、能使北伐成功的褒扬之辞，与稼轩原词下片借古讽今、反对无准备的北伐的那三句遥相呼应，深得唱和之旨。

　　接下来，“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三句，又把笔墨移到京口的远景上来。东晋桓温拜征西大将军，北讨苻秦，以及后来刘裕北伐中原之时，京口地区都是兵员和战略物资的重要集中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通过对这个古今战略要地的形势进行描绘，突出了辛弃疾对北伐的方略与路线稳操胜券。这与辛词同位句“望中犹记，风火扬州路”再次呼应，互相辉映。作者因辛弃疾所登楼眺望的，是失陷已久的中原大地，故下文“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三句，直抒胸臆，把笔触转入北伐这个时代的最大课题上来。白石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脱离现实的清客，但这里他却丝毫没有超然尘外，而是沉痛地为北方沦陷区人民道出了迫切盼望北伐的心声。词的结尾两句，引出桓温的故事来比拟描写辛弃疾此时的激动感慨的心理，尤觉意味深长。东晋大将桓温从江陵出发北征前秦时，看到他早年在路上种的柳树已长得很粗，不禁感叹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因而攀援枝条，至于下泪。这里是在想象稼轩的心理活动道：稼轩啊，当此北伐的前夕，你在想什么？你可能在想：“我南渡之前在北方亲手栽种的依依细柳，今天一定还在吧？”这一虚拟之笔，以代稼轩倾诉挥师北伐的要求来寄托白石自己心中同样迫切的愿望，显得非常含蓄婉转，给人留下发挥想象的余地。白石词的结尾大多含蕴丰富，摇曳生姿，意境悠远，有幽隽秀雅之致。从这篇刻意学辛的作品中，仍可看出他自己的这些特长。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骆宾王以侍御史职多次上疏讽谏，触忤武后，不久便被诬下狱。仪凤四年(679)六月，改元调露(即调露元年)，秋天，骆宾王遇赦出狱。是年冬，他即奔赴幽燕一带，侧身于军幕之中，决心报效国家。《易水送别》一诗，大约写于这一时期。

　　从诗题上看。这是一首送别诗。从诗的内容上看，这又是一首咏史诗。诗人在送别友人之际，发思古之幽情，表达了对古代英雄的无限仰慕，从而寄托他对现实的深刻感慨，倾吐了自己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极大苦闷。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这两句通过咏怀古事，写出了诗人送别友人的地点。此地指易水，易水源自河北易县，是战国时燕国的南界。壮士指荆轲，战国卫人，刺客。《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为燕太子丹复仇，奉命入秦刺杀秦王，太子丹和众宾客送他到易水岸边。临别时，荆轲怒发冲冠，慷慨激昂地唱《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后义无反顾，勇敢地启程。这位轻生重义、不畏强暴的社会下层英雄人物，千百年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诗人骆宾王长期怀才不遇，侘傺失志，亲身遭受武氏政权的迫害，爱国之志无从施展，因而在易水送友之际，自然地联想起古代君臣际会的悲壮故事，借咏史以喻今，为下面抒写怀抱创造了环境和气氛。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两句，是怀古伤今之辞，抒发了诗人的感慨。昔时人即指荆轲。没，死亡。荆轲至秦庭，以匕首击秦王未中，被杀。这两句诗是用对句的形式，一古一今，一轻一重，一缓一急，既是咏史又是抒怀，充分肯定了古代英雄荆轲的人生价值，同时也倾诉了诗人的抱负和苦闷，表达了对友人的希望。陶渊明曾有《咏荆轲》诗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达了对荆轲的崇敬与惋惜之情。宾王此诗，同陶诗交相辉映，但在意境的创造上更为含蓄有味。“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寓意丰富，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首先，“寒”是客观的写景。此诗作于冬天，冬天北方的河水自然是寒冷的。其次，“寒”是对历史的反思。荆轲这样的古代英雄，虽然奇功不就，但也令人肃然起敬，诗人是怀着深切缅怀之情的。荆轲其人虽然早就不复存在了。可这位英雄疾恶如仇、视死如归的英风义概还在，作为历史见证的易水河还在。诗人面对着易水寒波，仿佛古代英雄所唱的悲凉激越的告别歌声还萦绕在耳边，使人凛然而产生一种奋发之情。复次，“寒”也是对现实的概括。诗人于易水岸边送别友人，不仅感到水冷气寒，而且更加觉得意冷心寒。“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咏怀)的骆宾王，有着远大志向，他愿洒满腔热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然而现实是“天子不见知，群公讵相识”(《夏曰游德州赠高四》)，生不逢时，沉沦寂寞，诗人心中充满孤愤不平之气，如易水河一样，悠悠不尽。诗人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孤独中，只好向知心好友倾诉难酬的抱负和无尽的愤懑。诗人感怀荆轲之事，既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也是将别时对友人的一种激励。

