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太清的词清新隽秀，这首《玉烛新·白海棠》，亦是非常轻灵生动。
词中上阙写花，是透过人的审美心理来表现的，其中浸透了人与花的交融。一番新雨初晴后，那白海棠像是被洗褪了胭脂，穿着洁白素色的衣服一样，海棠以红色为多，白海棠为稀有品种，人们多见红色海棠。当见到白海棠时词人欣喜地形容白海棠为“乍洗褪胭脂，缟衣妆就”，把白海棠比喻成一位洗去了胭脂，身着素衣的清丽女子，她不施粉黛，依然有逼人的容光，令人移不开目光。接着又形容它的可爱姿态：“东风倦倚，憨憨态”，说有它有着憨态可掬的样子。它“不管敲残更漏”，从白日到夜晚，都是这番惹人喜爱。到了夜晚“嫩寒天气”中，白海棠静静睡去，变成一种“乌衣”打扮。院子里寂静无声，银烛还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主人尚未睡去，但却“微香暗侵襟袖”，白海棠微弱的香气飘了进来暗侵襟袖，沁人心脾。
词中下阙延续了人与花交融的手法，写的是词人与花的对话。“盈盈一点芳心，占多少春光，问卿知否？”这是赏花女子与花的对话，说花儿盈盈芳心，占尽春光，女子的芳心，也在春光中被花儿激发，在红装素裹的争奇斗艳中，谁能占几分春光？唯有词人独独赞赏这白海棠。“谁得似、净骨天然清瘦”，还赞扬它的素净清雅。“神娟韵秀。雅称个、花仙为首”，赞扬它在花中也数第一，有着清秀高雅的神态。花有肥腴之态，鲜艳之色，代表了一种富贵态，词人的审美欣赏却在于花中“净骨天然”的挺拔素洁，它代表了一种天姿国色，而且神韵高雅，不媚俗，非浓妆艳抹。词人以这里的白海棠为知音，表示要像伯牙与子期一样，在它面前弹奏“流水高山”一曲，为它慢慢弹奏，倾诉自己的芳心。交融对话，写得灵动活泼，借咏花，表达了词人的审美追求。
这首词的特色就在于它将以前女性词中，特别浓郁的伤春怨秋、压抑哀伤之情放在一边，把以往女性词人面对惨淡人生、压抑现实时无法摆脱的情绪和感受，化为美人飞仙式的自赏和自许。词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白海棠的命运连在一起，委婉幽深曲地道出自己自信清高的情怀。
诗的首联说杨瑗因为家中有年老的父母须要奉养，所以不嫌南海荒僻而赴任，孝情可感。古人有亲老不择官的说法，《说苑·建本》：“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地而仕。’”此诗即用其意。这两句在赞美杨瑗孝顺老亲的同时，已经暗含了不宜前去南海为官的意思；如果不是父母年老，当官是不会选择这样的荒蛮之地的，更何况不过是县尉这样的小官。
颔联言南海的风土人情，与中原大地不同。此处提及“海市蜃楼”和“鲛人”，意在强调其地独特的风土人情。海市蜃楼在今人看来乃是人间胜景，但在南海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未尝不是边远怪异之象，如韩愈所说：“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潮州刺史谢上表》）而当地居民也多“非我族类”的鲛人，未尝开化，很难交流。设想朋友就要到这样的地方去生活，虽只是平实写来，而矜悯之情，自然流露于言外。这两句描写南海的奇异风物，自然有岑参好奇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形容其地荒蛮，不适合北方人居住。
颈联继续描写南海的风物，色彩则趋于明朗。海边夏雨气象阔大，岭上春花色彩鲜明。律诗中的第三联是要“转”一下的，作者也不愿过多渲染南海生活环境不如人意，毕竟还是要安慰一下远行者，所以又从劝慰的角度讲此处风景之美。
诗人在尾联对杨瑗亲切嘱咐：南海这个地方多产宝玉，你千万不要嫌厌那里生活的清贫。诗人语气如此沉重，本意是要朋友转换心态，结果反而可能强化对方忧远伤别的心理；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朋友一片殷勤珍重的关怀之意。诗人下笔也有言外之意，既然南海多宝玉，何必加一“慎”字，可见他真正的意思是希望杨瑗以节操清廉为重。
在唐代，今天的两广地区还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之地，说起来也算是“边塞”了。只不过那里并没有成就功名的机会，派去那里做官，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贬谪和惩罚措施。韩愈被贬谪潮州时心情就极度郁闷，担心自己不再能生还，写诗对侄孙韩湘说：“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所以当朋友要去南海做一个小小的县尉时，岑参赠别的基调就是同情和安慰。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雨花台是坐落在南京城南的一处名胜，登高远眺，诸景诸色，尽收眼底。南京曾是明代建国之初的都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就在南京钟山之上；南明福王朝廷也曾建都于此。诗人登上雨花台，举目四望，不禁感叹万分。开头两句不禁点名了诗人的布衣身份，而且还隐含着一股豪气。魏禧在明亡之后，绝意仕进。清统治者为笼络文士，曾诏举博学鸿词，他拒绝应试，因此年至四十，仍甘心老于茅屋。“麻鞋”乃乡间野老所穿，杜甫曾以“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写抵凤翔见唐肃宗得授拾遗的情景。在山河破碎、江山易主的时刻，魏禧以“此日麻鞋拜故京”表达了更为深沉浓重的情感。
三、四两句诗人心头的怒火陡然升起，诗人发出了激愤的责问：究竟谁是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表现了诗人对祸国殃民者的仇恨和对历史的反思。“全破碎”的“全”字含义深刻。金瓯破碎，竟然无一可以幸免，而且是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遭到了迅速覆灭的命运。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之后，阉党余孽马士英等把持了朝政，不积极备战，以图恢复，反而倒行逆施，大兴土木，恣意荒淫，遂使山河全部为清所有。战火遍地，四处疮痍，甚至明朝开国皇帝的陵墓也难逃厄运。这实在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诗人用“可堪翦伐到园陵”表达了痛心疾首的义愤之情。其中有对断送国家者的鞭挞，也有对异族入侵者的控诉。
