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这首咏柳花的词曾被苏轼赞为妙绝,但词史上,人们多赞赏东坡的和柳花词,而对这首原作却颇多微词。实际上,这首词清丽和婉,不失为词中精品。
首句“燕忙莺懒芳残”开篇点题,写燕忙于营巢,莺懒于啼唱,繁花纷纷凋残,表明季节已是暮春:“堤上”,指明地点:“柳花飘坠”,点明主题。
破题之后,用“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紧接上句,把柳花飘坠的形状作了一番渲染。它为下文铺叙,起了蓄势的作用。韩愈《晚春》诗云:“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意思是说:“杨花和榆荚一无才华,二不工心计;不肯争芳斗艳,开不出千红万絮的花。韩愈表面上是贬杨花,实际上却暗寓自己的形象,称许它洁白、洒脱和不事奔竞。章楶用这个典故,自然也包含这层意思。
“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写到此,词人竟把柳花虚拟成一群天真无邪、爱嬉闹的孩子,悠闲地趁着春天的游丝,象荡秋千似地悄悄进入了深邃的庭院。春日渐长,而庭院门却整天闭着。柳花活似好奇的孩子一样,想探个究竟。这样,就把柳花的形象写活了。
“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柳花紧挨着珠箔做的窗帘散开,缓缓地想下到闺房里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旋风吹起来。这几句深得南宋黄升和魏关之的欣赏。黄升说它“形容居”(《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评);魏庆之说它“曲尽杨花妙处”,甚至认为苏轼的和词也“恐未能及”(《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当然,把这首词评苏轼和词之上是未免偏爱太过;但说它刻画之工不同寻常,那是确实不假。这几句除了刻画出柳花的轻盈体态外,还把它拟人化了,赋予它以“栩栩如生”的神情,真正做到了形神俱似。
下片改从“玉人”方面写:“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唐圭璋等《唐宋词选注》称此词为“闺怨词”,估计就是从这里着眼的。到这里,“玉人”已成为词中的女主人公,柳花反退居到陪衬的地位上了。但通篇自始至终不曾离开柳花的形象着笔,下片无非是再通过闺中少妇的心眼,进一步摹写柳花的形神罢了。柳花终于钻入了闺房,粘少妇的春衣上。少妇的绣花床很快被落絮堆满,柳花象无数香球似地飞滚着,一会儿圆,一会儿又破碎了。这段描写,不仅把柳花写得神情酷肖,同时也把少妇惝恍迷离的内心世界显现出来。柳花少妇的心目中竟变成了轻薄子弟,千方沾惹,万般追逐,乍合乍离,反覆无常。
“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这几句既着意形容柳花飘空坠水时为蜂儿和鱼所贪爱,又反衬幽闺少妇的孤寂无欢。“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借两个典故,既状写柳花飘坠似泪花,又刻画少妇望不见正“章台走马”的游冶郎时的痛苦心情。唐崔颢《渭城少年行》:“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即其一例。至于柳与章台的关系,较早见于南朝梁诗人费昶《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杨柳何时归,袅袅复依依,已映章台陌,复扫长门扉。”唐代传奇《柳氏传》又有“章台柳”故事。
这首词若有不足,当是上下片主题不一,从而造成了形象的不集中。然而瑕不掩瑜,此词仍值得用心玩味。
这是一首缘事抒怀的诗作,实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激烈斗争实况的形象记录。它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文坛百花凋残、众芳零落的荒芜景象;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摧残革命文艺的黑暗现实;含蓄地表达了诗人以及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惧强权,决心同其战斗到底的坚定立场和斗争精神。从而,充分地体现了鲁迅时时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爱国深情。