　　这首诗的中心在第四句，尤其是诗尾的“寒”字，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寒”字，寓情于景，以景结情，因意构象，用象显意。景和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绘，情和意，是诗人对客观对象在审美上的认识和感受。正如古人所说：“象者，出意者也。”诗人在自然对象当中，读者在艺术对象当中。发现了美的客观存在，发现了生命和人格的伟大表现，从而把这种主观的情和意，转移到客观的景和象上，给自然和艺术以生命，给客观事物赋予主观的灵魂，这就是诗歌创作和欣赏当中的“移情作用”。“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正是这种移情作用的物质符号，这是此诗创作最为成功之处。这首诗题为送别，可又没有交待所别之人和所别之事，全诗纯为咏史抒怀之作。但吟诵全诗，那种“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的壮别场景如在目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所咏的历史本身就是壮别，这同诗人送友在事件上是相同的。而古今送别均为易水河岸，在地点上也是相同的。易水跨越古今，诗歌超越了时空，全诗融为一体。一古一今，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同时交待，最后统一在“今日水犹寒”的“寒”字上，诗的构思是极为巧妙的。

　　这首诗以强烈深沉的感情，含蓄精炼的手法，摆脱了初唐委靡纤弱的诗风影响，标志着唐代五言绝句的成熟，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开拓了道路。

　　这首颂诗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太王）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这些事件，是周部族得以发展、得以灭商建国的重大事件，太王、王季、文王，都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对周部族的发展和周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作者极力地赞美他们，歌颂他们，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厚的爱部族、爱祖先的思想感情。全诗八章，有四章叙写了文王，说明是以文王的功业为重点的。

　　全诗八章，章十二句。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前四章重点写太王，后四章写文王，俨然是一部周部族的周原创业史。

　　首章先从周太王得天眷顾、迁岐立国写起。周人原先是一个游牧民族，居于今陕西、甘肃接境一带。传说从后稷开始，做了帝尧的农师，始以农桑为业，并初步建国，以邰（今陕西武功一带）为都（见《大雅·生民》）。到了第四代公刘之时，又举族迁往豳（邠）地（今陕西旬邑一带），行地宜，务耕种。开荒定居，部族更加兴旺和发展（见《大雅·公刘》）。第十三代（依《史记·周本纪》）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因受戎狄之侵、昆夷之扰，又迁居于岐山下之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开荒垦田，营建宫室，修造城郭，革除戎俗，发展农业，使周部族日益强大（见《大雅·緜》）。此章说是天命所使，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尊天和尊祖的契合，正是周人“君权神授”思想的表现。

　　第二章具体描述了太王在周原开辟与经营的情景。连用四组排比语句，选用八个动词，罗列了八种植物，极其生动形象地表现太王创业的艰辛和气魄的豪迈。最后还点明：太王赶走了昆夷，娶了佳偶（指太姜），使国家更加强大。

　　第三章又写太王立业，王季继承，既合天命，又扩大了周部族的福祉，并进一步奄有四方。其中，特别强调“帝作封作对，自大伯王季”。太王有三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即王季）。太王爱季历，太伯、虞仲相让，因此王季的继立，是应天命、顺父心、友兄弟的表现。写太伯是虚，写王季是实。但“夹写太伯，从王季一面写友爱，而太伯之德自见”（方玉润《诗经原始》），既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作者的艺术用心，是值得深入体味的。

　　第四章集中描述了王季的德音。说他“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比大邦，克顺克比”，充分表现了他的圣明睿智，为王至宜。其中，用“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突出其尊贵的地位和煊赫的名声；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说明了王季的德泽流长，又为以下各章写文王而做了自然的过渡。

　　《皇矣》在《大雅·文王之什》，当然重点是在歌颂和赞美文王。因而此诗从第五章起，就集中描述文王的功业了。

　　第五章先写上天对文王的教导：“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即要文王勇往直前，面对现实，先占据有利的形势。虽不言密人侵入和文王怎么去做，但其紧张的气氛已充分显示了出来。接着作者指出“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一场激烈的战争势在难免了。密人“侵阮阻共”，意欲侵略周国，文王当机立断，“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并强调，这是“笃于周祜”、“对于天下”的正义行动。

　　第六章写双方的战斗形势进一步发展。密人“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已经进入境内了。文王对密人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并在“岐之阳”、“渭之将”安扎营寨，严正对敌。写出情况十分严峻，使读者如临其境。

　　第七章写战前的情景，主要是上天对文王的教导，要他“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就是不要疾言厉色，而要从容镇定；不要光凭武器硬拼，而要注意策略。要“顺帝之则”、“询尔仇方，同尔兄弟”，即按照上天意志，联合起同盟和兄弟之国，然后再“以尔钩援，与尔临冲”，去进攻崇国的城池。崇国当时也是周国的强敌，上言密，此言崇，实兼而有之，互文见义。

　　最后一章是写伐密灭崇战争具体情景。周国用它“闲闲”、“茀茀”的临车、冲车，攻破了崇国“言言”、“仡仡”的城墙，“是伐是肆”，“执讯”、“攸馘”，“是致是附”、“是绝是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而“四方无以拂”，四方邦国再没有敢抗拒周国的了。这些内容表现了周从一个小部族逐渐发展壮大，依靠的绝对不是后世所歌颂的单纯的所谓礼乐教化，而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扩张疆域，从而获得了灭商的实力。

　　由此可见，《皇矣》在叙述这段历史过程时是有顺序、有重点地描述的。全诗中，既有历史过程的叙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塑造，还有战争场面的描绘，内容繁富，规模宏阔，笔力遒劲，条理分明。所叙述的内容，虽然时间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构和安排，却又显得非常紧密和完整。特别是夸张词语、重叠词语、人物语言和排比句式的交错使用，章次、语气的自然舒缓，更增强此诗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