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最近得到了一封从平阴来的信,知道弟弟还安然无恙,让我的心稍稍得到安慰。
为了躲避贼寇的追捕,他一侧身便逃到了千里以外,寄住在平阴县一个荒僻的小村里。
现在战火一直不断,有战争就有伤亡,血痕一处接着一处,有多少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也到了老年之期了,死神正向我走来,不知道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我知道你生性胆小怕事,要回到西京来是不可能的,我年老力衰要到你那儿去也是遥遥无期。
看来乌鹊报喜,只是空喜一场,我也深负鶺鴒之意,兄弟二人只能心心相印,而人却不能相见。
面对生活上的困境,心中羞愧难言,一年到头无时无刻不在被忧伤愁绪困扰着。
东京西京两家人口已有三十口,不但我们兄弟两人难保,全家人都命如悬丝,危在旦夕。
注释
平阴:县名,隋属济州,天宝十三载(754年)州废,县属郓州。
舍弟:指杜颖。舍,谦词,用于对别人称自己年纪小辈分低的亲属。
侧身:言避寇不敢正行。
寄食:依附别人生活。
一家村:指平阴荒僻之乡。
烽举:举起烽火,表示有敌情。
酣战:战斗激烈。酣战曰新,见杀伐未休。
“不知”两句:此用《楚辞·招魂》典,表示死期将至,人难相见,魂可招。
人:一作“时”。
未期:无期。谓不知何日。
浪传:空传;妄传。
乌鹊喜:《两京杂记》:乾鹊噪而行人至。《随笔》云:北人以乌声为喜,鹊声为非。南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声则唾而逐之。
鶺鴒诗:喻指为兄弟危难而着急。《诗经·小雅·常棣》:“脊令(鶺鴒)在原,兄弟急难。”鶺鴒,鸟类的一属。
生理:生计。
何颜面:谓穷困而惭。
忧端:愁绪。
三十口:当合杜甫和杜颖两家而言。张远注:两京,公在西京,弟在东京也。三十口,合公与弟家属而言,公《赴奉先》诗“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止言十口,可明征矣。
这首诗作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年)。黄鹤注:诗云“两京三十口”,又云“烽举新酣战”,当是天宝十五年。杜甫得知其弟杜颖逃亡到平阴后捎来的信,知道他尚在人世,就写了这两首诗抒发乱离悲苦之情。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这首诗以白描手法写出了一个常见的乡村之夜。前两句写村夜秋色的浓重,后两句描绘出乡村之夜的美景。诗人通过秋夜的凄清,透露了孤独寂寞的心情。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苍苍霜草,点出秋色的浓重;切切虫吟,渲染了秋夜的凄清。行人绝迹,万籁无声,两句诗鲜明勾画出村夜的特征:夜色深沉,秋色浓重,在秋霜的浸染下,草色茫茫。四下里一片寂静,行人绝迹。只有不知名的秋虫在低低的吟唱。这里虽是纯然写景,却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萧萧凄凉的景物透露出诗人孤独寂寞的感情。这种寓情于景的手法比直接抒情更富有韵味。
“独出前门望野田”一句,既是诗中的过渡,将描写对象由村庄转向田野;又是两联之间的转折,收束了对村夜萧疏暗淡气氛的描绘,展开了另外一幅使读者耳目一新的画面:皎洁的月光朗照着一望无际的荞麦田,远远望去,灿烂耀眼,如同一片晶莹的白雪。“月明荞麦花如雪”,这是十分动人的景色,大自然的如画美景感染了诗人,使诗人暂时忘却了他的孤寂,情不自禁地发出不胜惊喜的赞叹。这奇丽壮观的景象与前面两句的描写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诗人匠心独运地借自然景物的变换写出人物感情变化,写来灵活自如,不着痕迹;而且写得朴实无华,浑然天成,读来亲切动人,余味无穷。《唐宋诗醇》称赞它“一味真朴,不假妆点,自具苍老之致,七绝中之近古者”。
