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最近得到了一封从平阴来的信,知道弟弟还安然无恙,让我的心稍稍得到安慰。
为了躲避贼寇的追捕,他一侧身便逃到了千里以外,寄住在平阴县一个荒僻的小村里。
现在战火一直不断,有战争就有伤亡,血痕一处接着一处,有多少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也到了老年之期了,死神正向我走来,不知道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我知道你生性胆小怕事,要回到西京来是不可能的,我年老力衰要到你那儿去也是遥遥无期。
看来乌鹊报喜,只是空喜一场,我也深负鶺鴒之意,兄弟二人只能心心相印,而人却不能相见。
面对生活上的困境,心中羞愧难言,一年到头无时无刻不在被忧伤愁绪困扰着。
东京西京两家人口已有三十口,不但我们兄弟两人难保,全家人都命如悬丝,危在旦夕。
注释
平阴:县名,隋属济州,天宝十三载(754年)州废,县属郓州。
舍弟:指杜颖。舍,谦词,用于对别人称自己年纪小辈分低的亲属。
侧身:言避寇不敢正行。
寄食:依附别人生活。
一家村:指平阴荒僻之乡。
烽举:举起烽火,表示有敌情。
酣战:战斗激烈。酣战曰新,见杀伐未休。
“不知”两句:此用《楚辞·招魂》典,表示死期将至,人难相见,魂可招。
人:一作“时”。
未期:无期。谓不知何日。
浪传:空传;妄传。
乌鹊喜:《两京杂记》:乾鹊噪而行人至。《随笔》云:北人以乌声为喜,鹊声为非。南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声则唾而逐之。
鶺鴒诗:喻指为兄弟危难而着急。《诗经·小雅·常棣》:“脊令(鶺鴒)在原,兄弟急难。”鶺鴒,鸟类的一属。
生理:生计。
何颜面:谓穷困而惭。
忧端:愁绪。
三十口:当合杜甫和杜颖两家而言。张远注:两京,公在西京,弟在东京也。三十口,合公与弟家属而言,公《赴奉先》诗“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止言十口,可明征矣。
这首诗作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年)。黄鹤注:诗云“两京三十口”,又云“烽举新酣战”,当是天宝十五年。杜甫得知其弟杜颖逃亡到平阴后捎来的信,知道他尚在人世,就写了这两首诗抒发乱离悲苦之情。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此为怀人思归之词。全词大开大合地转换时空,将怀人思归之情节序交替和情事变故中层层演绎出来。词人将昔日故乡春光的艳丽和当日异乡秋色的萧索加以比照,又以昔日的纵情宴游、意气风发与当日的独倚危楼、落寞消沉进行对比,通过今昔对比的总体布局,从纵的方面加强了情感的深度、力度。
上片追忆昔日游春、欢宴和别离的情景,通过景物色调、环境气氛的映衬比照,展现今昔生活的巨大变化。首二句以当日春景起兴,兼点时令、地点。“苕水”即苕溪,作者家乡浙江吴兴。苕溪一带,向以风光秀美著称。词写故乡春色,独取白苹、碧水等色调鲜明的景物,组成一幅明丽的画面:汀上苹花盛开,洁白似雪;苕溪青波涟涟,水色如碧。“白”、“碧”二字,设色浓淡相宜,点染出江南的无限春意。三、四句因景及人,着意描绘昔日当此良辰美景,徜徉于花前,寄情于山水,陶醉于筵席的种种赏心乐事。两句中“每逢”从时间上说,“随处”从空间上说,强调时时处处,逢花则乐,遇席则欢,以此提挈笔势,推进感情,其纵情游赏的怡然之乐,溢于纸外。接着用“别时携手看春色”,挽住对旧游的追忆。由欢会而别离,词情因之一转。此句承上启下,暗中转折,直跌出上片煞拍处的“萤火”二句。昔日的故乡欢会,忽成当日的异乡独处;记忆中的旖旎春光,忽成眼前秋夕流萤的惨淡景象。转瞬之间,情景陡变。上片前五句虚景实写,层层开宕;后二句由昔而今,落到现况。
下片“汴河流,如带窄”两句景情缘生,融情入景,将蜿蜒远去的滔滔河水与长流不尽的绵绵乡思融化一起,营造出流水不息,思乡不已的意境。底下“任身轻似叶,何计归得?”正是即景而生的无限盼想。波上之叶,本与水俱往,叶随水去,可漂流到日思夜想的家乡。但作者说即使河如带窄,身轻似叶,仍难归去,则更深一层地写出欲归不得,的凄苦情怀。接着转换笔锋,由俯视写到仰视。作者望乡心切,凝神远眺,然而望尽寥廓的天宇,唯见断云悠悠飘浮,孤鹜渐渐远去;天之尽头,更有一抹青山,遮住望眼。从全词看,此句造境尤高远阔大。词中所展拓的境界愈阔大,所引逗的情思往往愈绵邈深长。这句中,云是飘浮无依的“断云”,鹜是离群失所的“孤鹜”,以此映衬自己的飘零身世和孤寂处境,可谓妙合无垠。而天之尽头的青山远影,则给人以归路迢迢、归期渺茫之感。词末由凭高临眺之景,自然过渡到凭高临眺之人。煞拍“无尽相忆”一句,感情份量极重。“相忆”二字,与上片遥相呼应,传达出一种相思而不能相见的惆怅。回首昔日,欢宴难再,往事成空;思想眼前,楼上徘徊,归思难收。全词以徘徊楼上的自我形象作结,凄惋动人,有余而不尽之韵。