五、六两句诗人内心的怒火转化为憎恶怨恨，从而使全诗的内蕴更加深邃和丰富。“牛羊践履”既是实写眼前景，又是对异族侵略者的微妙讥讽。作为刚从游牧部族进入关内的清人，牛羊的践踏锦绣江山，就如同他们的铁蹄在蹂躏着大江南北。“多新草”三字含义深长，形象地描绘出了被牛羊践踏的田园一片荒芜，只有野草时时更新的景况，黎民百姓的悲惨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与此相对的却是雍容华贵的官府车盖，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更令人触目惊心者还是“半旧卿”三字，那些曾在明朝为官为宦的权贵们，在异族入侵着面前卑躬屈膝，侧姿求媚，腰身又变成了当朝的新贵。他们毫无民族气节，不顾国家生死危亡，只知追求个人安乐，不正是这些民族败类葬送了明代的江山吗？这就与上一联“谁使山河全破碎”紧紧呼应起来。“冠盖雍容”与诗人“柴荆”“麻鞋”的身份相映衬，表露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意，诗人强烈的民族气节也就愈加分明。“多新草”与“半旧卿”，一新一旧，新草遮盖的是旧日山河，旧卿却扮演了新贵的角色。由此不难见出诗人锤字炼句之功。
最后两句，诗人在雨花台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满腹的悲愤还未倾吐干净，不觉暮色已经降临。作者的真挚情感甚至打动了天地万物，只见凄风悲号，江水痛哭，日夜不息。正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达到了“感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全诗也就在这悲风声中收束。
在许多诗集中，这首诗都归在贾岛名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贾岛是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不是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而在贾岛自己的作品以及有关这位诗人生平的文献中，从无他在并州作客十年的记载。又此诗风格沉郁，与贾诗之以清奇僻苦见长者很不相类。《元和御览诗集》认为它出于贞元间诗人刘皂之手。虽然今天对刘皂的生平也不详知，但元和与贞元时代相接，《元和御览诗集》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因此定其为刘作。
此诗题目，或作《渡桑乾》，或作《旅次朔方》。前者无须说明，后者却要解释一下。朔方始见《尚书·尧典》，即北方。但同时又是一个地名，始见《诗经。小雅。出车》。西汉置朔方刺史部（当今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的一部分，所辖有朔方郡），与并州刺史部（当今山西省）相邻。桑乾河并不流经朔方刺史部或朔方郡，所以和朔方之地无关。并州在唐时是河东道，桑乾河由东北而西南，流经河东道北部，横贯蔚州北部，云、朔等州南部。这些州，当今雁北地区。由此可见，诗题朔方，乃系泛称，用法和曹植《送应氏》“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一样。而刘皂客舍十年之并州，具体地说，乃是并州北部桑乾河以北之地。
诗的前半写久客并州的思乡之情。十年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十年积累起的乡愁，对于旅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回去。无名氏《杂诗》云：“浙江轻浪去悠悠，望海楼吹望海愁。莫怪乡心随魄断，十年为客在他州。”虽地理上有西北与东南之异，但情绪相同，可以互证。后半写久客回乡的中途所感。诗人由山西北部（并州、朔方）返回咸阳，取道桑乾流域。无端，即没来由。更渡，即再渡。这“无端更渡”四字，乃是关键，要细细体会。十年以前，初渡桑乾，远赴并州，是为的什么呢？诗中没有说。而十年以后，更渡桑乾，回到家乡，又是为的什么呢？诗中说了，说是没来由，也就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果真如此吗？不过是极其含蓄地流露出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并州作客，而十年过去，一事无成，终于仍然不得不返回咸阳家乡这种极其抑郁难堪之情罢了。但是，出乎诗人意外的是，过去只感到十年的怀乡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在这久客之中，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诗人心中第二故乡，所以当再渡桑乾，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另外一种思乡情绪，即怀念并州的情绪，竟然出人意外地、强烈地涌上心头，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惟一的，而“无端更渡”以后，后一矛盾就突了出来。这时，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到，“忆咸阳”不仅不是唯一的矛盾，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究竟哪一边更有分量，也难于断言了。以空间上的并州与咸阳，和时间上的过去与将来交织在一处，而又以现在桑乾河畔中途所感穿插其中，互相映衬，宛转关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故乡的怀念。