诗因前后描写的景物不同,表达出诗人由孤独寂寞而兴奋自喜的感情变化。诗人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乡村夜景,于清新恬淡中蕴含了浓浓的诗意。诗中描写村夜,既有萧瑟凄凉,也有奇丽壮观,对比中构成乡村夜景。
此诗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写张说巡边的历史背景,“朔南方偃革,河右暂扬旌”说明朝廷是因为边境发生战事派遣燕国公巡边。同时,“宠锡从仙禁,光华出汉京”,写出了出京时张说的光彩。其实,张说出任朔方节度使,说白了就是贬官,作者把贬官写得如此荣耀,一则因为应制诗不能显出不满之意,二来这样写也是对友人的一种宽慰。后一部分主要赞扬张说的政治才能以及对他建功立业的期望。“闻风六郡伏,计日五戎平”,形象地说明了张说的治边才能。“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以仲山甫与张良来比喻张说,仲山甫与张良都是古代杰出的辅弼大臣,这充分表明了作者对张说的钦佩。而结联“四牡何时入,吾君忆履声”说“吾君”也盼望张说早日凯旋,对张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此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张九龄对唐玄宗兴战之心的暗中讽谏。当时唐玄宗送行诗中有“三军临朔野,驷马即戎行”、“戈剑靖要荒”等诗句,表明要耀武扬威,战服边疆,与张九龄同时的其他大臣奉和圣制诗,大多顺玄宗意,对朝廷兴战歌功颂德。而张九龄此诗开篇高擎“宗臣事有征,庙算在休兵”,指出朝廷开战的目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制止战争。针对唐玄宗尚战,张九龄为防微杜渐,希望能以讽谏感悟帝王兴战之心。这在“开元盛世”的背景下,实为难得。
这首《玉楼春》抒写闺怨,所创设的意境是:暮春时节,梁燕双飞,落红满地。女主人公愁倚锦屏,感到“春色恼人”,好天良夜而玉郎不见,不禁泪滴绣衫。全词意境优美,婉丽多姿。
上片写卷帘所见,怨情油然而生。首句用梁间燕语,表现“画堂”“寂寂”,以动写静,人物情感也寓于其中;“高卷”句在结构上是过渡;后两句是触景伤情:帘外“一庭春色”,本人公感到并不为己所有,故有“恼人”之感;而“满地落花”则又使她想到青春难再!
下片首二句用“愁倚”、“泪滴”写她触景伤精时的容态;结尾二句,点出原由。对月怀人,深为“四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难全而伤心。
在艺术上,此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意象的装饰性特征。词中的“画堂”、“落花”、“锦屏”等都是较为典型的装饰性意象,在颜色、形状等方面都是有着鲜明的图案性质的。这些具有图案性质的意象构织出整体的图案。这些意象,并非是词人的兴会所得,而是具有审美抽象性质的意象构织而成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个体化的、殊相的特征,都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意象。它们缺少随机感兴的鲜活感,但却具有一些可以相互诠释的意味。文学语言的图案化,在晚唐五代词中是最为典型的。因此可以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五代词的共同特征。