此诗前二章以鸳鸯起兴,后二章以马起兴。鸳鸯是成双成对的鸟,马和亲迎之礼有关,故可以认为这是一首同婚姻有关的诗歌。前二章赞美男女双方才貌匹配,爱情忠贞;后二章祝福其生活富足美满。
此诗一、二章以鸳鸯匹鸟兴夫妇爱慕之情。两章描绘了一对五彩缤纷的鸳鸯,拍动着羽毛绚丽的翅膀,双双飞翔在辽阔的天空,雌雄相伴,两情相依,情有独钟,心有所许,多么美妙的时刻,多么美好的图画!在遭到捕猎的危险时刻,仍然成双成对,忠贞不渝,并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从同甘到共苦两种境遇的转变,进一步展现了鸳鸯高洁的品格,挖掘了鸳鸯的典型的独特的禀性,较好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为后面对人物的抒写做了充分的准备。在第二章中,诗人抓住鸳鸯小憩时的一个细节,描摹入微,观察至细。在芳草萋萋的小坝上,一对鸳鸯相依相偎,红艳的嘴巴插入左边的翅膀,闭目养神,恬静悠闲,如一幅明丽淡雅的江南水墨风景图,满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深深眷恋与无限追求。这二章一动一静,描摹毕肖,既是对今后婚姻生活的象征性写照,也是对婚姻的主观要求和美好希望。生活之中,欢乐与痛苦必然并存,既有甜蜜的欣悦,也有凄苦的哀愁,但只要双方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苦乐之中就都有幸福在,即无所畏惧。诗人以鸳鸯比喻夫妻,贴切自然,易于引起欣赏者的共鸣,其形象逐渐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原型,为后世所普遍接受。
诗的第三、四章以摧秣乘马,兴结婚亲迎之礼,充满了对婚后生活的美好憧憬。抓住迎亲所用的厩中肥马这一典型细节,引发人对婚礼情景的丰富联想:隆重、热烈、喜庆;并且厩有肥马也反映着生活的富足。这都含蓄地暗示了婚姻美好的客观条件:男女般配,郎才女貌,感情专一,家产丰裕;反映了诗人的婚姻价值观念,也是对理想人生、美好人生的由衷礼赞。
此诗从题材上来说属于应酬之作,但是由于诗人与张祜同是怀才不遇,深有感触而发,故而这首和诗写得很有真情与深度。
首联盛赞张祜诗才高绝:他的才华高过建安七子,连曹植与刘桢都不在话下。这显然是杜牧对张祜的过誉之词,但由于是古人赠答诗中常见的客套话,也就无足深怪。
颔联叙述张祜的不平遭遇:他曾得宰相令狐楚的荐举,就像当日孔融推荐祢衡一样;但是他却没有遇着蒯通那样的人为之旁敲侧击说好话,却碰到了说坏话的元稹,以至于终身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此处诗人使用正反两个典故,十分含蓄而得当。
颈联表现张祜对朝廷不改其忠贞,隐居乡野之间也不放弃自己的志向:他在梦中还一直牵挂朝廷,他的胸怀就像流经住处的长江一样浩大,有并吞万里长空之势。以“北极”比喻朝廷是诗中所常用的,而下句的“西江”既在形式上与上句的“北极”构成对仗,是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也是张祜胸怀抱负的曲喻,在修辞上十分巧妙。
尾联归结到张祜文才高妙而不得重用的不幸遭遇上:他所作的《宫词》,在皇帝的后宫中被宫女们广泛传唱着,可是又有什么用呢?这并不能对他的身世遭遇有所改变,所以说是“虚唱”;而“故国三千里”,一方面是张祜《宫词》的原句,另一方面也是暗示张祜隐居乡野之间,距离朝廷十分遥远。全诗就在这深沉的慨叹之中戛然终止,给人留下无穷感叹。
此诗使用典故巧妙自然,感情真挚深沉,写得有气势,表现了杜牧对张祜的赞赏。当时的诗人郑谷,故称有诗吟咏此事:“张生故国三千里,知者惟应杜紫微(指杜牧,曾任紫微舍人)。”
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让读者从一个片断场景看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待读者自己去想象,去玩味。这首诗却与众不同。它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诗总共只有二十个字。作者在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
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
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与张祜同时的诗人杜牧非常欣赏这首诗,在一首酬张祜的诗中有“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句。这说明,张祜的这首诗道出了宫人的辛酸,讲出了宫人要讲的话,当时传入宫中,曾为宫人广泛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