这首诗,是鲁迅久积悲愤、愤涌而出的结果。因而,在无限悲愤之中蕴藏着呐喊的豪情,在凝炼精短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与其战斗的韧劲。诗意婉转,而又义正词严,比喻浅豁,却又含而不露,用典质朴,但又朴而见雅。全诗层层递进,不枝不蔓,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极强的感染力,显示了作者思想的高度与艺术的精度。首句直揭黑暗的现实、险恶的环境,为下面诗情的展开作了铺垫。次句暗述朋友的规劝,一个“惹”字,既牵动了作者重返“旧游之地”的“梦思”,又倾吐了作者“如处荆棘”的恶劣环境的愤慨。第三句中的一个“恨”字,寓托深刻,既含有作者对国民党摧残文坛罪行的无比憎恨,又含有作者对为革命而献身的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这一句,既以“芳林寥落”与首句的“文章如土”相呼应、相补充,又起引出末句的作用,以兰、菊不同季节开放为喻,暗述自己“很难成行”的缘由,表达了作者誓与他们斗争到底的不屈意志与坚强决心。
“从军行”是乐府古题。此诗写当世之事,由于怕触犯忌讳,所以题目加一个“古字”。它对当时帝王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行径,加以讽刺,悲多于壮。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一、二句是说,白天士卒们登山观察报警的烽火;黄昏为了饮马他们又靠近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三、四句是说,行人在风沙昏暗中听到刁斗敲击的凄厉声,又听到远嫁乌孙国的汉家公主的幽怨的琵琶声。
诗一开头首先写紧张的从军生活,白天爬上山去观望四方有无举烽火的警报;黄昏时候又到交河边上让马饮水(交河在今新疆吐鲁番西面,这里借指边疆上的河流)。三、四句的“刁斗”,是古代军中的铜制炊具,容量一斗。白天用以煮饭,晚上敲击代替更柝。“公主琵琶”是指汉朝公主远嫁乌孙国时所弹的琵琶曲调,当然,这不是欢乐之声,而只是哀怨之调。一、二句是写“白日”、“黄昏”的情况,那么夜晚又如何呢?三、四句接着描绘:风沙弥漫,一片漆黑,只听得见军营中巡夜的打更声和那如泣如诉的幽怨的琵琶声。景象是多么肃穆和凄凉!“行人”是指出征将士,这样就与下一句的公主出塞之声,引起共鸣了。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五、六句是说,野营万里广漠荒凉得不见城郭;大雪霏霏弥漫了辽阔无边的沙漠。
这里诗人又着意渲染边陲的环境。军营所在,四顾荒野,无城郭可依,“万里”极言其辽阔;雨雪纷纷,以至与大漠相连,其凄冷酷寒的情状亦可想见。以上六句,写尽了从军生活的艰苦。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七、八两句是说,胡地的大雁惊飞着哀鸣不停;胡人的士兵痛哭着个个流泪滂沱。
诗人并不从正面点出“行人”的哀怨之感,而是别出机杼,背面敷粉。胡雁胡儿都是土生土长的,尚且哀啼落泪,何况远戍到此的“行人”呢?两个“胡”字,有意重复,“夜夜”、“双双”又有意用叠字,有着烘云托月的艺术力量。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九、十两句是说,听说玉门关的交通还被关闭阻断,大家只得豁出性命追随将军去拼搏。
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谁不想班师复员呢?可是办不到。“闻道玉门犹被遮”一句,笔一折,似当头一棒,打断了“行人”思归之念。据《史记·大宛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军攻大宛,攻战不利,请求罢兵。汉武帝闻之大怒,派人遮断玉门关,下令:“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这里暗刺当朝皇帝一意孤行,穷兵黩武。随后,诗人又压一句,罢兵不能。“应将性命逐轻车”,只有跟着本部的将领“轻车将军”去与敌军拼命。这一句其分量压倒了上面八句。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汉家:汉宫。最后两句是说,年年征战不知多少尸骨埋于荒野;徒然见到的是西域葡萄移植到汉宫。
拼命死战的结果如何呢?无外乎“战骨埋荒外”。诗人用“年年”两字,指出了这种情况的经常性。全诗一步紧一步,由军中平时的生活,到战时的紧急情况,最后说到死,为的是什么?这十一句的压力,逼出了最后一句的答案:“空见蒲桃入汉家。”
“葡桃”就是现在的葡萄。汉武帝时为了求天马(即今阿拉伯马),开通西域,便乱启战端。当时随天马进入中国的还有“蒲桃”(葡萄)和“苜宿”的种子,汉武帝把它们种在离宫别馆旁边,弥望皆是。这里“空见蒲桃入汉家”一句,用此典故,讥讽好大喜功的帝王,牺牲了无数人的性命,换到的是什么呢?只是区区的葡萄而已。言外之意,可见帝王是怎样的草菅人命了。
此诗全篇一句紧一句,句句蓄意,步步逼紧,直到最后一句,才画龙点睛,着落主题,显出此诗巨大的讽谕力。诗巧妙地运用音节来表情达意。第一句开头两字“白日”都是入声,具有开场鼓板的意味。三、四两句中的“刁斗”和“琵琶”,运用双声,以增强音节美。中段转入声韵,“双双落”是江阳韵与入声的配合,犹如云锣与鼓板合奏,一广一窄,一放一收,音节最美。中段入声韵后,末段却又选用了张口最大的六麻韵。以五音而论,首段是羽音,中段是角音,末段是商音,音节错落,各极其致。全诗先后用“纷纷”、“夜夜”、“双双”、“年年”等叠字,不但强调了语意,而且叠字叠韵,在音节上生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