唐时音乐正处于发展阶段,所以诗歌中关于音乐的诗也甚多。诸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韩退之的《听颖师弹琴》和李长吉的《李凭箜篌引》,皆称绝唱。温庭筠这首《郭处士击瓯歌》与它们并列,当毫无逊色。
郭处士,据《温飞卿诗集》补注说,即郭道源。唐武宗朝,以善击瓯名,率以邢(山西)瓯、越(浙江)瓯十二只,旋加减水其中,以箸击之。瓯,《洪武正韵》谓“今俗谓碗深者为瓯。”《正字通》说:“俗谓茶杯为瓯。”击瓯是民间的一种音乐,这在现在也还可见。由于它不是正规乐器,古所谓的“革金石丝竹土木匏”八音之内,就没有瓷或玻璃的席位。对于这种土乐器的演奏,比之于琵琶、箜篌,当然有更难好之处。那当然,描写起来也就相对地要更困难些的。
温庭筠本人就是一个大音乐家。他不仅善于能依律而填词谱曲,所谓“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而且还精于演奏,其水平之高,达到了“有丝即弹,有孔即吹,不必柯亭爨桐”,也就是说,即使是粗制滥造的乐器,他也可以奏出很美妙的音乐。因此可以说,温庭筠的诗,就不是一般的泛泛的谀词,而是行家对于这一音乐之美的鉴赏了。
诗的题目既是《郭处士击瓯歌》,所以他可以不必叙述,而从第一个音符写起。“佶傈金虬石潭古”,虬,无角龙。正因为它无角,不得登于天廷,所以它因长期抑郁而多暴厉之气。佶傈,耸动的样子。佶傈金虬,正是写金色的无角龙,在古潭里翻腾怒吼,搅得潭水发出了噌吰的声音。以水声来写瓯声,自然给人以亲切的感受。击瓯的第一乐章,可以想见是何等的激烈而宏伟。接着,“勺陂潋滟幽修语”,第二乐章由急转缓,由重移轻。从噌吰跳荡而转为轻波唼喋。又好像是独坐在幽篁里,听那微风拂过竹梢。陂,是水边逐步倾斜的坡岸。所以这里写的就不是水的拍击之声,因为无岸壁可拍,而是水波荡漾以进退的唼喋声,或是轻波逐戏的潋滟。“幽修”指的当是竹。所谓“幽篁”、“修竹”者是。人坐在幽篁里,亦即深竹丛中,一切的声音,都隔绝了,这里仿佛是王维“入定”的境界。但微风却闯了进来,拂动竹叶,发出切切嚓嚓的声响,有如小女子们在那里说着悄悄话。这个意境只有虽入定而又不甘寂寞的王维体察得出来,故他在他的《山居秋暝》中说:“竹喧归浣女”,这不止是写竹之喧,也含有她们的笑语声。这就不仅写出了轻音部,而且又都带有人间熟悉的生活情趣,使人听来,于分外宁静之中,还有一种亲切的感受。
第三乐章,手法一变,“湘君玉马上神云,碎佩丛铃满烟雨。”不是一句一个意境,而是用两句同写一个意境。乐声于沉静之中又飞扬了起来,有如湘君骑着宝马自天外远远而来。这个感觉极细,正是捉住了瓯声从轻而渐扬的音步。湘君身上的佩玉发出丁东之声,和着马脖子上的鸾铃锵锵。有轻有重,有急有徐,却又是如此的和谐。正因为从敲着盛水的杯子发出的声音吧,所以听来都带有水的滋润。不是响晴的天空那种爽朗的声音,而是仿佛从烟雨中发出的;因而都沾上了水的滋润。“碎佩丛铃满烟雨”,温庭筠确实是有着音乐家的耳朵。他是这样准确地捕捉到了乐声燥湿的质感,他又有着文学家的手,能把它换成立体声的画面传给了读者。这就使得千百年后的读者,也能通过他留下的非常富有特色的画面,而想象得到这支音乐的节奏:第一乐章是宏大的,第二乐章是宁静的,而到了第三乐章则飞越而悠扬,恰似音乐最好的结尾。
接着下面三段,用“吾闻”领起,一下转到了宫中,这是为了写演奏家的。武宗在位的时候,李德裕执政,郭道源曾充太常寺调音律官。那在晚唐,曾是一个开明的朝代。以后宣宗继位,朝政又趋于腐败。李德裕贬死,从郭道源流落到了民间看,他当也是一位耿介拔俗的艺术家。正是这样的思想渊源,才会被温庭筠引为同调。所以温庭筠这才用了更大的篇幅,用闪回、插叙的回忆笔法,来写他过去演奏的这一段光荣。这在文字的背后,那是寄托了对于李德裕的哀思与夫对现实的批判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用了“吾闻”,那当然是对于郭的传说又加上作者的想象,那么读者就要注意作者在这里的设想了,因为这里正是诗人可以有最大的自由,寓意传神,以表达他的言外之意的地方。因而在这里捕捉诗人的精神实质,读者也就有可能懂得他诗旨之所在了。这样,他虽然写的是别人,却很可以见设想者自己的精神的。或者说是抒情和对象的结合,是情与志的共同体。
这里第一段“三十六宫花离离,软风吹香星斗稀。玉晨冷磬破昏梦,天露未干香着衣”是写郭处士曾在宫中生活的情景。而且,他似乎还是一位道教之士。本来“处士”是对那些有德而隐居的人的一种尊称。按说对曾在宫中当过待诏的人是不当的。但唐朝由于姓李,很尊崇李家的道教,入宫后而又隐退的也大有人在,如和李白很要好的司马徽就是。郭道源既已出宫很久,那么尊之为“处士”自也可以。由于温庭筠没有进过皇宫,对皇宫里的生活只能根据传闻加以想象,所以用听说“三十六宫花离离”来展开他的叙述。如此众多的离宫,错落地隐在繁茂的花树丛中,这是多么富丽庄严的景象。既具体又有着高度的概括,使人产生了许多的联想。然而接着读下来的,仿佛郭处士正在这里深夜徘徊,给人一种幽冷孤独的意味。本来正如骆宾王《帝京篇》里说的:“汉家离宫三十六”,是言帝王所居宫殿之多,“花离离”,是花木披纷的世界。这是实写;但按中国诗歌的传统语境,花往往又是用以写美丽的女人的。花离离,对于皇宫来说,又是美女的世界。“离离”,除了有草木繁茂的意义外,用于人,也有“懒散、忧伤”的意义。在这样的深宫里,该囚禁了天下无数美色,而皇帝只有一个,是以有的从少女一直到头白都不得见皇帝一面的。“软风吹春星斗稀,玉晨冷磬破昏梦。”因为女子太多了,而一个皇帝又照顾不过来,所以在深宫里,固然有的地方笙歌达旦,和暖的春风软软地吹着,在这令人沉醉的春晨,金屋中有人正如《红楼梦》中薛大少说的:“洞房花烛朝慵起”。但也有的地方,则只能是伴着春风,独自对着星空,从稀到密,又从密等到了稀,良宵空待。更有的连这空待的幻梦也消灭了,就只有与青灯冷磬相伴,明知此生已矣,只希望修个来生。“天露未干香着衣”,使人想到了杜甫的“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是爱的执着,同时也是对美的摧残。温庭筠把这一切都揉合在了一起,这就成了最典型的内宫写照。“香雾”也好,“香露”也好,这不止是具体地写了雾与露,更是写了这里的一个大的环境,使雾与露而香的,说明了这里的环境,至少也是在花树丛中或脂粉香中的。露与雾也因花气或脂粉之香气之重而被薰香了。
但是,“玉晨”似还有一说:据《上清紫晨君经》说,玉晨是上皇先生的精灵。因为郭道源是道士,故尔“玉晨冷磬破昏梦,天露未干香着衣”,也可以说是借重来指郭道源自己。说他用“冷磬”来惊破人们的“昏梦”。以“冷磬”对“昏梦”非常之妙。中国的俳优,即宫廷艺人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寓谏于滑稽之中,想必郭道源也是这样的,以滑稽谏,得罪了宣宗,这才遭到了朝廷的遗弃。那么,这“软风”、“冷磬”,也许更多的是在写在这里徘徊了一夜,因而让露水打湿了衣裳的郭道源的感觉了。这虽属纯客观的描写,但由于他写出了一个在这样富丽温柔而又幽森孤独的环境里,竟然竟夕起徘徊的他,这就是通过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使读者可以“以形传神”,从他那无言的客观的神态中,看到他那满怀心事的忡忡之情,这就把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形象,非常突出地立在了读者的眼前了。这样的歌颂郭之为人,既艺术,又得体。
接下来,写郭的艺术。“兰钗委坠垂云发,小响丁当逐回雪”,他在宫中击瓯,也许是为舞女伴奏,也许正是因他击奏的瓯声丁当,而使人幻发出如见疾风回雪之舞,她旋转的是的么疾速呀。以致云鬓松动,头上的兰钗都掉了下来。那丁当之声也许就是这首饰坠地时发出的声音。众多的首饰,纷纷坠落,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发出清脆的丁东声,如瓯如磬,似幻似真,倒也有趣。“晴碧烟滋重叠山,罗屏半掩桃花月。”乐声渐入轻微,仿佛是她停了下来,由于刚才旋转得太疾,乍歇下来,是以这时读者仿佛听到她喘息着,仿佛看到了她的脸色绯红,在罗屏半掩之中,恰如那桃花染就的一轮明月,白中透红。衬得她那细细的黛眉,也像晴天里那含烟的一弯远山。这真是太艳丽了,于是“太平天子驻云车,龙炉勃郁双蟠拏”,连经常接近声乐女色,享尽了人间富贵的太平天子,也不由得要停下车来,久久地注目而视。以至两边香炉中的御烟,因停得久了而如双龙样的纠结在了一起。“宫中近臣抱扇立,侍女低鬟落翠花。”那些执掌礼仪的中性太监们,也一个个地抱着羽扇而发呆。侍女们连发饰松脱了都不知道。大家都看、也许是听得太痴呆了。以至大家如醉如痴,君臣失仪,一切的威严、恐惧,在她的面前,都扫地以尽了,剩下的就只是对于音乐舞蹈的倾倒。则这音乐之美,中人之深,就可想而知了。
“乱珠触续正跳荡,倾头不觉金乌斜。”这时瓯击得如玉珠跳荡,他低着头那样入神地敲打着,不知道竟到了日已西斜的时分;然而人们似乎意犹未足。他不仅采用了声音的传统的写法,“以声写声”,而且还以意识来写声,写众人的痴呆,进一步把郭处士的才艺写得简直出神入化了。
这上面四段,下了偌大的气力,从各方面来写郭道源:写他的音乐奇才,写他的忧国忧民,但这实在不是赞美他的技艺,而只不过是用作铺垫,为的是写其才志如此,竟无可用。所以他最后说:“我亦为君长叹息,缄情寄远愁无色。”
也许郭道源对朝廷还抱有幻想,所以他最后说:“莫沾香梦绿杨丝,千里春风正无力。”其实武宗不幸死于太监之手后,太监们怕再出一个像武宗似的英明的皇帝,所以这才特地选了一个懦弱而又酷好声色的李忱当皇帝,是为宣宗。温庭筠对于朝廷的这一套,他是太了解了。与他很亲近的太子永之死,武宗之死,宣宗之立,几乎在他的身心上,都留下了道道血痕。所以他这才在最后用《杨白华》的故事来劝他,说:莫做杨花梦,春风正无力,你是飘不到旧窠里去的。明末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曾感叹地说:“武宗不夭,德裕不窜,唐其可以复兴乎!”可惜的是,宣宗却反其道而行之。王夫之说;“唐之亡,宣宗亡之”。这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旧窠早已没有了。据《梁书》说:“杨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花》歌词,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杨华,本名白花,奔梁后改名华。其歌词曰:“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谁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温庭筠用这样一个故事,非常含蓄,特别是以情歌里的单相思来写政治,郭道源当然懂。但别人就不好说他是对朝廷的不满了。
武宗当政时间不长,从公元841年至847年,则温庭筠已有三十多岁,正当壮年,从他娴熟音乐,也和郭道源因李德裕之故而一同沉浮着,他们当是知己,所以他才能对技艺写得这样的深切,对郭道源之情写得这样深挚,而对于时事的手法,又是这样的深沉。特别是最后,他这唤醒春梦的沉痛的语,表达出的是对同志的叮咛,而绝不是浪荡子的泛声。则这一首诗,实际是充满着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同志无限深情的咏叹;同时也是对于时事最清醒的估计和鄙弃。总之归结起来,便是一阕对于人才沉沦的悲歌。正因为温庭筠对过去了的武宗的政治爱得那样深,对于当前宣宗之治是这样不信任,他既无限忠贞于过去,又十分洞察于现在,所以他才不为当世所用,也不肯为当世所用。这绝不是持什么“无特操……为当涂所薄”的论者们所可理解的。
《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总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